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前后，內憂外患下的國民黨當局，為何在聯蘇和反蘇間游移？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第五日，即1931年9月23日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上，即有人主張：

“在外交上說，我們現在對俄國還是可以復交的。除俄國以外，沒有人會來幫助我們的。這也不是說俄國獨厚于中國，因為日本是中俄兩國共同的敵人。蘇俄遠東的利益，是和日本起正面的沖突的。”

同時，在東北方面，“張學銘曾上條陳主張與俄復交，東北青年亦有因此而傾向聯俄者，即經濟實業界中人亦所不免”。

總之，面對九一八事變所帶來的中日危機，以“日本是中蘇公敵”為根據的“對蘇復交”論和“聯蘇制日”論，很快就在部分當局者和民間人士中抬頭，而且兩種主張不加區別地渾然一體。

1、特種外交委員會對“復交”與“聯蘇”的否定

但是，9月30日，在專為處理東北問題而成立的國民黨特種外交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反對“對蘇復交”和“聯蘇制日”的意見卻成為主流。該次會議以討論對蘇問題為重點。

會上，先由國民黨元老李煜瀛（李石曾）介紹了前述東北方面關于復交和聯俄的意見。

李在結束發言時強調，“因日本之壓迫而遽然變更既宣外交方針，實有從長討論之必要”。

對李煜瀛的發言，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戴季陶總結說：

“李委員所談有二要點。（一）對俄復交事可進行但不必立刻實行，以保留與歐美交涉之作用，并為有條件之交涉。（二）積極作與歐美聯絡之工作，以在經濟上聯合，謀中國經濟上之進步為目的，并以對俄復交之空氣促其與我接近。至對俄復交之條件，本人研究所及有應注意者：（1）對蒙古問題；（2）對中東路問題；（3）對共產黨問題――此問題又可分兩點：1.過去外交機關包庇共黨之事實今后不可再有，并須有切實之保證；2.對共黨不可有各種物質及精神上之援助，第三國際之行動蘇俄政府須負其責”。

對戴季陶的上述總結，吳敬恒（吳稚暉）補充說：

“對俄太接近是否失英美之同情亦要考慮”。邵力子（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31年12月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則強調：“對俄復交并非聯俄，更非容共”。

最后，戴季陶重申：關于對蘇復交問題，“在方法上不可更引起日本之恐怖及失英美之同情”。

概言之，這次會議的議論有兩點值得重視：其一，它對“復交”（即結束同蘇聯的非正常關系）和“聯蘇”（即同蘇聯合作或結盟）作了明確的區分。其二，對“聯蘇”，與會者均表反對；對“復交”，雖然與會者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其有牽制日本及爭取歐美援助的利用價值，但對立即付諸實施則都持消極態度。

上述基調何以形成？從會議紀錄中，似可歸納出以下三點理由：

第一、當時，國民政府把英美與國聯作為解決中日紛爭的最大依靠，相反，由于蘇聯正同英美及國聯處于敵對狀態之中，也由于反蘇反共潮流在全世界的蔓延，國民政府決策層判斷：對蘇接近必將導致喪失國際同情。
第二、盡管中日關系陷入危機，國民政府決策層因國共內戰及外蒙、中東路等內外問題而產生的對蘇聯的嫌惡、懷疑與警戒并未減少。與此相應，對蘇接近必然壯大中共勢力的看法，也繼續深深存在于國民政府決策層中。
第三、國民政府決策層擔心中蘇接近將造成對日本的刺激，故竭力回避之。

在上述三大理由中，第一個理由是基于對國際政治的顧慮，第二個理由是基于對國內政治與中蘇外交懸案的顧慮，第三個理由是基于對日本的顧慮。由于這三種顧慮，國民政府把蘇聯因素看成是一把雙刃劍。也就是說，它認為：雖然改善中蘇關系確有牽制日本的作用，但是，因為中國本身也在內政外交各個方面同蘇聯存在著深刻的沖突，因為中國所依靠的英美與國聯也同蘇聯存在著尖銳的對立，再加上日本正借口“反蘇反共”來美化自身的侵華，因此，中國的對蘇接近不僅是有得有失，而且是得不償失。

在這種觀點的引導下，前述特種外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以后近四個月的時間里，國民黨內的各個派別雖然在領導權問題上存在糾紛，在對蘇關系上，卻一致執行這樣一種方針：一邊防止中蘇關系繼續惡化，一邊堅持對蘇回避態度，既不復交，更不聯蘇。

