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大明朝繼續(xù)舉行進士科舉，史稱洪武戊辰科，因為狀元是湖廣襄陽（今湖北襄陽）人，任亨泰，所以，又有稱之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科”。

繼洪武十八年重開進士科后，這一科朱元璋收緊了規(guī)模，選拔標準更為嚴格，和上一科錄四百多人不同，更看重學識與沉穩(wěn)，所以，這一科只錄取了九十七名進士。

這也算是明代科舉正式走向規(guī)范化的一次轉折。

在這一科中，廣西只有一人上榜，即臨桂縣的李迪。

不過，現(xiàn)在的文獻資料中，關于李迪的人物生平，任官經(jīng)歷，等等，都沒看到有幾個字的記載，只知道他是在洪武二十年丁卯鄉(xiāng)試中，成為當年二十八舉人之一。

隨后第二年，他進京趕考，榮登金榜，而和他同科舉人，以及前一科的舉人，是否有人一同進京參加會試，這就不得而知了。

可能明初史料記載缺失，而李迪本人的仕途估計也是平淡，沒有干出什么值得一書的政績，所以，關于他本人的一切也就無從考證了，也算是典型的“金榜留名，而又查之未詳”的歷史過客了。

雖說這一科進士中，廣西籍進士默默無聞，查無史跡，但同科中，卻有兩人與廣西有一些淵源。

一是狀元任亨泰，二是三甲第十名解縉了。

任亨泰中狀元后，最初還是很受朱元璋所器重的，相對來說，前期仕途雖說有波折，但還算不錯的，但后來，就走偏了。洪武二十七年，因為安南謀反犯邊境，與邊境的廣西思明府有了邊界糾紛。

為解決沖突，太祖先后兩次派出使臣出使安南，正好，這兩次就是正好在禮部任職的兩科狀元，第一次是洪武四年狀元吳伯宗，第二次就是任亨泰。

兩位狀元先后出使，最后暫時解決問題，

但兩年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朝廷接到思明府土官黃廣成上疏控訴安南“攻破永平，越銅柱二百余里”，同時，奏疏中提到了任亨泰在出使安南時的不足，具體什么情況現(xiàn)在不了解，只知道是“思明土官與安南爭界，詞復連亨泰，坐免官。”，任亨泰就此被罷官歸鄉(xiāng)。

解縉，史稱明代三大才子之一（解縉、楊慎，徐渭）。

他鄉(xiāng)試第一中解元，據(jù)說會試本來也是被定為前三甲的，但朱元璋認為他的名字不利，最終欽點二甲第十，此后，他也一度受到朱元璋的重視，但由于在朝堂表現(xiàn)比較激進，說的都是皇帝不喜歡聽的人和事，上萬言書，奏諫言，最后被“朱元璋晾他8年，朱棣棄他8年”，最后也落得個“埋雪而亡，家族被流放”的下場。

當然了，解縉的史歷筆墨很多，幾句話，一篇文也說完，就說他與廣西的一點淵源。

講到解縉名留青史的原因，必定不得不提《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是一部歷史巨著，文獻大成，內容包括經(jīng)、史、子、集，涉及天文地理、陰陽醫(yī)術、占卜、釋藏道經(jīng)、戲劇、工藝、農(nóng)藝，涵蓋了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來的知識財富。被稱之為世界有史以來的第一本大科全書。

此書初由解縉主持編纂，后由姚廣孝擔任監(jiān)修，當中關于廣西地方的介紹，有很多，但最為重點介紹的，有兩處，一是梧州府，二是南寧府。

關于這兩處地方的記載，基本上是按地方志的形式編寫的，南寧府用了二卷的篇幅，梧州府用了八卷的篇幅，而其他地方則是“略為提起，篇幅寥寥”，所以，這梧州，南寧有關的幾卷記載，也被稱為現(xiàn)存最早的《廣西地方志（資料）》。

為什么當時廣西十幾個府一級行政，偏偏就這兩個地方記載最全最完整呢？這就和解縉有關系了。

解縉是被貶到廣西任布政司右參議的， 只 職所限，所以他得以游走廣西的一些地方，其中猶以梧州為最，南寧為次，而其他各地則是暫過，他的廣西軌跡，在現(xiàn)在廣西各地的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記載。

后來，被召回京城編寫《永樂大典》時，在寫到相關內容時，也就有意無意的，就把這最熟悉的兩處寫得最詳了。這就是《永樂大典》中廣西部分記載分布不均的原因之一了。也是解縉為廣西留下的珍貴歷史記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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