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如何認識西方危機

本文是秦暉老師在一次近代史研討會上的發言；原題《如何認識西方危機》，首刊于《新視角》2011年10月；文本據愛思想網。

西方發生危機，解釋也有兩種，右派老說是福利國家搞多了，左派老說自由搞多了，尤其金融監管不力等。這兩種說法都對都不對，因為這兩種弊病的確都有，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西方危機說穿了就是借債借得太多，而且美國是個人借債比較多，消費借債尤其在次貸問題上，歐洲是國家借債太多了，就是所謂的主權債務。但是這兩者背后的根源是一樣的，而且這兩者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現象呢?福利國家是有毛病，自由放任也有毛病，但是它都是可持續的，理論上講不應該導致現在的這種狀況。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高稅收、高福利，低稅收、低福利，都可以建立在財政平衡的基礎上。理論上講你都不可能得出這個國家要破產的后果，為什么現在會造成這種后果呢?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左右兩派都要為老百姓說話的結果，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對左右派都是只喜歡一半的，左派上臺，老百姓就寄希望于他們增加福利，但是不希望他們增稅，右派上臺，老百姓寄希望于他們減稅，但是不希望他們減福利，因此左派上臺以后福利增加了，但是稅收增加很困難，右派上臺稅收可以減，但是福利不能減，這么一來一回折騰幾次，國家肯定就要破產。

所以當前出現的問題既不是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不是什么自由放任危機，我這里講的不是說這兩種制度沒有它的問題，而就是民主制度的問題。我在中國也算是很典型的民主制度的鼓吹者，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今天這個世界的確是民主制度面臨的一個十字路口，如果你完全按照這個搞下去，民主制度是搞不下去的。但是我就要問了，為什么以前都是這樣，而民主制度沒有崩潰?如果搞了民主，老百姓堅決不愿意增稅又堅決不愿意降福利，民主制度怎么可能維持兩百年呢?我們也知道在民主制度的背景下，老百姓接受增加稅收，接受降低福利，這個例子都是很多的，為什么以前他們可以接受現在就不可以這樣呢?

最近這二十年的確有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我專門造了一個名詞叫做“反向的尺蠖效應”，就是左右派的兩種理論，除了它的學理層面還有它的現實可操作層面，都一樣的：如果在一個專制國家搞，很可能左右派都要為皇上著想，左派為皇上橫征暴斂，但是國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你沒有辦法保證，右派為皇上推卸責任，但是皇上橫征暴斂的權力你照樣沒辦法制約。在民主國家有相反的一面，但是這個事情在以前表現得并不那么突出，原因是假如老百姓真的“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很快就會出問題，一旦有問題，老百姓并沒有傻到撞死南墻不回頭的地步，他是會接受的，不管是增加稅收還是降低福利。

但是最近這二十年，西方的那些人就好像感覺不到“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政策的危害，就把這個窟窿越做越大，以至于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一點我認為和全球化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全球化給西方提供了一個透支的非常強大的機制，使它可以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造成的大虧空不斷地用全球化的游戲向全球透支，把它蓋住，以至于蓋到最后這個窟窿越來越大，結果這個窟窿最終爆炸，就發現這個事情最終不可收拾。

比如在美國，全球化如果是全球貿易、全球投資，這些問題不大，但是如果金融全球化，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有了一個很大的全球進行透支的杠桿，就可以把這個窟窿都蓋起來了。

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這里講的是全球化的深化就是由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轉向金融全球化。還有廣度的一面，全球化除了深度以外，加入全球化游戲的國家越來越多，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像中國這種類型的國家，不僅僅是中國一個，但是中國的確是塊頭最大的一個。中國既有左派，也有右派，但是左右派玩游戲的規則和西方是截然相反的，西方的左右派老要拍老百姓的馬屁，中國的左右派，得勢的一般來講都是要拍皇上的馬屁的：左派上臺，國家就要橫征暴斂，右派上臺，國家就要推卸責任，但是左派上臺并不能夠對國家進行福利問責；右派上臺也不能真正限制國家的權力。這種狀況下就出現了國家的聚斂能力越來越大，但是國家推卸責任的能力也是越來越強。

