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系經歷了14任美國總統，而對華關系更是經歷了從敵對到封鎖到破冰接觸，再到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復雜演變過程。

總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美蘇冷戰對抗時期（1949年至1971年）、中美關系正常化與蜜月期（1972年至1989年）和中美博弈期（1990年至今）。

在美蘇冷戰初期，由于中國奉行“一邊倒”策略，明確倒向蘇聯陣營，并于1950年正式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立了兩國之間的同盟關系。

作為回應，杜魯門時期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開始正面交鋒，杜魯門對中國實行了全面封鎖與孤立，視中國為敵對國家。

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依舊選擇對華包圍態度，艾森豪威爾甚至采取了明確支持臺灣當局的態度，甚至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將臺灣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保護范圍”。

肯尼迪時期雖然逐步放寬貿易禁運，但總體依舊保持對華強硬態度。

約翰遜則在越南戰爭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并選擇升級越南戰爭，美軍參戰士兵人數從1963年的大約1.6萬人攀升至1968年的53.1萬人，戰爭性質也從“代理人戰爭”徹底轉變為以美軍為主力的“局部戰爭”。

而在此期間，由于美國深陷越南戰爭并對中國援助北越高度警惕，因此約翰遜在對華態度方面繼續推行封鎖與遏制策略。

時間來到尼克松時期，這個時期也是中美關系正常化關鍵時期，也是因為三大原因才導致美國在面對多重危機時最終選擇了理性。

其一：1969年3月2日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爆發，由于蘇聯邊防軍入侵珍寶島（坐落于黑龍江的中俄邊境小島）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并將其逐出珍寶島。

也正是因為中蘇邊境爆發武裝對抗事件，進一步導致中蘇關系徹底破裂，也讓美國明白蘇聯陣營并非“鐵板一塊”，是時候拉攏中國推行“以中制蘇”戰略。

其二：20世紀60年代末，蘇聯軍事力量快速崛起，并在歐洲、中東和亞洲多線向美國施壓。而此時的美國深陷越南戰爭，全球戰略陷入“蘇攻美守”困局。

1971年尼克松與基辛格提出“五大經濟力量中心”構想，即美國、西歐、蘇聯、中國和日本五大經濟體，構建發展“多極均勢”勢力，即利用中國制衡蘇聯，形成世界“三角”格局。

其三：還是因為越南戰爭，美國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再加上中國作為北越重要支持者，越南問題短期無法得到徹底解決。

此時美國選擇改善對華關系，有助于美國快速解決越南問題，更可以實現美軍體面撤出越南。

基于以上三點原因，最終實現1972年尼克松訪華并簽署《上海公報》，至此中美關系正式開啟關系正常化與蜜月期。

此后在福特、卡特、里根和老布什時期，中美關系得到質的發展，兩國甚至在軍事、科技領域展開諸多合作，放在現在想都不敢想。

中美蜜月期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逐步結束，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得美國變得警覺起來，逐漸將對華戰略轉向“接觸+遏制”，既要經濟合作也要軍事遏制。

克林頓初期以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后期轉向經濟合作并推動中國加入WTO，其深層目標是通過經濟規則“鎖定”中國崛起“路徑”，并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

小布什初期也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但因“9·11”事件突然爆發，也短期徹底改變美國戰略優先級，客觀上為中國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此后，又因為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的爆發，美國消耗了絕大部分軍事、經濟資源，陷入長達20年的“反恐泥潭”，這一時期又被稱為美國制華“戰略中斷期”。

經過奧巴馬時期的“修身養性”，再度提出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并加強在中國周圍進行軍事部署，防備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

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經濟和科技領域頻頻向中國“動手”，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并采取全面打壓戰略遏制中國，態度極其強硬。

在拜登時期，這位被譽為“冷戰活化石”的老人可不簡單，在對待中國的態度時可謂是“老辣與謹慎”，處處都透著“陰險”。

拜登時期基本延續特朗普戰略，甚至在對臺問題、南海問題上采取更加激進的做法，這也使得臺灣當局和菲律賓不斷采取冒進舉動，嚴重挑釁中國大陸的“底線”。

如今特朗普再度開啟第二任期，中美關系大概率還將走向一種競爭與并存的“新常態”，兩國既不會完全脫鉤，同時也難以回到“蜜月期”，雙方都在尋找“斗而不破”的平衡點。

另外，特朗普會不會重蹈第一任期的“覆轍”呢？各位讀者怎么看呢？

此外，通過中美關系77年的風云變幻，從敵對博弈到競合共生，可以看出美國14位總統真是“各顯才華”，如果非要說誰犯下“大錯”，筆者認為沒有，畢竟中國崛起可謂是“時勢造英雄”，這是不可逆的。

最后，筆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評價中美俄三國關系，即美強則中俄“抱團”、俄強則中美“蜜月”，如果中強是不是會出現美蘇“聯手”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