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則消息，感慨頗多，在道德與法律之間讓人感到無所適從，不知道面對這樣的事情怎么做才是最合適的？下面讓我先了解一下發生在山東淄博的一起敲詐勒索案。

事情發生在2021年，路某的妻子送孩子去上學前，在家長時間進行打扮，引起了路某的懷疑。路某進行的跟蹤，發現妻子送孩子后到賓館私會情夫劉某。路妻和劉某親密接觸時，被路某抓了個正著。路某用手機進行了錄像，錄像顯示，路某用腳踢了劉某一下。

劉某主動提出協商，路某要價6萬元；雙方經過多輪磋商，最后商定的價格是2.5萬元。在劉某支付給路某2.5萬元后，被準許離開賓館。

離開賓館后的劉某到公安機關報了案，因為有毆打和非法拘禁情節，路某以敲詐勒索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半年。在案件進行的過程中，路某的父親找到了劉某，在支付了2.5萬元后，劉某出具了諒解書。

從2022年起，被刑滿釋放的路某便不斷申訴，最終于2024年10月8日被改判無罪。法院改判后，路某以劉某“不當得利”為由向法院提起訴訟，欲追討路父支付給劉某的2.5萬元；但被法院裁定駁回起訴。

一審民事裁定書顯示：劉某表示，這是路某一方歸還“敲詐”他的25000元，而且他出具了諒解書，“25000元本身就是我借來的錢，這不是我的非法所得”。

裁定書中提到，從款項的性質上分析，涉案的2.5萬元系路某某基于妻子張某出軌，向婚外第三者劉某某索取的款項，實質上是劉某某侵害路某某配偶權應否給予補償問題。

“對于婚外第三者侵權，第三者與配偶通奸等案件是否構成對配偶權的侵犯，法律就第三者對配偶的侵權并無明文規定，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也是不承認婚外第三者侵犯配偶權的行為構成侵權。故劉某某的給予屬于基于不法原因的給付，也不屬于法律評價范圍。”一審法院稱。

法院認為，在刑事案件中沒有評價該款項的性質，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情況下，民事訴訟對此也不應作過多的干涉、評價，對此不保護也不反對，故原告路先生的起訴不屬于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裁定駁回起訴。

看到上述內容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看得是一頭蒙，但總感覺哪里不對。給我的感受是：路某的妻子出軌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劉某與人妻私通，除了挨了一腳，沒有任何損失；路某作為國家法律認定的丈夫，面對妻子的出軌，蹲了半年的大獄。法律到底在保護什么？又是在弘揚什么？這個話題有點深，我們就不展開探討了。我想知道的是，丈夫面對妻子出軌的現場該怎么做？

打肯定是不對的，法律已經給出了答案。還能怎么樣呢？要求經濟賠償嗎？明顯法律也不支持。那能做些什么呢？總不能說“您受累了，我給你倒杯茶，休息一下”吧？但是不這樣說，又能怎么辦呢？

我們可以假設這樣一個場景，妻子和奸夫正激戰正酣，丈夫推門而入，憤怒之下大聲喊叫，奸夫心臟不好、受驚而死。那么問題來了，丈夫是否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呢？根據現在的法律規定，我估計很大可能要定一個“過失致人死亡罪”。

那么，婚姻的意義又在哪里呢？出軌的一方只是道德上有瑕疵，輿論可以譴責；但法律就是看不見。受傷害的一方成了過錯方，法律盯

死死的。會讓普通老百姓怎么想？會讓民眾怎么看待法律和道德？

都說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我們都希望這個社會是靠道德運行下去的，當道德遇到阻力的時候，法律應該為道德來托底，而不是為不法來撐腰。從山東淄博這起案件中，法律對劉某及路妻竟然都熟視無睹，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我們明明都感到不正常的事情，就那么水靈靈地發生了。長此以往，對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多少巨大的。而這一切，都和某些媒體長時間的潛移默化有關，導致很多人對事物的判斷力和價值取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比如這些天網絡上有一個8歲的小女孩網曝自己的父親，開篇就是很熟悉的“敬自己一杯酒”的橋段，控訴自己的父親家暴、重男輕女等等。正當大家義憤填膺的時候，發現小女孩是獨生子女，便紛紛勸父親逃離原生家庭。這又是誰的錯呢？

2023年，耶倫大媽訪華時特意宴請九名大國女性知識分子的舉動，與其說是對性別平等的關注，不如視為一場精心策劃的認知戰前哨。2024年9月，白頭鷹又撥款16億美元，專門用于對華輿論攻擊。其資助的“女性領導力培訓“項目已覆蓋國內47所高校。至于理論嘛，“父權制壓迫““系統性性別暴力“等概念被包裝成普世價值，通過學術交流、NGO培訓等方式植入。

大國人的思維是什么時候變得千奇百怪的？不知道這些和當前出現的亂象是否有內在的聯系；思想的高地我們不去占領，自由人去占領。希望這一點能夠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