2025年，全國法院宣告無罪294人。

把這個數字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同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140.4萬人，法院判處生效被告人140余萬人。簡單一除，無罪率大約是0.021%——也就是每一萬個被告人里，只有兩個人能被法院宣告無罪。

這個數字，創下了近年來的新低。相比2015年的0.05%，十年間，無罪率又跌去了一半以上。

每年兩會期間，總有人會問：無罪率這么低，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司法質量特別高，幾乎沒有冤枉一個好人？

恐怕事情沒那么簡單。

一、無罪率0.021%意味著什么？

橫向對比一下，會更直觀。

在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無罪判決率通常在5%上下；在英美法系國家，這個數字可以達到20%左右。即便考慮到不同司法體系的差異，我國0.021%的無罪率，也僅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兩百分之一。

這不是因為我們的檢察官比其他國家更“神”，起訴的案子個個板上釘釘。更可能的原因是：大量的“問題案件”，在進入法院之前，就被消化掉了。

2025年，檢察機關不批捕32.6萬人，不起訴34.7萬人。不批捕率32.6%，不起訴率約20%。這意味著，每五個被移送審查起訴的嫌疑人里，就有一個最終沒有被送進法院。

這些人才是真正的“隱形無罪者”。他們沒有等到法院的一紙判決，但在程序意義上，他們也是“出罪”的人。

全國人大代表周光權在接受采訪時說得很直接：無罪率過低，“就會帶來刑事司法中人權保障的疑慮”。因為司法有其自身規律，隨著程序推進，一定會有部分案件被過濾出來——要么事實不清，要么證據不足，要么法律適用存在爭議。如果這些案件在前端都被“強行消化”了，在后端又幾乎不可能被判無罪，那那些本應無罪的人，出路在哪里？

二、為什么無罪判決這么難？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它是制度慣性、考核壓力、外部環境和人性博弈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疑罪從無，在實踐中常常變成疑罪從有。

法律規定很明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有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但在實踐中，面對證據存疑的案件，法院往往會選擇一種更“穩妥”的處理方式——“留有余地”的判決。

什么叫“留有余地”？就是事實可能有疑點，證據可能有瑕疵，但為了照顧各方訴求，先判個有罪，量刑上從輕一點。這樣既給了偵查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個交代，也給了被害人一個說法，還能避免上訪鬧訪的風險。至于被告人是不是真的冤枉，似乎成了次要的考量。

一位學者曾痛心地說：“對很多證據存在重大爭議的案件，在各種因素的通盤考量下，法院往往作出‘留有余地’的判決，以照顧各方訴求。”這種“照顧”，代價是一個人的自由，甚至一生。

第二，考核制度把無罪判決視為“不能承受之重”。

對檢察官而言，無罪判決幾乎是不可接受的大忌。一旦出現無罪判決，意味著錯案責任追究、國家賠償、職業聲譽受損，甚至直接影響晉升。所以，當案件可能出現無罪風險時，檢察機關更傾向于撤回起訴，做不起訴或退回公安機關撤案處理，而不是讓它進入法院等著被判無罪。

對法官而言，同樣面臨壓力。雖然中央已經取消了不合理的考核指標，但在地方層面，公檢法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依然存在。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意味著否定了公安機關的偵查、檢察機關的起訴，這種“打了臉”的事，不是每個法官都敢做的。

第三，認罪認罰制度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問題。

2024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86.9%，法院采納量刑建議率96.6%。這些數字背后，是大量案件的快速流轉。

但在實踐中，有一部分案件是在“認罪可從寬，不認則從重”的兩難選擇中，被告人違心認罪的。為了換取自由，為了早點出去，他們選擇了認罪認罰。而一旦認罪，法院自然不會再深究證據問題。那些原本可能存在的疑點，就這樣被“消化”了。

周光權指出，近年來已經出現多起檢察院做有罪指控后，被告人認罪認罰、律師做罪輕辯護，而法院堅持原則依法判無罪的案件。這說明，認罪認罰不應成為放棄實質審查的理由。

第四，外部因素仍在干擾。

被害人的激烈反應、社會輿論的壓力、地方維穩的考量，都在無形中影響著法官的判斷。當被害人家屬當庭揚言“誰敢判無罪，我就讓誰下不來臺”時，法官真的能心無旁騖地依法裁判嗎？