我們現在要講福利、要講民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福利觀一定要改變，如果不改變，我們的福利政策不可能有希望，中國人一定要把感恩型福利觀改成問責型福利觀。福利是老百姓的權利，老百姓可以向國家要求福利，這是老百姓的一個訴求，國家給了不是恩情，國家不給了我就應該問責。這是福利國家的一個本質的特征。

福利國家不是皇恩國家，瑞典這樣的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提供的，你聽哪一個瑞典人感恩戴德?相反的，瑞典這個國家也不是沒有右派上臺的，自由黨派就執政過，自由黨是很不喜歡福利國家的，但是它也不能不搞，因為搞福利不是你的愛好，而是老百姓逼著你搞。

如果沒有建立問責型福利觀，感恩型福利觀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福利制度的。所謂感恩型福利觀就是我給你一點你就要三呼萬歲，我如果不給你，你也不能問我要。中國以前的典型案例就是只要你不餓死，你就得感謝領導，餓死了你也不能埋怨領導。這種背景下怎么可能有福利?!而且這種背景下你就不能阻止國家聚斂的能力遠遠超過承擔的公共服務責任。這種現象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國人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差，中國這個生產過剩危機變得越來越嚴重，這種危機天生就是要依靠外需的，不要說西方人透支，西方人真不透支了，中國還真是個問題。

2008年以后，美國人的心理其實就發生了很大變化，美國人從2008年到今年，儲蓄率從0.8%到今天已經變成了6%了，但是中國的很多經濟學家就開始說美國人現在要儲蓄了，這對中國的經濟是個很大的威脅。現在這兩個形成一個互補，你說全球化造成一個透支功能，這也要有人愿意讓它透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什么道理來指責西方霸權，因為這種全球透支不是他搶你，是他向你借錢，是你愿意借給他的。而且你借給他是有你的體制根源的，你如果不借給他，你解決不了你的生產過剩危機。

這種情況實際是兩種“尺蠖效應”造成的互補。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里講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其實就是指在民主基礎上的，要么是福利國家，要么是自由放任)，都不可能有前途的。這種游戲如果一直玩下去，只會造成劣幣驅除良幣的后果。

我去年(2010年)在德國和莫德羅(就是他們最后一屆共產黨總理)聊過三個小時，我當時就曾經講過昂納克寓言的一個假設故事，現在東德人很不滿意，原因就是東德人在劇變以后原來的制造業垮掉了，但是新的制造業并沒有崛起，雖然他們有高福利、強勢工會，整個收入也跟西德差不多。德國主要用于東德的上萬億歐元的團結稅，基本上都用于福利，制造業投資很少。關鍵在于，現在可以把東德人養得和西德人過的日子差不多，但是東德人是吃福利的，仍然感覺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莫德羅說，東德與西德的收入水平還差30%。這樣的說法是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個原因是東德的勞動人口現在基本上跑到西德就業了，東德的所謂的30%其實不是30%，莫德羅有點夸大，就是差了百分之十幾，在議會中他們是有變動的。老實說主要就是因為你是吃福利的，吃福利的人和就業的人相差百分之十幾，這就是很共產主義的一種制度。

本來東德可以有另外一種辦法，東德甚至吞并了西德都是有可能的，莫德羅說不可能，說他搞的那套原來已經失敗了，如果搞民主光投票東德就投不過西德，西德人口有六千萬，東德只有一千多萬。我說假如當年的昂納克成功地把民主制度鎮壓下去了，但是他跑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維加斯，逛了一趟紅磨坊，最后對花花世界感興趣了，不管什么理想了，要搞花花世界，但是專制也要維持，東德人照樣沒有自由，但是他可以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制造一個最佳的投資環境，就是對西方的資本開門，西方當然也要對東德的商品開門，然后農民的土地想搶就隨便搶，工人不準有工會，把東德人當做農民工，把整個東德變成一個血汗工廠，這樣會發生什么情況?