作為對這一方針之基本理由的解釋，1932年1月10日，暫時處于下野地位的蔣介石，曾結合反對陳友仁（孫科政權外交部長）對日斷交的理由，從中、日、蘇和“國際”四者之聯鎖關系的角度，下了這樣一個斷言：

如對日絕交即不能不對俄復交，陳提此案，眾皆不察，且多數主張絕交，是誠國家最大危機。此時我國地位若戰而不宣，尚猶可言，如絕交即為宣而不戰，則國必危亡。以對俄復交，則列強對我不但不助，而且反助日。故東三省問題未決之前，如對俄復交，則不止斷送滿蒙，是乃斷送全國也。

這個斷言所暗示的“解決東北問題之前決不對蘇復交”的決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國民政府決策層“對蘇回避”的意志是何等強烈。

2、蘇聯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

然而，1932年2月以后，遭到國民政府抑制的“聯蘇”論調，開始在中國重現活躍。這是因為，一二八上海事變后，日本再次侵犯中國，英美與國聯卻同九一八事變時一樣，除了口頭上的對華同情外，未作出任何實質性的援華制日行動。對日本新的侵華行徑的憤怒同對英美、國聯的失望相結合，使中國的輿論沖破了政府的壓制。

如當時發自南京的路透社電信所述：“在一般中國人中間，日益流行著這樣一種論調：既然全世界面臨日本的武力侵略而對中國毫無作為，中國除聯蘇之外別無出路；中國與其屈服于日本的武力，不如同共產主義合作。”

此外，這一時期中國報刊對“日蘇危機”的報導，也使人寄希望于日蘇沖突的早日到來。

在這種對日憤懣、對國際失望與對蘇期待“三合一”的背景下，1932年4月，以孫科為標志，“聯蘇”論達到了一個高潮。4月24日，孫科提出了他的《抗日救國綱領》，公開要求“以徹底抗日為目前外交之主要方針”，“凡與日本帝國主義利益沖突之國家，均認為我之與國，應與之作切實的互惠的聯合”。

翌日，在和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孫科進一步明確主張改變對蘇政策，稱“為實現抗日，我必須聯美聯俄“。

在分析這個聯蘇論的高潮時，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以前，聯蘇論主要出現于民間，決策層中的個別議論則僅停留于內部的會議，一經否決即不再堅持；相反，現在，聯蘇論由國民黨要人孫科出面主張，而且無視政府的既定方針而公然呼號。孫科曾于1931年12月至翌年1月出任行政院長，蔣汪合作政權成立后，又被任命為立法院長。雖然由于同蔣、汪的矛盾，此時孫科尚未正式就任，但他的經歷和地位，特別是國父長子的特殊身份，使他成為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特殊人物。

這種特殊人物的轉變，既反映了這一時期聯蘇論的上升，也暴露出國民黨高層在對蘇政策上已開始產生裂痕但是，盡管“聯蘇”論者把對付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于蘇聯，蘇聯對中日兩國的實際政策，卻同他們的希望相距甚遠。

九一八事變后，蘇聯認為“對華戰爭就是進攻蘇聯的序幕”，故抱有強烈的危機感。

然而，為了爭取對日備戰的時間，它實際上對日本采取了讓步和妥協政策。

借用日本外務省的紀錄來說：

“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當初，蘇聯政府雖標榜中立與不干涉方針，卻同意由中東路運輸日本軍隊，在呼倫貝爾事件時，對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蘇聯政府鑒于事變之進展，于昭和6年（1931年）末向我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自此以來，彼一有機會即反復重申該提議。”“蘇聯政府自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爆發即采取極其慎重的態度，至今與日本之間未發生任何不愉快之事。就日滿蘇三國關系而言，實在是可慶可賀。”

相反，在對華政策上，蘇聯的做法充滿了矛盾。具體言之，它一方面表示同情中國，呼吁國民政府迅速復交，另一方面卻在以對日妥協而使國民政府深感失望的同時，繼續擱置中國視作復交前提的中東路問題與外蒙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不滿兩周的10月1日，還同中國新疆省的地方政府締結秘密協定，染指新疆權益。

