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指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此時的中國“九州幅裂，四海鼎沸”，社會一盤散沙。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列強的堅船利炮一次次轟開國門，山河破碎、民生凋敝，民眾不僅無力凝聚抗敵，甚至在某些情境下被逼無奈地“幫洋人打中國人”。然而，這種“散”絕非亂世偶然的表象，而是一場由深層結構性痼疾所引發的系統性崩解——正是封建帝制的千年積弊與外來侵略的殘酷壓迫相互交織、絞殺，形成惡性循環，使政治失序、軍事潰散、社會瓦解、文化斷裂，進而將整個民族拖入亡國滅種的深淵。

政治上，清王朝作為部族政權，長期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統治邏輯，視漢人為奴仆而非國民，“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成為其真實寫照；軍事上，軍隊效忠私主而非國家，軍紀廢弛、擾民甚于御敵，百姓畏官兵甚于畏洋人；社會層面，基層組織瓦解，宗法秩序崩壞，民眾只有“家”和“鄉”的意識，毫無民族國家的認同；文化上，科舉僵化、思想禁錮，士人沉溺空談，民眾蒙昧無知。這一切，在列強入侵的沖擊下加速潰爛——當國家不能保護人民，人民自然無法認同國家。

于是，“散”不再只是狀態，而成了命運：因政權與人民割裂，民眾在戰亂中為求活命，或向洋人售糧，或為侵略者指路，或冷眼旁觀官軍潰敗。這些行為常被斥為“麻木”“漢奸”，實則是在一個從未賦予他們權利與尊嚴的體制下，普通人絕望中的生存天性。他們不是不愛“國”，而是那個“國”從未屬于他們——“國不知有民，民何知有國？”

就這樣，舊中國的“散”既是結果，也是原因：它源于制度性的壓迫與剝奪，又反過來削弱了抵御外侮的能力；而每一次失敗帶來的割地賠款、苛政橫征，又進一步撕裂社會、加深渙散，形成難以掙脫的死亡螺旋。直至五四運動前后，新一代覺醒者終于意識到：救中國，首在喚醒民眾；而喚醒民眾，必先砸碎那個把人變成“沙粒”的舊制度。

1840年6月，英國艦隊封鎖珠江口，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響。清廷調集大軍布防，卻對沿海百姓橫征暴斂，拉夫搶糧，激起民怨。當英軍于1841年占領舟山，當地農民竟主動向其出售蔬菜、雞鴨和淡水。英國軍官賓漢在《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如實記錄：“他們稱清兵為‘賊’，稱我軍為‘客兵’。”同年5月，廣州三元里民眾自發組織抗英，本是近代罕見的民間愛國行動，卻被兩廣總督祁下令解散，理由竟是“恐激成民變”。

更令人唏噓的是1842年7月鎮江之戰，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中寫道：“岸上百姓如看戲，見官船沉沒，拍手稱快。”一位老者對英軍解釋：“國不知有民，民何知有國？”這句樸素之語，道盡了政權與人民之間早已斷裂的情感紐帶。

二十年后，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百姓與侵略者的關系更加復雜。英法聯軍從廣東、福建招募數千名“苦力”，日薪約0.2銀元，遠高于清軍無償征役的待遇。這些破產農民為生計所迫，替洋人搬運彈藥、修筑工事。1860年8月，聯軍進攻北京受阻于通州，法國軍隊統帥蒙托邦在回憶錄中承認：“有本地人告知廣渠門下水道未設防，我軍由此潛入，遂破京城。”百姓為何指路？因清軍此前為守城強拆民房、掘墳取磚，甚至濫殺平民以防所謂“奸細”。

晚清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國時期，英法等國起初欲借太平天國武裝攫取更多在華利益，卻因太平天國拒絕承認不平等條約，轉而選擇扶持清廷。清廷順水推舟，令江蘇巡撫李鴻章與英國領事、美國人華爾于1860年在上海組建的“洋槍隊”合作，將洋槍隊擴編為“常勝軍”。這支武裝以中國流民、潰兵為核心，由列強提供裝備。“常勝軍”鎮壓太平天國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其兇殘更勝外敵——因熟悉民情地形，他們配合英法聯軍攻陷蘇州、常州等重鎮，所到之處生靈涂炭。華爾死后，美國人白齊文、英國人戈登先后接管，列強操控的“中國流民”部隊，既幫外敵鞏固在華租界與特權，又替清政府絞殺中國起義力量。這種“中國人打中國人、外國人坐收漁利”的荒誕局面，將中華民族渙散推向頂峰，赤裸裸暴露了晚清政權的賣國本質。

1862年，上海士紳成立“中外會防局”，自籌白銀雇傭英法軍隊保衛家園。李鴻章淮軍初建時戰斗力弱，依賴這支力量攻占蘇州、常州。上海士紳賣國嗎？他們只是在清政府、太平軍與侵略者三方博弈中，為保全私產所作的自然選擇。

