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疑遭校園霸凌是痛苦的，更痛苦的是，父親因維權又被送精神病院。

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家長為促使有關部門重視問題說了些過激話，又被警方列為“重點管控人員”，稱家長社會風險較高，有重大安全隱患。

01 16歲學生疑遭校園欺凌致心理障礙引發淋巴瘤

2024年9月，常年在外經商的劉先生，聞悉了一個令他晴天霹靂的消息。

其子小錦（化名）在過去長達兩年的時間里，長期遭受多名同學的欺辱。

包括且不限于被起“雞吧男”、“褲頭子”、“內三角”、“倒三角”等侮辱性綽號，并且在宿舍、操場、課堂、廁所等地點不分時間場合的亂叫，嚴重傷害了孩子的自尊心，導致孩子長期晚上不能入睡，心情長期處于壓抑狀態，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除此之外，孩子在學校還長期遭受同學排擠孤立，在班級集體活動中，總是被其他同學刻意排除在外，使其在校園生活中處于極度邊緣化的狀態。

2024年9月24日，當欺辱事件再次發生后，小錦再也不愿上學，輟學在家。

欺辱給小錦帶來的，除了心理上的傷害，更有身體上的傷害。

經北京海思特醫學檢驗室進行病理檢查后，小錦被確診為“右頸部兒童型濾泡性淋巴瘤”。

2024年10月22日，小錦的病情經安徽龍圖司法鑒定中心鑒定后得出結論：1.嚴重情緒障礙（伴有心理危機）2.事件誘發的應激性心理障礙；3.鑒定對象淋巴瘤的形成與遭遇的欺凌行為，理論上存在相關性。

02 有沒有構成校園欺凌

在大多數的校園欺凌事件中，以孩子遭到肉體上的傷害為主。

這是一種看得見的霸凌。

但小錦的遭遇不同。

他的遭遇更隱蔽，不易被認定。

所以，小錦的遭遇構不構成校園欺凌，是這起事件最核心的問題。

《中華人民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30條明確定義，學生欺凌，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的行為。

教育部頒發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第21條中，同樣將“以侮辱、譏諷、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綽號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嚴”等行為，定義為“構成欺凌”。

所以劉先生認為，孩子的遭遇，完全符合“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語言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和精神損害的行為，符合教育部文件規定中的“構成欺凌”。

遺憾的是，有關部門并不這么認定。

03 教育局：不構成校園欺凌

小錦遭校園欺辱的事情，按照合肥經開區學校健康總顧問柯茂林博士寫給相關領導的說法是：孩子的嚴重程度遠遠超出學校那種輕描淡寫的描述。

經開區管委會亦是高度重視的，經調查后給予了學校相應處罰。

2024年12月17日，合肥市經開區社會發展局作出《關于合肥市潤安公學被投訴問題調查處理情況通報》，通報了對學校的處理決定：

1、在全區教育系統對該校進行通報，并責成學校作出書面檢查；

2、責成該校對相關責任人依法依規作出嚴肅處理；

3、取消該校2024—2025學年度集體評優評先資格；

4、責成學校對存在的問題限期整改；

5、視情況核減該校2025年招生計劃。

這個處罰，看起來并不算輕。

但畫風一轉，《情況通報》又稱：同學間互喊綽號，屬于互相“玩笑打鬧”行為，不足以認定為校園欺凌。

既然不認定為校園欺凌，為什么要對學校予以重罰？

既然都重罰了，為什么又不構成欺凌？

邏輯矛盾的背后，劉先生認為，經開區的行為完全就是"既要......又要......"

在劉先生的持續反映下，2025年12月24日，合肥市教育局作出信訪事項復查意見：不足以認定為校園欺凌，反映問題不屬實。

04 父親維權被精神病

傷害發生在孩子的身上，但痛在劉先生的心上。

2024年12月11日早上，劉顯文帶孩子到合肥市第四人民醫院，想讓醫生給孩子疏導下心理問題。

醫生在了解孩子的情況后，問了一句讓劉顯文難以接受的話：“你打算問學校要多少錢？”

站在醫生的角度，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思維。

但醫生顯然沒站在一個父親的立場上看待問題。

劉顯文爆發了，他沖醫生大聲吼道，“我不要錢，我只要孩子健康。”

醫生也不是吃素的，拍著桌子先后向劉先生吼道：

“滾出去！”

“既然不想走，就讓你走不了。”

“保安，保安，這里有一個嚴重的精神病人，他要開車出去撞人，快打110報警。”

最終，劉顯文被全副武裝的民警帶到合肥市第四人民醫院，被送進住院部強制住院治療精神病。

理由是：具有危害他人的危險，涉及肇事肇禍。

劉顯文氣得氣得吐血。

劉顯文現場吐血的糟糕狀況，終于讓醫院慌了。

帶著劉顯文做了多項檢查并得知劉顯文患有多項疾病的自述后，他被送出了醫院。

05 家長打市長熱線被定性為“重大安全隱患人員”

信訪維權路，是一條通向懸崖的不歸之路。

這，是來自于太多信訪維權人士感悟出的切膚之痛。

這，同樣是來自于劉先生的切膚之痛。

2024年12月2日，學校轄區警方在關于《關于劉顯文與潤安公學矛盾糾紛情況通報》中，對劉先生進行了定性：該人員思想極不穩定，對學校有強烈的敵意，風險較高，有重大安全隱患。

警方如此給劉先生定性的原因，是他多次打市長熱線稱，“如果這個事情得不到解決，孩子母親就一頭撞死在潤安公學門口，還表示會到北京反映問題。”

有了警方對劉先生的身份認定，他到北京的很多地方，只要一查身份證就會被輪番盤問，甚至會被送到派出所讓安徽方面的人員來接。

普通人遭遇了不公，從來不是與對方當事人在天平上對峙，而是在與潛規的暗壓、人性的復雜、司法的失范、證據的雙標、程序的空轉、力量的懸殊、偏見的裹挾中展開一場極端不對等的深層博弈。

人間正道是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