另外，更加違背客觀現實的，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發出的指示。這些指示認為，“應負戰爭責任的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通過帝國主義強盜的聯盟即國際聯盟準備重新瓜分中國并同意發動這場戰爭的英法美帝國主義”，“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者正企圖通過軍事挑釁的手法把在中國的戰爭變為同蘇聯的戰爭”。據此，共產國際不僅要求中共“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而且不顧抵抗外敵的基本前提是國內團結，再次強調“民眾推翻國民黨的革命行動是反帝民族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

遵循這些指示，當時處于左傾路線統治下的中共領導，不顧九一八事變后國內外矛盾的變化，實行了一系列極左政策，對外提出“武裝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對內則在上海事變前后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動了以占領大城市為目標的武裝總攻勢，脫離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與要求團結抗日的民情。

3、行政院的對蘇復交建議

同中國的“聯蘇”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蘇聯正好于同一時期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親日疏華”的行動。

首先，3月中旬，它承認了“偽滿洲國”任命的中東路督辦和理事，并同意在蘇聯控制下的中東路使用“偽滿洲國”旗。此舉被日本看成等于“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

接著，4月17日，蘇聯以中國駐黑河總領事代發馬占山抗日軍的電報為理由，要求撤換中國總領事；4月28日，蘇聯在土耳其國務總理訪蘇之際邀請各國外交團出席歡迎宴會，卻唯獨把中國代表團拒之門外；5月1日，蘇聯舉行閱兵大典，“外賓咸在，（中國）代表團去歲被邀，今年竟置不理。”

在這種壓力下，中國代表團于5月2日及4日連續致電國民政府外交部，稱：

“蘇聯對于代表團刻已視同贅疣，若不速決辦法恐遭被逐厄運。蘇聯此項態度似以畏懼日本為主因，同時亦似含有杜我復交之意。竊念中蘇邦交遲早總須恢復，倘令早日實現，使我國際地位煥然一新，內可撫國民睦之心，外備樹遠東牴角之勢。揆諸現情，似尚得計。國際聯合會本無實力援我，為世所知，當不至僅因中蘇復交助紂為虐，防共工作更屬內政問題，尤與復交無涉。”

緊接著這些電報，5月7日，駐德公使劉文島亦致電蔣介石，強調“外交最忌無成竹的拖延，致釀意外”，建議早日對蘇復交。

1932年3月至5月，正是國民政府在上海抗戰中受挫，被迫接受停戰協定的時期。同時，如駐蘇代表團電報所指出的，它又是英美和國聯之軟弱無力更加暴露無遺的時期。考慮到這一背景，不難想象蘇聯的上述舉動給中國當局帶來了多大的孤獨感與危機感。因此，國民政府外交部在把莫斯科來電緊急報告行政院時，憂心忡忡地指出：“蘇聯頗有事實上承認傀儡政府之勢，嚴霜堅冰，深恐其對我歧視之處尚不止于禮儀一端。”

5月11日，行政院第二十九次會議在討論了外交部的報告后，“僉以為宜準備對俄復交，當經決議附具意見提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

行政院的這個決議當即作為“第1016號公函”送付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根據公函中羅列的駐蘇代表團的來電和外交部的意見，再參考實業部部長陳公博會后向中央政治會議提出的意見，可以看出，行政院之所以建議對蘇復交，主要是基于兩點理由：第一，若中國繼續拒絕復交，蘇聯很可能正式承認“偽滿洲國”，此舉必將加強“偽滿洲國”的地位，助長日本的氣焰，國際影響極大；第二，與前年不同，美國的輿論現已趨向于美蘇建交，美蘇雙方已有接近傾向，朝野均有聯美心理的中國，“不妨與美采共同途徑”。

對照一下行政院的觀點和前述“聯蘇”論者的看法，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以下兩大區別：其一，“聯蘇”論者把“復交”與“聯蘇”混為一談，且以“聯蘇制日”為復交的第一目的；行政院的“復交”建議，則只是懾于蘇聯外交壓力的被動行為，著眼點首重阻止蘇聯“親日疏中”，而非“聯蘇制日”。

第二，“聯蘇”論者出于對英美的失望而主張對蘇復交和聯合；與之相反，行政院的復交建議雖然也有對英美因素的考慮，但其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對英美的失望感，而是某種安心感，即：既然連美國都在接近蘇聯，則中國即使對蘇復交，也不必像過去那樣擔心喪失國際同情。

