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38年的延安，風刮得刺骨，牛黃站在陳云面前，山西來的工人，剛滿十八，因為領過鐵路罷工，人已經(jīng)有點名氣，陳云盯著他袖口一層層的補丁，想起自己當年當學徒的日子，也是窮孩子，也是拿命換一口飯吃。
名字太顯眼了，以后就叫馬洪吧，陳云在匯報完后突然說了這么一句，這不只是改個名字那么簡單，誰也沒想到，這名字后來會卷進幾十年的權力里頭。
馬洪在黨校的學習筆記里夾著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寫著計劃是綱，綱舉目張，這是陳云一九五六年說的，他當國家計委秘書長的時候，像修鐘表的人一樣，一寸一寸調(diào)著每個五年計劃的齒輪，直到一九五四年高崗出事，那張紙條一下子成了罪證，人們這才發(fā)現(xiàn)，馬洪原來是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
二十年后，馬洪在社科院的走廊里碰見陳云，老人還是那副眼神，像當年一樣，沒一點松勁，那年他六十一歲，本該歇著了，可一篇《加強計劃經(jīng)濟》把事兒又掀了起來，滿篇都是陳云過去說過的話，可字里行間，透著一股說不出的勁兒，那時候，商品經(jīng)濟的風，早把堤岸吹得松動了。
1983年一個晚上，馬洪站在中南海門口，陳云讓他回計委把住計劃關，他摸了摸中山裝口袋里的火車票，那是去深圳考察的憑證，改革開放的風早就吹得計劃為綱那套話松動了。
官不做了，秘書局的電話就沒人再響，三分鐘里誰都沒說話，后來都說他去了研究中心當顧問，可沒人曉得他揣著陳云那本舊筆記，一個人南下，蹲在廣東的工廠里，聽著機器響，一筆一筆寫出了第一份市場經(jīng)濟的調(diào)查報告。
2007年整理遺物，女兒在鐵盒里翻出兩樣東西，1938年陳云手寫的改名條，1992年深圳特區(qū)的通行證，兩張紙，隔了六十年，靜靜鋪在一塊紅綢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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