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一位特別了不起的農民同志，曾經擔任過我們的副總理，他就是大寨的陳永貴。陳永貴（1914年-1986年3月26日），是山西昔陽人，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一生叫作“從泥土中來，回泥土中去”，永遠淳樸，保持初心。

他在擔任副總理期間，他都不領國家發給他的那份工資，他說他一直是個農民，靠農民的工分吃飯。周總理一直都讓他接受工資，副總理的工資的檔次大約是400元，但是他根本就不收。他的生活來源是大寨的每天1.5元的公分加山西省委補助的100元再加國務院的每天1.2元的生活費，所以一個月他只收國家的30多元。然后他的這些錢還要拿出來退還給他們大寨的口糧錢，也就是說他等于是自己帶著干糧到北京去上班的。他當時歲數也已經不小了，但是經常自己來回奔波辦事的時候，堅決不坐公家的小汽車，本來給他配了兩輛小汽車，他退掉了一輛，他說浪費汽油簡直是犯罪，這太不行了，一定不能浪費，他心里特別過意不去，能騎自行車的時間，他都騎自行車，或者坐公交。如果需要坐車的話，都是比較偶然的，他的司機因為節約汽油突出，還多次獲得了節油的獎。在開會的時候，他用餐的茶水費都明確的交費。比如197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處有一個收據就載明陳永貴同志用餐茶水費8元5角，他們大寨的接待站還有收據，留下詳細記錄比如說早餐三頓，午餐6頓，晚餐9頓，合計2.55元。當時的物價低，一餐飯可能是兩三角錢，這還是在他和其他人一起吃的情況下，就是說他接待其他同事吃飯不走公家的賬，這個是他自己花的錢。他說堅持不占集體1分錢。他一生都保持著農民的淳樸樣子，他在國際場合上都保持著他的本色，比如說在1970年代出訪阿爾巴尼亞等一些國家的時候，他仍然是頭裹著白毛巾，身穿著對襟的黑色的短衫，腳上穿的是自己家里土造的布鞋。外賓對他這個樣子挺好奇的，因為我們國家一般的其他干部出去可能是穿中山裝或者西裝。他說這樣子就是平常下地干活的樣子，而且見毛主席也很體面的，意思是自己本來就是務農出身的。穿成這個樣子很正常！

毛主席見他的時候，都是握著他的手贊許他。跟他說“永貴啊，你都當了這么大的官，還是那副裝束……”在1976年，他們省的領導曾經沒有通知他就自作主張想幫他家忙，把他們家的戶口全變成農轉非，遷到北京了，在當時來說，很多農村的群眾如果把戶口轉成非農戶口都是非常愿意的，因為那樣感覺是非常好的，但是陳永貴同志沒有這么做，他說的他就要當農民，又給遷回去了。他說他的根子在大寨，人不能離了土……

在1963年8月的洪災，昔陽有百年不遇的暴雨，沖垮了100多條石壩。當地有180多畝的耕地絕收了，窯洞也坍塌了。然后全村有70%的人無家可歸了。他們縣里頭要給援助，但是陳永貴同志當時是很硬氣的，謝絕了援助。他自然有他的一種道理，就是覺得組織上也很困難，不想給國家添麻煩。當時確實是，組織上也很困難，如果給這個地方補上窟窿，其他一個地方可能就要露出一塊空白，就有點兒拆東墻補西墻的意思，因為縣里真的是都很窮，所以他風格特別高，他不跟國家伸手。

他當時說沒傷人，沒死人，要錢有什么用呢？然后所以就沒有需要醫療費。公社送席子搭棚子，他說人都已經安頓好了。當時省里還發了1000元的巨款，可以買20頭牛，他徹夜思索，然后召開了社員大會，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也跟社員們好好做了工作。他表態說，“地沖了我們修，房塌了我們蓋！只要有人在，一把镢頭兩只手，定能戰勝窮山惡水！”

大家覺悟都特別高，都自覺主動同意，不給縣里面添麻煩。他說，“等靠要不是社會主義！”