4、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憂慮

5月15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接到行政院的“第1016號公函”后，決定先將其“交外交組審查，并推朱家驊、邵元、顧孟余三委員參加討論，由邵委員召集”。

5月19日，外交組一度決議“積極準備對俄復交”。然而，在其隨后提出的《中蘇復交問題方案》中，卻幾乎看不到對復交有什么“積極”的意向。

首先，該方案一開始就對中蘇復交提出了兩大憂慮，即：

（一）英美法意等國或則與蘇聯邦交尚未恢復，或則雖與蘇聯互易使領而感情未臻融洽。對于我國此時與蘇聯復交，將認為東亞形勢驟變，難保不謂我方已與蘇聯攜手，致對我漸失其同情。
（二）日本究竟有無侵略野心，現尚不可知，惟其欲攫取中東路以鞏固北滿地位，證之近日形勢，益見明顯。……日本而逼蘇聯太甚，蘇聯之必出自衛，可以斷言。彼時戰區恐在中國領土，中國寧有袖手旁觀之理？中蘇果于此時先行恢復邦交，則一方固可為互助之張本，而一方或將引起日本絕大之疑慮，甚至宣傳蘇聯有供給我方軍火之事，借以促進日蘇之沖突，而令歐美各國信日方之擴大東亞戰局，為防止中蘇之聯合挑戰，屆時我國事實上能否為有力之交戰團體，是在今日之充分準備。

從以上憂慮出發，“方案”在強調“與蘇聯復交一事不得不妥慎進行”后，建議采取以下“具體辦法”并就兩種途徑作出選擇：

（一）先與英美法意等國同時接洽，告以中蘇會議原有東路、通商、復交三大問題，茲擬先行復交后，續議其余問題；中國政府并無與蘇聯為任何軍事或政治上結合之意志。
（二）一面為適當之宣傳，宣傳要點為防共與復交系屬絕對兩事，而復交與聯俄亦屬不相關連之問題，俾對內對外，不致發生誤解。
（三）與蘇聯進行復交，有下列二途：甲，與蘇聯政府互換照會，實時恢復使領關系，不附任何條件。乙，不用復交形式，而徑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該約一經簽訂，兩國邦交當然恢復。

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舉行第三一三次會議，秘密決議：外交組所擬方案除第三之甲項辦法由外交部審度情勢再行提出決定外，其余“均照通過，交外交部辦理”。

這樣，行政院的對蘇復交提議實質上遭到否決，《先訂互不侵犯條約》成為國民政府的對蘇新方針。

繞開復交這個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先同尚無邦交的國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完全是違反正常順序的。它表明，在“公然的對蘇回避”這一“九一八”以來的對蘇基本態度因蘇聯的外交壓力而無法再維持下去以后，國民政府決策層仍然不愿翻然轉變，而企圖通過敷衍的方法，達到既阻止蘇聯進一步親日疏華，又避免無條件對蘇復交的目的。

因此，它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對蘇回避方針。

作為對剛剛結束的上海抗戰的總結，國民政府決策層基于上海抗戰時期受到內外夾攻的教訓，再次確認“外患”根源于中國的“內憂”，而“內憂”又以中共的武裝革命為甚。因此，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三一三次會議結束不久，蔣介石于6月中旬召集黨、政、軍首腦在廬山舉行會議，正式確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而其中又以消滅中國共產黨為當務之急。

要貫徹這個國策，勢必重新研究中共和蘇聯的關系。

結果，反蘇論調再次在國民黨內高漲起來。譬如，6月底，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利用一封“公民來信”，大聲宣揚對蘇復交有“八大弊害”。

何鍵所宣傳的來信和他本人加注的意見，可以說是代表了當時國民黨人對“一意剿共”與“對俄復交“二者之政策性矛盾的普遍觀點。

正是基于這種觀點，前述6月中旬的廬山會議在決定優先“剿共”的同時，決議：“對蘇復交雖正慎重審議之中，但目前尚非其時，仍以維持現狀為要。”

如果說，前述中央政治會議關于《先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決定，是從外交上的憂慮出發確立了“變相的對蘇回避”方針的話，那么，廬山會議“維持現狀”的決定，則是從內政上的憂慮出發，進一步強化了這個方針。

結果，國民政府在繼續對蘇回避的同時，還試圖通過強調中日兩國在反蘇防共問題上的“共同利害”，來說服日本改變對華政策，實現中日親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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