還有那些“遠洋捕撈”的涉企案件，異地執法、超額查封、強制羈押，背后的利益糾葛錯綜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指望法院輕易判無罪，顯然不現實。

三、那些最終被糾正的冤案

今年兩會期間，一個案例被寫進了最高檢工作報告——“安徽車超案”。

2000年，安徽亳州一名女生遇害，車超、李勇被列為犯罪嫌疑人。此后，車超被判處死緩，李勇被判處無期徒刑。他們在監獄里待了二十多年，不斷申訴。

2025年，最高檢審查發現，原案缺乏關鍵證據，依法提出抗訴。再審時，法院認定原判據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系通過非法方法獲取，依法應予排除；據以定案的足跡鑒定意見所使用的樣本不具備同一認定條件，不應采信。最終，車超、李勇被改判無罪。

這個案子告訴我們兩件事：

第一，冤案確實存在，而且一旦發生，后果是毀滅性的。二十多年的牢獄之災，無論怎么賠償都無法彌補。

第二，糾正一個冤案，太難了。從2000年到2025年，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這期間，他們經歷了多少絕望的時刻？

2025年，檢察機關監督有罪改判無罪79人。這些人，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案子被看見了。還有多少“車超”，仍在黑暗中等待？

四、另一個視角：前端的“出罪”才是真正的機會

回到0.021%這個數字。如果我們只盯著它，很容易陷入一種悲觀情緒：到了法院，基本沒戲了。

但換個角度看，刑事案件的“出罪”，本來就不應該只發生在法院。

2025年，不批捕32.6萬人，不起訴34.7萬人。這兩組數字加起來超過67萬人。這些人，沒有犯罪記錄，沒有留下案底，沒有經歷公開庭審的煎熬。他們在程序的前端，就被攔了下來。

對于刑辯律師而言，這個信號再清晰不過：真正有機會改變案件走向的，不是法庭上的慷慨陳詞，而是前端的每一次介入。

偵查階段，及時固定有利證據；批捕階段，爭取不捕決定；審查起訴階段，提交有理有據的法律意見書，爭取不起訴。這些工作，比最后在法庭上做無罪辯護，成功率高得多。

一位同行說得很實在：“很多人一提到‘無罪’，首先想到的是法院判決無罪。但真正熟悉刑事案件運行規律的人都知道，案件的走向，往往并不是在最后的法庭上才決定的。大量案件的實質性結果，早在偵查、批捕、審查起訴階段，就已經初步定型了。”

五、0.021%之外，我們還應該關注什么？

周光權在接受采訪時說了一句很值得深思的話：“無罪率的高低問題，事關國家法治發展水平和人權保障狀況，必須認真對待。”

他還提到一個數據：2025年，法院宣告294人無罪的同時，審結國家賠償案件6865件。這些國家賠償案件，絕大多數是刑事案件。這說明，由司法造成的冤錯案件，遠超294件。

所以，0.021%的無罪率，并不是一個可以拿來炫耀的數字。它背后，是大量在前端被“消化”的存疑案件，是那些“留有余地”的疑罪從輕判決，是二十多年后才被糾正的冤案，是成千上萬的國家賠償申請人。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積極的變化。2021年至2025年，全國法院依法對3221名被告人宣告無罪，較上一個五年下降41.2%。同時，刑事申訴案件由2021年的3萬件降至2025年的2.6萬件，因冤錯而再審改判無罪的人數也由2021年的116人降至2025年的39人。

這說明，隨著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深入推進，人權司法保障正在變得更為有力。審判實踐中，庭審以證據為中心，非法證據排除等規程逐步落實，確保罪刑法定、證據裁判等原則得到嚴格貫徹。

但0.021%這個數字，依然值得我們警醒。

對那些真正無辜的人來說，0.021%是他們的全部希望。而對整個司法體系而言，這個數字是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在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的平衡，照出疑罪從無原則的落實程度，照出每一個法官在面對存疑案件時的內心掙扎。

它不應被用來證明“我們從不冤枉人”，而應被用來提醒我們：那些沒能走進判決書的“出罪”，同樣值得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