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律師受貴方委托，對廣東電視臺315晚會近期曝光的“網絡醫托”灰色產業鏈所涉及的法律風險進行專項分析，并結合本團隊在醫療合規與民刑交叉領域的實務經驗，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與合規應對策略。本分析將嚴格依據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圍繞案件可能觸及的核心罪名與責任展開。

一、欺詐行為與詐騙罪的刑民邊界辨析

“網絡醫托”行為常以夸大療效、虛構專家、承諾包治等手段誘導患者消費，其行為外觀符合欺詐特征。然而，在刑法上認定構成詐騙罪，必須嚴格滿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構成要件，核心在于對行為人主觀目的與客觀行為的精準界定。

首先，關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是區分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乃至行政違法的關鍵。司法實踐中的共識在于，如果涉事醫療機構客觀上提供了真實的、具備一定價值的醫療服務（如實際的診查、基礎的藥品或檢查），即便其宣傳存在夸大或不實，所收取的費用中也包含了對應的商品或服務對價。在此情形下，行為人主觀上更多是意圖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經營利潤，而非純粹無償占有他人財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詐騙罪規制的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騙取行為。因此，對于提供了部分真實醫療服務的“醫托”行為，更宜優先考慮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四條及第二十八條關于虛假廣告的行政責任，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關于虛假宣傳的規定進行規制，審慎啟動刑事追訴。

其次，在涉案數額的認定上，若進入刑事程序，詐騙金額的計算應當遵循客觀、公允的原則。即應從患者支付的總費用中，扣除醫療機構實際提供的、具有市場合理價格的藥品、耗材、檢查等成本。僅將純粹基于虛假宣傳而誘使患者支付的、超出合理對價部分的費用，或者完全虛構服務所對應的費用，認定為詐騙犯罪數額。這一計算方式直接影響是否達到“數額較大”的入罪門檻以及最終的量刑幅度。

二、非法經營罪的適用與醫療準入紅線

“網絡醫托”產業鏈可能觸及的另一重要刑事風險是非法經營罪。該罪名的適用前提是行為“違反國家規定”，且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

對于不具備任何醫療資質的機構或個人，若其通過線上咨詢、問診等方式，直接對患者的病情進行診斷、并推薦或銷售治療方案、藥品，該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診療活動。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2022修改）》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不得開展診療活動。因此，此類行為屬于明確違反國家規定的非法行醫，若情節嚴重，擾亂醫療市場秩序，完全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進行評價，追究其非法經營罪的刑事責任。

更為復雜的情形在于，若“醫托”機構僅作為信息引流中介，將患者介紹至具有合法資質的合作醫療機構。此時，對其定性需審慎。如果該中介行為本身是單純的商業推廣，且合作方資質真實有效，則主要面臨前述虛假宣傳的行政責任。然而，如果該中介與醫療機構合謀，通過偽造資質、虛構合作等方式，共同實施非法醫療行為，或者其推廣行為本身（如非法從事醫療咨詢服務）被相關國家規定所明確禁止且情節嚴重，則仍可能被認定為非法經營罪的共犯或單獨構成本罪。刑事司法實踐中，對此類行為是否“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會進行實質性判斷。

三、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源頭打擊與證據要點

在“網絡醫托”的運作模式中，非法獲取、利用患者個人信息是實施精準營銷的基礎環節，這也成為當前執法司法機關打擊此類黑灰產最有效的切入點之一。

“網絡醫托”獲取信息的途徑通常具有非法性，如通過技術手段竊取、向不法分子購買、或從內部人員處非法收受孕檢報告、病歷資料等。這些行為直接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十條關于任何組織、個人不得非法收集、買賣、提供他人個人信息的規定。當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達到一定數量或造成嚴重后果時，便可能構成刑事犯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的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醫療健康信息屬于敏感個人信息，相關司法解釋設定了較低的入罪門檻，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此類信息五十條以上即可構成“情節嚴重”。這意味著，涉案人員極易達到刑事追訴標準，面臨嚴厲的刑罰。

在證據層面，公訴機關需要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1）》第七十二條的規定，構建完整的證據鏈，證明信息獲取的非法途徑、信息的具體內容與數量、以及信息被用于“醫托”活動的事實。電子數據、資金往來記錄、內部通訊記錄等將成為關鍵證據。