這樣的話就和今天的東德截然相反，西德的資本根本不用跑到羅馬尼亞和中國，西德的資本家根本不用雇用什么土耳其的或者是東歐的勞工，而會一窩蜂地擁進東德，在東德制造十倍的煙囪，大量的廉價商品去覆蓋西德的市場。這樣的話，在東德會造成經濟奇跡，在西德就會造成現在在東德面臨的問題，就是制造業垮掉，而且福利制度也不存在了，強勢工會也沒有了，整個西德原來的那套制度將不能維持。

在這種背景下西德人只有三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你自己搞一個柏林墻，把你的資本擋住，不讓它過來，你把東德的商品擋住，不讓它過去，維持你封閉的體系的自我運作。但是如果是這樣，你的道德代價就會很高。第二，如果你不做這一步，你要跟東德競爭，就必須降低你的人權標準，福利和自由都得降，都得學習東德的那一套制度，講得簡單點，就是福利國家必須向血汗工廠看齊，如果是這樣，等于西德就被東德和平演變了，實際上還等于是被東德統一了。第三，如果在一個民主國家要這樣搞，很可能會發生社會爆炸，因為在民主國家無論是降自由還是降福利都是非常危險的，就像現在我們在希臘這些地方看到的。如果這樣的話，很可能在西方國家就會造成社會爆炸，那么東德僅憑武力也有了統一西德的可能。

但是我跟他提了一個問題，我說假如最終是這樣一個狀況，莫德羅先生你覺得這符合你的理想嗎?莫德羅是一個左派，而且至今為止他還是認為福利搞得不夠，還是為左派的理想呼吁。如果在這種背景下，顯然是東德勝利了，但這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的勝利，甚至也不是什么資本主義的勝利，講得簡單一點就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就是17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人道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民主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有誰希望看到呢?我想左派不希望看到，右派恐怕也不希望看到。

所以，今天這個世界格局面臨的問題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里講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以民主為前提的，社會主義不是斯大林主義，資本主義也不是法西斯主義。很重要的就是這個全球化的確造成了以前人們沒有碰到過的現象，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會是我們現在的這種片面全球化，就是資本、貿易、金融的全球化，但是民主并沒有真正全球化。在這種背景下會有一種很強大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可能。民主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有一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問題，你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作為中國人，都不希望所謂中國的民主是被西方人強加的或者更不希望出現一種類似于伊拉克式的或者當年日本式的，由西方人向我們來輸入民主的這樣一種狀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要加速自己的民主進程，也就是說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國的崛起不能以血汗工廠為代價。

中國在未來世界競爭格局中有它的實力，這一點我是充分估價的，我甚至認為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打敗西方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這個格局打敗西方，對于西方不是好事，對于中國也未必是好事，對于全世界都不見得是好事。如果要避免這種局面，我們又不希望是西方向我們強加民主，中國人加快自己的民主進程，中國人用自己的改革來解決血汗工廠打敗福利國家的局面，這是一個關鍵。

在這個問題上我再講一個關于反美的問題。我理解的美國外交，作為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美國人民的利益服務的。右派說美國人的外交是為全世界的人民服務的，這是胡扯的；左派說美國人的外交是為一小撮寡頭服務的，這也是胡扯。美國人的外交就是為美國人民服務的，既不是只為一小撮美國寡頭，也不是為中國人服務或者為美國以外的人民服務。因此，美國外交完全可能做出有利于美國人民但不利于中國人民的事，但是，我們怎么對付呢?
我們能夠用皇帝和所謂的國家主義來對付呢?

老實說很簡單，當年譚嗣同就講了一句很正確的話，他說現在列強欺負我們，而且列強當時有一個理由和今天的美國是一樣的，說中國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有解放中國人的責任。譚嗣同就講了一句，意思就是說，其實西方還是想在這個背景下漁利的。但是譚嗣同并沒有說我們就要搞一套我們中國獨特的價值觀，更沒有說西方的人權標準不能適用于中國。其實西方的人權不能適用于中國，有一句話是最典型落實的，那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逛公園的權利是西方人的權利，這是中國人不能享受的。譚嗣同最后的一個結論，就是民主，“華人不自為之，其禍可勝言哉”——民主這個事如果我們不自己搞，那就后患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