當時，全國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因為大寨是個奇跡。陳永貴同志帶領大家創造了奇跡。他帶頭跳進泥漿，想法扶起倒伏的麥苗，并且補種。村里的黨員們點煤氣燈，徹夜建設，把倒塌的房子建好。就用了一年，大寨不僅恢復了生產，還實現了“三不要三不少”。就是不要救濟糧款物，口糧、收入和上繳國家糧食不少。這特別難，但他們做到了。他們還上繳了商品糧24萬斤。社員們全部住進了新的石窯。

所以說，1964 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號召，大寨成為全國農業典型，陳永貴作為帶頭人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表彰。

而且他在擔任副總理的時候，他是有一個三三制，跟解放前的那個三三制是不一樣的。

他的這個說法叫做他向中央申請說1/3的時間在北京議事，就是辦公，再1/3的時間回昔陽縣領導，再有1/3的時間在大寨，就是農業勞動。很多其他國家或者是其他時期的官員，大家都是穿著一身干部的服裝，或者是西裝革履，出入有小車秘書，有人拎著皮包，這是一種正常現象。他就是永遠一個老農民，粗茶淡飯的樣子。他堅持在虎頭山挑大糞，修水壩，伸出手來一看就是老繭重疊著老繭，還有大大小小的裂口。村民們勸他休息的時候，他就說手不沾土，心就離了百姓……所以說他真的是從里到外，永遠保持著一個農民的本色，永遠沒有離開群眾。

他們的大寨其實原先是一個很貧困的，地理條件很差的地方，為什么后來這么有名呢？是因為他們建設得非常好。也就是按照原先的那種地理環境應該是很窮困，種不出糧食來情有可原，也沒人怪他們那種意思。但是在黨的領導下，把人定勝天這四個字就是寫在了地上和山上。

當年這句話叫做“”七溝八梁一面坡”，就是很貧瘠的山，這種險峻的自然環境是城市里的現代孩子想象不到的那種苦。陳永貴同志帶領群眾們肩挑手扛，鑿實造田……當年的田叫做三跑田，就是這種梯田，又跑水，又跑肥，又跑土，什么都存不住。但是后來變成三保田，經過他們勤勞建設，改善了環境，水和肥和土壤都能保住。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自己能吃上飯了，也能交上商品糧了。

他不管年紀大了以后仍然是和大家一起勞動，并且還要下鄉調研，過去有一種制度要在群眾家里吃派飯，就是上面給發一點錢，讓人給做飯，但是他連這樣都不敢麻煩村民。他永遠是自己帶著干糧住農家土炕。到某一個縣的時候，組織上說給他加點菜招待一下，他一連擺手，就說，就小米粥窩頭最養人，搞特殊就是背叛農民。

后來他積勞成疾，診斷出肺癌，仍然堅持工作到最后。他的奮斗為新中國農業自力更生樹立了精神標桿。他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內核這種大寨精神就是被納入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的。他在大寨工作的時候，也是20多年帶領人民實現畝產超500kg，把荒山變成良田，把窯洞變成新居，徹底改變了當地山村的貧窮命運。

在1986年他生命垂危的時候，家屬們準備按照習俗，就是傳統一點的辦后事，他非常堅決拒絕，說“骨灰要撒在大寨的梯田里，讓我回地里去……”后來在虎頭山上，并沒有特別宏偉的陵墓，他就安眠在他親手修筑的層層梯田對面……讓這里的山和土，見證了從土地中來回土地中去的誓言。另一位用紙筆為人民耕耘的郭沫若同志的骨灰也撒到了這里，而陳永貴是在土地上為人民耕耘的，所以他們兩位人民的好兒子的靈魂都在大寨的虎頭山上，陳永貴同志的墓碑和郭沫若同志的紀念碑并立。陳永貴同志身上凝聚著勤勞，堅韌，清廉，奉獻的農民本色，是超越時代的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的實踐為新中國的農業自力更生探索了寶貴的路徑，他將個人榮譽歸于集體，他說大寨的成績是全體社員干出來的，我只是個帶頭人。他始終扎根泥土，貼近群眾。他的精神至今還閃耀在鄉村振興的征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