四、虛假廣告行為的行政責任與刑事風險轉化

“網絡醫托”必然伴隨大量虛假或引人誤解的廣告宣傳。對此，法律責任呈現出行政與刑事的雙層次結構。

在行政責任層面，發布虛假廣告的行為，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五十五條進行查處，可處以罰款、吊銷營業執照等處罰。廣告主，即涉事醫療機構，依法應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負責。若廣告經營者、發布者明知或應知廣告虛假仍予設計、制作、發布的，將承擔連帶責任。

該行為的刑事風險在于可能構成虛假廣告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條，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違反國家規定，利用廣告對商品或者服務作虛假宣傳，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里的“情節嚴重”是行政違法升格為刑事犯罪的關鍵節點。在實踐中，如果虛假廣告行為導致大量患者受騙、造成患者人身傷害（如延誤治療、病情惡化）或重大財產損失，引發群體性事件或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則極有可能被認定為“情節嚴重”，從而追究相關責任單位及直接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這體現了對廣告違法行為“穿透式”追責的監管趨勢。

五、不正當競爭行為及其衍生法律責任

“網絡醫托”產業鏈不僅直接侵害患者權益，也構成了對合法醫療市場秩序的破壞，涉嫌不正當競爭。

其通過虛假宣傳、詆毀競爭對手（如貶低正規公立醫院）、利用非法獲取的信息進行不正當攬客等行為，直接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九條的規定，構成虛假宣傳。此外，在推廣過程中惡意貶損其他醫療機構商譽的行為，還可能構成商業詆毀，侵犯了他人的法人名譽權。被侵權的合法醫療機構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關于過錯侵權責任的規定，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停止侵害、賠禮道歉、賠償損失。

從監管角度看，這種利用灰色手段扭曲市場競爭、破壞資源配置的行為，極易引起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的高度關注，可能引發專項執法行動，形成行政處罰與民事索賠的雙重壓力。

六、對合規醫療主體的風險防范與應對建議

鑒于“網絡醫托”案件暴露出的復雜法律風險，合規醫療主體，特別是可能與第三方推廣機構合作的醫療機構，必須構建系統的風險防控體系。

第一，強化源頭合規，筑建“防火墻”。醫療機構在與任何線上推廣平臺、MCN機構或代言人合作前，必須實施嚴格的盡職調查與合規審查。合作合同須明確禁止合作方實施任何形式的欺詐、虛假宣傳、非法獲取個人信息及商業詆毀行為，并設定高額的違約賠償責任與單方解約權。內部應設立獨立的合規部門或崗位，定期對合作方的推廣內容進行審核與監控。

第二，厘清刑民界限，主動化解風險。一旦因合作方行為牽連涉訴或調查，應迅速聘請專業律師團隊介入。律師工作的核心方向之一是致力于厘清行為的法律性質，積極論證案件尚不滿足相關罪名（如詐騙罪、非法經營罪）的構成要件，特別是主觀目的、客觀行為與危害結果等方面，全力爭取將案件導引至行政處罰或民事糾紛解決的軌道，避免刑事風險的傳導。

第三，注重證據管理，規范應對程序。日常經營中，應完整保存所有醫療服務合同、費用明細、病歷資料、宣傳審核記錄。面臨調查時，應立即啟動內部自查，在律師指導下依法封存、固定相關電子數據、財務賬冊、溝通記錄，并積極配合監管部門的調查，展現積極整改的態度。依據《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程序規定（2022修正）》的相關精神，主動消除影響、減輕危害后果，是爭取從輕、減輕處罰的重要情節。

第四，樹立底線思維，嚴守個人信息保護紅線。醫療機構必須建立并嚴格執行患者信息管理制度，確保任何個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均具有合法依據并獲得明確同意。嚴禁內部人員泄露或非法提供患者信息，杜絕從非法渠道購買“患者資源”。這是防范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風險的根本。

綜上所述，廣東315晚會曝光的“網絡醫托”案件，是一起集民事侵權、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風險于一體的典型復合型案件。

來源：i醫健法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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