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中國人好像天生就愛“湊四”。

提起文化圈的“四大”，能一口氣說出一長串：四大才子、四大美女、四大發(fā)明、四大名捕、四大天王、四大發(fā)明……

這其實是刻在我們骨子里的文化心理之一。

古人講究對稱、追求完整，“四”諧音“事”，暗含“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更契合農(nóng)耕文明里對穩(wěn)定和平衡的向往，就像四季輪回、四方天地，怎么看都透著舒服和圓滿。

但凡提到“四大XX”，立馬就給人一種“官方認(rèn)證，權(quán)威蓋章”的感覺，好像這四個就是最好的、最正宗的。四大名著，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那我們從小讀到大、爛熟于心的“四大名著”，是什么時候定下來的，

答案可能會讓你有點意外：它的歷史，可能比你爺爺?shù)哪昙o(jì)還要小。

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家說的可不是“四大”，而是 “六大奇書” 。

明清時期，那可是中國通俗小說的“黃金時代”，就像今天的影視圈一樣，佳作扎堆，神仙打架。

最早在明代，就有了“四大奇書”的說法。當(dāng)時的文人馮夢龍?zhí)袅怂谋咀畛鋈Φ模骸度龂萘x》《水滸傳》《西游記》，還有一本《金瓶梅》。

不過《金瓶梅》有點特殊，因為里面有不少直白的情愛描寫，在那個保守的年代，始終沒能登上“臺面”，后來慢慢被主流傳播邊緣化，到最后幾乎被排除在大眾視野之外。

等到了清代，情況就變了。《紅樓夢》橫空出世，一登場就驚艷了整個文壇，哪怕被多次封殺，也擋不住大家手抄傳閱，甚至有人能把全書背下來，影響力直接碾壓同期作品。

與此同時，《儒林外史》《聊齋志異》也慢慢火了起來。一來二去，文人圈和民間就形成了新的共識，“四大奇書”不夠用了，“六大奇書”的說法應(yīng)運而生。

這六部書，每一本都是頂流，是民間和文人圈中，流傳最廣、影響力最大的書籍。

到了民國時期，出版商為了銷量，將這六部書打包成套，推出了“六大名著”的概念，一經(jīng)推出便暢銷全國。

可以說，那時候的讀書人，家里要是沒一套“六大名著”，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有文化。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大力推動文化普及，想讓普通老百姓也能讀到經(jīng)典、讀懂經(jīng)典。

但那時候條件有限，出版資源緊張，不可能把所有古典小說都大規(guī)模印刷、推廣。

于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社長馮雪峰、副總編輯聶紺弩為首的一批頂尖學(xué)者和出版家，面臨著一次重要的篩選，他們要從“六大名著”中，選出最適合面向全國普及的幾部，牽頭，整理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xué)讀本叢書”。

篩選的標(biāo)準(zhǔn)很簡單，就看三點：思想性、藝術(shù)性、影響力，還要兼顧篇幅和題材。

不能太長，不然老百姓讀起來有壓力；題材還要互補(bǔ)，覆蓋不同的風(fēng)格，滿足不同人的喜好。

最后脫穎而出的，就是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四部：歷史題材的《三國演義》、江湖題材的《水滸傳》、神魔題材的《西游記》、人情題材的《紅樓夢》。

這四部書，篇幅適中，故事性強(qiáng)，而且傳遞的價值觀也符合當(dāng)時的文化導(dǎo)向，堪稱“國民讀物”的最佳選擇。

沒想到，這四本書一經(jīng)推出，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影響力太大了，以至于后來人們提起古典文學(xué)，下意識想到的就是這四部。

久而久之 “四大名著” 的說法，就這么約定俗成地流傳了下來，成為了我們今天家喻戶曉的“標(biāo)配”。

當(dāng)然被“淘汰”的那兩部，同樣是偉大的作品，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四大”還要“高半級”。

《儒林外史》 就是 “諷刺”的鼻祖，古代諷刺文學(xué)的巔峰。

吳敬梓用他那支如刀的筆，把封建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癡狂、虛偽和心酸，刻畫得入木三分。它不僅是一部小說，更像是一部古代讀書人的“紀(jì)錄片”。

魯迅先生對其評價極高，說它“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

而 《聊齋志異》 ，更是 世界短篇小說之王。郭沫若先生評價它“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蒲松齡筆下的鬼狐，比很多書里的人更像人。它們有情有義，敢愛敢恨，借鬼神之口，揭露了遠(yuǎn)比人間更黑暗的現(xiàn)實。

這種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完美結(jié)合，影響了后世無數(shù)作家。我們熟知的諾獎得主莫言，就曾坦言自己深受《聊齋志異》的影響。

之所以被“刪掉”呢？不是它們不夠好，是基于多方面的現(xiàn)實考量。

《儒林外史》 它最大的問題是基調(diào)太“冷”。它用一支冷靜到近乎殘酷的筆，描繪了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的百態(tài)，充滿了批判和反思。

對于建國初期，需要鼓舞士氣、普及文化的時代背景來說，它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或者說，不夠“正能量”。

《聊齋志異》 它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體裁上的不統(tǒng)一，讓它在一開始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更重要的是，它的內(nèi)容是“鬼狐花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些“封建迷信”色彩濃厚的故事，顯然不適合作為“國民讀物”首推。

文學(xué)的榜單，從來都不是唯一的。“四大名著”的誕生，是時代的選擇，是出版資源和普及需求平衡下的結(jié)果，只能說是“時也，勢也”。

說實話，要是讓我們自己選，每個人心里的“四大名著”可能都不一樣。

有人偏愛《儒林外史》的犀利，有人喜歡《聊齋志異》的奇幻，還有人喜歡《金瓶梅》的世態(tài)，它們沒有絕對的好壞，只有不同的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