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
1996年，亨廷頓寫了一本書叫《文明的沖突》，出版后隨即引起熱議。這本書開啟了冷戰后對戰爭的重新定義，概括為：世界上的戰爭已經從民族戰爭和意識形態戰爭中走了出來，戰爭的重點已經變成了文明之間的沖突。
文明的沖突說到底，就是三觀不同的群體之間發生的戰爭。文明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戰場。而文明是以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為核心紐帶的。他認為，文明的紐帶比民族、意識形態和國家觀念更加持久。文明世界交界地帶的沖突，比如巴爾干、中東、南亞的國家和族群發生的摩擦，這種沖突更加難以妥協和調和。同一文明的國家之間更容易抱團，而跨文明之間，尤其是地緣上臨近的國家，因宗教等不同，則更容易引起不可調和的沖突。
他的這一論述極其簡明，也抓住了以文化、宗教、文明認同重新定義國際關系的主線，是極好的分析框架。他提醒人們：國家利益和經濟利益已不是全部，文化認同、歷史記憶、宗教同樣能驅動歷史。
那么我們用亨廷頓的這一整套理論框架來梳理一下人類歷史的發展脈絡，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角度。
我們先從歐洲談起。歐洲古代的戰爭大都是貴族之間的戰爭，是貴族之間因為利益而引起的，打來打去。當然其中也伴隨著文明的沖突，但在那時都不是主要部分，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當時因為國家的概念也比較淡漠，民族戰爭的概念也遠還沒有形成。民族主義的戰爭是從拿破侖時期開始形成的。在拿破侖四處征討的過程中，各個民族之間慢慢形成了民族之間的認同，國家的概念逐漸明晰，民族戰爭才逐漸成了主流。
于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拿破侖的歸拿破侖”——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文明、宗教、民族認同在這一時期互相融合在一起，但以民族戰爭為主要矛盾。
到了蘇聯的十月革命之后，意識形態戰爭在當時又成了世界戰爭的主流。二戰后許多民族國家逐步獨立，各自站隊。直到冷戰結束，意識形態戰爭演變成當時的主要戰爭形態。
冷戰結束后，文明的沖突開始凸顯起來。尤其是大家關注的中東阿拉伯地區和西方文明的沖突——以色列像一枚釘子一樣釘在了中東的腹地，引起了中東的多輪沖擊。很多人在解釋這一沖突時仍然用經濟的角度，比如石油、領地侵略等過時的名詞來解釋以色列和中東某些國家的沖突，其實根本沒有抓住重點。重點其實就是文明的沖突。文明包括文化認同，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歷史淵源。這才是他們沖突的根本。
只有看清了這一點，世界上所有的復雜性才能被理解。大多數情況可能是幾種沖突類型交織在一起，并不是單一的一種因素，但這里面有個主次問題、輕重問題。
拜登時期還時不時拿意識形態來說事，特朗普則完全拋棄了意識形態的那一套敘事邏輯。他的整個敘事就是以文明的沖突為基架，其中還夾雜著民族國家的利益。比如他論述“美國再次偉大”，一切以美國的利益為最優，完全想舍棄之前所謂的盟友思維。美國優先戰略，這都是以民族國家沖突為敘事邏輯的。你這樣理解，就完全可以理解他在全球沖突中的各種表現。其實他和阿富汗、基地組織、南美沖突、中東沖突都貫徹了這一思路。
俄烏戰爭在本質上又是什么？有人說，這可不是文明的沖突，都是斯拉夫民族，文化、歷史、宗教都是相通的，應該是民族戰爭吧。其實細究起來，更重要的仍然是文明的沖突。為什么這樣說？這場沖突的起因，仍然是烏克蘭要加入北約——這是要加入另一種文明體系。當然其中也伴隨著民族主義的情緒。在歷史上，烏克蘭經受過俄羅斯非常嚴重的威脅和迫害，這是一個弱小國家面對一個龐大近鄰的自然心理。所以雙方的沖突就不可避免，以民族國家沖突和文明的沖突相交織，而以文明沖突為主。
當然，文明的沖突解釋框架也有過于簡單、夸大對立、忽視利益與國家力量的缺點。但這一理論框架的洞察，還是有非常強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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