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打熱搜“教育部:嚴禁班干部選拔弄虛作假”，點進去一看，原來是，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負責人在《關于開展基礎教育規范管理鞏固年行動的通知》相關答記者問中明確指出，“嚴禁在學生入團、入隊和班干部選拔等工作中，出現謀取私利、弄虛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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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遠離學校的80后老登，不禁有些疑惑，一個班干部而已，有什么“私利”可謀？無非就是幫老師收收作業、維持一下紀律、組織一下值日，活沒少干，夸獎未必有，真說起來，常常還是個“出力不討好”的差事。到了今天，怎么竟然需要專門發文強調，本該是最為純粹的校園，什么時候起被功利與現實的力量滲透。

成人一聽“謀取私利”，會先想到金錢、回扣、宴請、利益輸送，覺得這似乎不像中小學里會發生的情形。

但中小學生的“私利”，往往并不是直接的金錢得失，而是另一種更隱蔽、也更容易被忽視的東西：身份收益、評價收益、升學收益、關系收益和管理收益。

過去學生當班干部，很多人覺得麻煩；當下不少學校的學生干部、少先隊干部、團員身份，不再只是“承擔一點工作”那么簡單。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具體情境中，這些經歷會進入學生成長檔案、綜合素質評價材料、評優評先記錄，甚至在推薦和展示中成為“有內容可寫”的一欄。

一旦某種身份開始與未來機會建立了想象中的關聯，它的性質就變了，這種變化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教育評價越來越重視“綜合表現”之后，一種自然而然的社會反應。

問題不在于重視綜合素質本身，而在于：當評價需要材料，而材料又高度依賴學校內部少量崗位和頭銜時，崗位就會資源化，資源就會競爭化，競爭就會誘發運作。

很多家長真正爭的，未必只是那個崗位本身，而是孩子在班級中是否“被看見”的信號，這種心理需求，和今天的教育焦慮結合在一起，很容易把原本普通的校園角色，推高成一種象征性資源。

如果說家長看到的是未來收益，那么老師面對的，往往是當下收益，一個班如果有一套聽指揮、執行力強、能穩定秩序的班干部團隊，對老師來說，確實可以顯著降低管理成本。所以，當“誰更適合服務同學”與“誰更方便老師管理”發生沖突時，很多現實選擇會傾向后者；當“程序公正”與“降低麻煩”發生沖突時，一些做法會默默偏向效率和穩妥；當某些家長同時又更“支持工作”、更會配合、甚至更有資源時，選擇就更容易滑向不透明的熟人邏輯。

可能因為時代不同，對學生干部的記憶，仍停留在一種比較樸素的狀態：老師指定也好，大家推選也罷，當上了無非多干點活，不當也沒什么損失；誰真為這個去“運作”，似乎很難想象。

所以今天看到這“嚴禁”時，好像產生一種錯覺：現在的校園風氣怎么變成這樣？

但細想來，恐怕也不是突然變化的，只是同一套原本并不精細的校園做法，在外部環境變化后，被附著上了越來越多現實利益，而規則更新又沒有及時跟上。

過去的“隨意”，因為無關緊要，所以沒顯得那么刺眼；后來的變化，是評價體系讓頭銜開始“值錢”。

當教育越來越重視學生綜合發展，初衷當然是好的。問題在于，一旦成長檔案、評優材料、綜合素質記錄開始需要可見、可寫、可量化的內容，那么學校和家庭都會傾向于尋找一些可證明的“標志”。

班干部、隊干部、團員、主持人、旗手、各類榮譽稱號，就很容易成為這種“證明”的載體；在競爭環境里，哪怕只是“可能有用”，都足以讓一個崗位的爭奪烈度上升。社會的壓力，也讓家長的焦慮影響滲透到本應相對純潔的校園之中。

但真正刺痛人的，不是一個崗位被“運作”，而是孩子在其中學到什么，中小學和大學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年齡，而是教育意義。

大學里出現功利競爭，似乎尚能“理解”，但中小學里出現類似邏輯，則格外讓人不安，因為這里本應是孩子學習公平、尊重、合作和規則意識的起點，是孩子價值觀塑造的關鍵時刻，中小學里的失范，不只是一次操作失當，而是一堂隱形課程。

如果一個孩子當班干部，是因為家長“使了勁”、老師“安排”、程序“照顧”，那么他學到的第一課，很可能不是責任，而是身份。

如果再加上一些學校和老師有意無意地賦予班干部額外話語權，比如代記名字、管紀律、安排任務、參與評價、優先露面，那么孩子會很自然地把“服務崗位”理解為“高于同伴的位置”。

對一個價值觀尚未穩定的未成年人來說，這種體驗是危險的；它太容易把服務意識扭成管理沖動，把責任感扭成支配欲，把自信扭成優越。

一個孩子未必能說清楚什么是程序正義，但他對公平非常敏感。他會看得出來，誰總被老師偏愛，誰總有機會，誰的錯誤更容易被原諒，誰更容易被推到臺前。

如果他反復看到的不是程序與公平，那他對規則的信任感會受到非常早期的損害；也許不會憤怒，但會內化為糟糕的反應，過早學會迎合，覺得“現實就是這樣”；對一切公共規則失去興趣，覺得“反正都輪不到我”，太早變得“世故”。

班級最根本的關系，應當是同學關系；一旦班干部制度被過度“權力化”，班級內部就容易形成一種隱形等級結構，原本平等、自然、松弛的同伴關系，會摻入身份差異、地位心理和討好邏輯。久而久之，班級就不像一個共同成長的群體，更像一個小型秩序場；這微型權力的快感誘惑，才是校園教育最該警惕的。

因為對孩子來說，權力從來不需要很大，只要足以形成對同伴的支配感，就會留下印記，它不需要帶來物質利益，也足以讓人上癮。

因為它滿足的是更深層的心理需求：優越感、控制感、被承認感、靠近權威的滿足感；這也是為什么有的孩子對班干部位置特別執著，有的家長也會為之焦慮，并不全是為了未來升學，也因為頭銜天然帶有秩序中的位置感；在競爭文化濃厚的環境里，這種感覺很容易被誤認為“領先”。

有時，一項規定被寫進文件，不完全意味著問題是今天才產生的；更可能意味著，它已經累積到不能再被視作“小事”的程度。

入團入隊、班干部選拔之所以被點出來，不是因為它們是最大的利益場，而是因為它們最靠近孩子的價值形成現場。

有些事大人覺得小，孩子卻會記很久；有些不公在成人眼里只是“一個安排”，在孩子心里可能就是第一次對公平產生懷疑。

所以，這表述的意義，不只是反對個別不正之風，更是在劃一條邊界：學校不是可以任由熟人邏輯、人情邏輯、功利邏輯滲透的地方；哪怕是最基層、最日常的班級事務，也必須守住程序、規則和兒童立場，說到底，教育要守住的，是孩子對公平的第一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