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怕吃苦，也沒有一般洋車夫可以原諒而不便效法惡習，他聰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志愿成為事實。”

——老舍·《駱駝祥子》

看到人力車夫這個詞語，很多人想到了一個詞“駱駝祥子”，或許在人們的印象中，人力車夫是個貶義詞吧，雖然努力拼搏卻換不來尊嚴的一種職業。

電影《駱駝祥子》劇照。

但是這組老照片中展示的人力車夫大多狀態還不錯，經常笑容滿面，透露中另一種精神面貌。

在這組照片的注釋中，人們普遍把這位車夫認作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的后裔，即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并配有描繪生動的小故事。諸如人們搶著去坐這位王爺的車，溥儀因為他拉車辱沒了皇族身份，怒斥之后卻又給了錢令其改行等等。“清朝最后一位鐵帽子王,萬貫家財揮霍一空,晚年靠拉車維持生活”“晚清最后一位鐵帽子王爺晏森：敗光家產賣祖墳,清風兩袖成車夫”。是最為常見的標題。

這樣的故事固然傳奇，這組鮮活的影像更為這樣的敘述添色不少，人們愿意相信這位圓頭圓腦，憨厚中又帶著些許精明的車夫，就是家財散盡的末代王爺，帶著看淡世事的笑容，樂呵呵地奔跑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但其實這些故事純屬臆測，這位人力車夫自有其精彩的故事。

事實上，這組照片出自美國《LIFE》雜志著名攝影師迪米特里·凱賽爾之手，拍攝于1946年5月。而凱賽爾的搭檔、著名記者約翰·赫西在《LIFE》雜志上，則用近九頁的篇幅，講述了這位洋車夫的故事，也為今天的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錄。

Dmitri Kessel，1902 年 8 月 20 日－1995 年 3 月 26 日，戰地攝影記者、《生活》雜志專職攝影師。

Dmitri Kessel出生在基輔，在俄羅斯波多里亞省（現為烏克蘭）長大，十歲起，Kessel在俄羅斯波爾塔瓦軍事學院接受訓練，擔任騎兵軍官，后來在波蘇戰爭（1919-21年）期間加入了蘇聯紅軍與波蘭的戰役。

1923年，Dmitri Kessel移民美國，從事皮草行業與俄語報紙翻譯工作，1934年，他進入Ben Magid Rabinovitch（1884-1964 年）攝影學院，并利用自己此前的人脈為工廠拍攝照片，后成為Henry Luce 's Fortune的自由撰稿人。 1939年，他開始負責報道二戰，最終在五年后成為life的戰地記者，他為life工作了33年。

他的照片主要記錄了內戰結束前北京的景觀建筑、中國的民生狀況、人物肖像。 這些照片主要拍攝于 1940至1954 年，拍攝地主要有北京、上海、重慶、長江沿岸等地。

在這張近景中，可以看出車牌號。

這篇文章發表在1946年6月3日的《LIFE》雜志上，題目是“34號人力車夫”。34號，來自于他的洋車編號。在當時的北平，洋車夫的類型有多種，較為常見的，是拉包月、拉散座和拉牌兒車的。包月和散座較好理解，牌兒車則特指在北京飯店、東交民巷一帶，專拉外國人的一類。在他們的車上，會有專門的銘牌，以辨識身份。

在照片中也可看到，在他那輛被擦得簇新的洋車座椅扶手上，有“Q.D.34”的銘文，Q.D.即是法文“Quartier Diplomatique”，外交區域的意思。顯然，這位34號車夫，便是這樣一位在使館區里討生活的拉牌兒車的。

在這篇文章中，或許是相貌憨厚，看起來有點佛相的人力車夫被取了個“Buddha”的外號，我們則不妨稱呼其為佛爺。

▲推測是在家門口，老父親與三個兒子的合影，一家兩代，均以拉車為生

▲作為六國飯店這個車口的負責人，佛爺手中也掌握著一份不大不小的權力

“穿長袖白小褂，黑的或藍的布褲子，褲筒特別肥，腳腕子系著細腿帶，腳穿雙臉千層底黑布鞋。”這是當時舊京“拉客座”的洋車夫最標準的打扮。

真是很有佛相，這外號取得恰當。

“佛爺”有很好的鏡頭感

▲佛爺繪聲繪色地為他的顧客講述著古跡中的故事，這位多次出現在鏡頭中的外國女人叫Eve·Newton，是當時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

佛爺拉著Eve·Newton奔跑在東長安街上

一邊跑車一邊講北京的典故

讓Eve·Newton入迷的講解

▲在作為“北平第一招待所”的六國飯店門前，佛爺和同行們從小販那兒解決午餐問題。“WASC”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服務團，旨在為來華美軍提供全方位服務，其中在北京設有多處招待所，多為當時著名的酒店。

在綢緞莊做導購

除了提供拉車服務，“佛爺”這類拉牌兒車的洋車夫還身兼導游、導購等多重身份，比如他會把顧客帶到前門外的一些商店。如果客人看上了某件商品，他就會代為詢價。價要高了，他會假裝和客人一樣憤慨；價要低了呢，他也會和店家一樣，露出尷尬和無奈的神色。在他的左右撮合下，最終會以一個客人覺得很便宜，而店家足夠有賺頭的價格成交，皆大歡喜。

打包商品時，他會消失一小會兒，說是進里屋喝口茶，再把客人拉回家。客人會給他一筆不菲的小費，店鋪的主人也會在小本子上記下購買的日期和金額，到年底給“佛爺”一筆可觀的回扣。

▲佛爺和他的小舅子。小舅子稚氣未脫，已經接過了姐夫的一輛舊車，開始跑生活。

撂跤組照

掛滿照片的小屋

與大多數車夫不同，“佛爺”獨具個性。在他家的墻上、鏡子前，布置了許多照片，有他和外國客人的合影（他曾作為一個丹麥作家的向導去了草原）、練習摔跤的場景、穿著借來的海軍陸戰隊軍服拍的個人照等。這些布滿好幾面墻的照片、合影，與并不寬敞的小屋形成了頗為有趣的對比。在并不富裕的生活中，“佛爺”似乎自有一番天地。

▲自家小院里的合影，正中的是佛爺的老父親，身邊是他其中一位兄弟，以及媳婦、孩子們。門上對聯里還有“但求戰事和平一家團聚”的字樣，或許在抗戰中也經受了離亂之苦

在這篇文章和Dmitri Kessel的照片之外，佛爺還曾出現在另一位著名攝影師的鏡頭之下。

1948年12月，他曾出現在布列松的鏡頭中，當時的身份，或許還是車夫、翻譯及向導。凱賽爾與布列松相熟，很可能向即將赴京的布列松推薦了這位車夫。“佛爺”也給布列松留下了好印象，他曾在筆記中提及這位最喜歡的“34號車夫”。

出現在布列松的照片中。

出現在1948年12月11日新兵入營儀式上的“佛爺”。

無論如何，“佛爺”是個很有意思的人，可以想見，在時下這個自媒體時代，他很可能會成為一位有著眾多粉絲的“網紅”。即便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已經在京城里獲得了相似的身份和地位。

他的后半程人生鮮為人知，或許他的兒女后輩尚在，能為我們講述余下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