舊中國軍事領域的渙散，將國家有限的國防力量拆解為相互傾軋的派系對立武裝。清廷八旗、綠營腐朽不堪，迫使朝廷允許地方督撫自募軍隊，曾國藩湘軍、李鴻章淮軍由此崛起。二者雖名義上效忠清廷，實則“兵為將有”——軍餉自籌、人事自專，士兵唯將領馬首是瞻，形成割據性派系武裝，為國家事分裂埋下隱患。至1895年甲午戰爭，所謂“清軍”實為湘、淮等地方派系的松散拼湊，其中李鴻章掌控的淮軍及其專屬精銳北洋水師，與劉坤一統領的湘軍長期對立、互不支援。李鴻章為保個人政治資本和淮系實力，推行“避戰保船”策略，嚴禁北洋水師主動出擊，僅令其龜縮港口，依賴岸防被動防守。

日軍趁機以艦隊封鎖港口，切斷補給，再派陸軍攻占周邊炮臺，調轉炮口轟擊港內艦隊，形成海陸夾擊。湘軍因派系矛盾拒施援手，北洋水師孤立無援。黃海海戰中，雖有鄧世昌等將領奮勇抗敵，卻因彈藥匱乏，又無馳援而慘敗；威海衛之戰時更遭海陸合圍，終致全軍覆沒，部分淮軍將領甚至降日。甲午敗局直接迫使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深刻暴露了晚清“軍隊私有化”對國家防御體系的致命破壞。

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民眾與政權的疏離達到頂點。義和團起初高呼“扶清滅洋”，但慈禧太后在聯軍逼近時倉皇西逃，旋即下令剿殺義和團以討好列強。百姓徹底寒心。德國統帥瓦德西在《拳亂筆記》中寫道：“攻北京城時，有大量本地人提供獨輪車、繩索，甚至協助推云梯攻城。”日本隨軍攝影師拍攝的照片清晰顯示：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廣渠門時，多名中國平民在旁扶梯、指路。

中國人幫外國打中國，原因只有一個：清軍此前強征民夫、搶糧殺人，而八國聯軍雇人按日付銀。百姓誤以為“洋人只打朝廷，不擾百姓”，雖為幻想，卻是絕望中的不得已。這種仇恨并非憑空而來：早在1842年鎮江之戰，清軍將領海齡就以“防漢奸”為名，屠殺鎮江城內漢族平民萬余人，此恨深埋近六十年。

這一切的根源，在于清朝作為滿洲貴族建立的部族政權，始終將漢人視為被奴役對象，“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是其底層邏輯；也在于“中國”在當時仍是王朝概念，百姓只有“家”“鄉”意識，尚無現代民族國家認同；更在于民生極端困苦——1895年《馬關條約》賠款2億兩白銀，1901年《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白銀，全部轉嫁至農民肩上，一畝地賦稅常超收成一半以上，“苛政猛于虎”。1903年，《國民日日報》發出悲鳴：“國者何？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權之謂也。今之中國，有土地乎？有主權乎？人民不過為奴隸耳！”

當然，并非所有民眾都冷漠旁觀。1841年三元里抗英、1895年臺灣丘逢甲、徐驤率義軍血戰日軍、1900年前義和團初期反教反侵略，皆證明愛國情懷始終存在。問題在于：當一個政權長期背叛人民，人民便無法與它共命運。“一盤散沙”從來不是民眾的錯，而是政權腐爛、制度崩壞、民心盡失的必然結果。

辛亥革命后，清廷覆滅，原本名義存在的派系武裝徹底失去約束，北洋軍閥分裂為皖、直、奉三大派系，加之各地大小軍閥割據自立，他們延續湘淮軍“兵為將有”，為爭奪地盤與統治權，不惜投靠外國勢力，上演“引狼入室、互相殘殺”的鬧劇：皖系段祺瑞依附日本，借資金買武器與直系吳佩孚爭奪中央政權；直系則投靠英美，對抗皖、奉兩系；奉系張作霖與日本暗通款曲，換取在東北的統治權。混戰期間，外國勢力通過扶持代理人干涉中國內政、掠奪資源，各派軍閥忙于內戰，對列強侵略視而不見。五四運動爆發，軍閥各派反而鎮壓愛國學生與工人。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就是舊中國的社會現實。

甲靈心鑒：從1840年到1919年，近八十年的屈辱與掙扎，百姓不是不愿愛國，而是那個“國”從未屬于他們。正是這種切膚之痛，催生了1919年五四運動那聲震寰宇的吶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正如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所寫：“古來各種聯合，以強權者的聯合……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

1936年，毛澤東對斯諾總結說：“五四運動給了我兩個啟示：一是民眾的力量，二是必須有先進理論指導。”從此，中國人開始真正覺醒。毛澤東正是在這覺醒的潮頭，以“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這一洞見，為百年困局找到了破局之鑰——不是依靠英雄豪杰，不是乞靈于列強恩賜，而是喚醒沉睡的千百萬普通人，從“沙粒”凝聚為“磐石”，書寫自己的歷史。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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