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太平年》所展現的五代亂世，有一個令人不解的歷史現象：沙陀人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建立的后唐，以及后晉、后漢，都被中原百姓和南方政權視為正統。
唯獨契丹人耶律德光進駐開封后，僅僅兩個月后就四面楚歌，引發中原百姓武裝反抗，被迫倉皇北逃。
同樣是“外族”，為何中原百姓對契丹和沙陀的態度，卻是天差地別？
1.沙陀不遺余力融入中原
其實，沙陀人并非是一夜之間，出現在中原王朝舞臺。早在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沙陀首領朱邪盡忠就率領部眾從吐蕃統治下東歸大唐。
這段東歸之路充滿血淚，三萬人跋涉河西走廊，面對吐蕃騎兵的圍追堵截，抵達靈州時，三萬人僅剩兩千人，朱邪盡忠也在歸唐途中戰死沙場。
后來，朝廷將沙陀人被安置在鹽州、代北一帶，納入軍戶。此后的近百年間，他們為唐朝征戰四方，甚至在黃巢起義時幫助唐朝平叛亂軍。
唐懿宗時期，沙陀首領朱邪赤心率三千騎兵參與鎮壓龐勛起義，作戰勇猛，居功至偉。朝廷不僅封賞官職，而且還賜朱邪赤心姓“李”，名“國昌”，編入宗室屬籍。
從此，朱邪赤心變成了“李國昌”，他的兒子不再叫朱邪克用，而稱李克用；孫子也不叫朱邪存勖，而叫李存勖。
賜姓入籍，意義非同小可。
這意味著沙陀首領，被正式承認為大唐宗室成員，沙陀軍隊成為合法的“李家軍”。當朱溫篡唐稱帝時，李克用仍奉大唐正朔，以復興唐朝為名與之對抗。
這種政治姿態，為日后李存勖建立“后唐”奠定了無可爭議的正統性；他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加上父祖三代為七廟，明確宣告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繼承者。
其實，到五代時期，沙陀人的漢化已相當徹底；他們不僅姓漢姓、說漢語、穿漢服，還與漢人廣泛通婚。
同時，沙陀是歷史上唯一一個源自西域、融于漢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后裔；這種深度融入，使中原百姓很難將他們視為“外族”。
二、契丹人長期的軍事威脅
不過，與沙陀的百年融合形成鮮明對比的，便是契丹人與中原的緊張關系。
雖然說，契丹早在南北朝時期就被眾人所知，但未能像沙陀那樣融入中原體系。
從后梁開始，契丹就不斷南侵：攻幽州、圍定州、擾河北，邊民深受其苦。即使在后唐最強盛的時期，李存勖、李嗣源也多次率軍與契丹激戰。
同時，契丹的南侵帶有強烈的掠奪性質。
耶律德光時期，契丹連年入寇，搶掠民財，霸占妻女，屠殺邊民，令中原百姓對于契丹人十分痛恨；長期的敵對狀態，使中原對契丹形成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
所以說，當耶律德光于947年滅后晉進入開封時，表面上是征服者，實際上卻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外來者。他不懂得中原的治理邏輯，也不了解民心的向背。
三、耶律德光的“三大過失”
據《遼史》記載，耶律德光在北返途中曾總結自己的“三大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
這三條過失，條條致命。
第一是糧草問題。
契丹沿襲草原舊俗，以“打草谷”的方式就地征糧。入汴之后，“縱胡騎打草谷”，四處抄掠，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這種掠奪行為摧毀了占領區的經濟秩序，讓百姓從失望走向絕望。
第二是搜刮民財。
耶律德光下令“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搜刮來的財物“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這種全城大索，只取不予的方式，徹底寒了人心。
第三是人事安排。
耶律德光沒有及時讓原后晉節度使返回駐地，而是試圖用契丹官員直接治理地方。這些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大肆斂財，百姓苦不堪言。
相比之下，沙陀人政權則完全不同。他們沿襲唐朝制度，尊重地方節度使的權威，賦稅體系也相對穩定。劉知遠建立后漢時，就下令停止搜刮，贏得廣泛響應。
四、個人總結
雖然說，契丹滅掉了后晉，但付出的代價極其慘重。在與后晉的三次大戰中，契丹軍隊損失巨大，國力也是損耗。
后晉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源于杜重威率20萬大軍投降，使得契丹得以長驅直入，而這種勝利并不等于民心歸附，以至于最后耶律德光倉皇北撤，途中病死于欒城。
其實，中原百姓判斷一個政權是否“正統”，看的并不是統治者的血統，而是其是否遵循中原的制度與文化規范。
沙陀人用近百年時間完成了身份轉換：從西域別部到大唐宗室，從“外族”到“自己人”。他們建立的后唐、后晉、后漢，在制度、語言文化上與漢人已無區別。
反觀契丹人，雖然軍事領域強大，卻始終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大肆劫掠，既沒有融入的意愿，也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充其量就是一個放大版的部落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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