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節。春寒未消，細雨紛紛，人們掃墓、獻花、焚香，在草木與煙火之間，與逝去的親人輕聲對話。這一天，本應屬于記憶與哀思。
而我，卻想起另一個清明節。
1968年4月5日，同樣是清明節。在文革最激烈的歲月里，黑龍江哈爾濱舉行了一場數萬人的宣判大會。

兩名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巫炳源、王永增，被當場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他們的“罪名”，源于一張油印小報《向北方》，以及在一段語錄后寫下的兩句：“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

只此一言，便被定為“惡毒攻擊”。兩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且“都是主犯”，沒有從犯，也無需從犯。
那一天，清明節，成了刑場。
這并非傳聞。當年27歲的攝影記者李振盛，跟隨車隊從游街到刑場，拍下了完整的影像。照片未曾見報，被他悄悄珍藏多年。
他后來寫下那一日的所見：八人被反綁押上卡車游街，在郊外空地被迫跪地；槍聲自背后響起，人應聲倒下；有人拖拽尸體雙腳，擺成一排查驗是否“斃命”。
更難承受的是氣味。靠近時，是腦漿與血腥的刺鼻氣息；回到單位，看見食堂的血豆腐便止不住作嘔；深夜走過昏暗走廊，總怕那些面孔再次浮現。
他在暗室放大照片時，曾默默對死者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想幫助你們，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宣判現場有個細節，被反復提起。聽到“死刑立即執行”，巫炳源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 隨即緊緊閉上雙眼。

圖片

從宣判、游街，到押赴刑場、直至槍決，他再未睜眼。那不是絕望的逃避，而是一種決絕的抵抗——既然睜眼盡是黑暗，便以閉眼，守住最后一點尊嚴。
今日又至清明節。我們習慣緬懷親人，可有些人，沒有墓碑，沒有后人，也漸漸被淡忘。他們曾是一串案件編號，一個定性標簽，在喧囂口號中匆匆逝去。
若不是有人按下快門，若不是有人寫下回憶，他們或許早已被徹底抹去。
清明節的意義，或許正在于此：
讓被湮沒的名字，重新被說出；
讓被簡化的生命，重新變回具體的人。
1968年的清明節，制造了死亡。此后每一個清明節，我們能做的，不過是盡力不讓他們被遺忘。
記住他們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微弱卻必要的抵抗。

目擊槍斃巫炳源、王永增

作者/李振盛

圖片

1968年4月5日，清明節。這一天我拍攝了一組槍斃七男一女的照片。這個女人與其情夫合謀殺害了她的丈夫，包括這兩人在內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兩個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當時是哈爾濱電表儀器廠的技術員(相當于現在的工程師)，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們在街頭散發張貼一張傳單，這是一種用臘紙刻鋼版油印的16開小報，報名為《向北方》，這被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解釋為

“一心向著北方的蘇修“。當年的黨報一律在報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語錄”，他們倆油印的小報也照此辦理，在這張《向北方》小報的報眼上印了“毛主席語錄”，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來的“最高指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他們在這段語錄下邊又加上了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這被解釋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此事件被定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發動群眾限期破案。很快便破獲。當時就有人私下議論，千錯萬錯就錯在這兩個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憂國憂民了，否則也想不出后邊那兩句話。

在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的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上，軍管會負責人對他們當場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團主犯”。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只有他們兩個人，不存在任何從犯，而這兩個人就被定為“反革命集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

在宣判大會上，當巫炳源聽到“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時，他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之便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在宣判大會后的游街示眾，直到押解到刑場槍斃時，他至死都沒有再睜開眼睛。

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采用閉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爭，以此表示不管是睜著眼還是閉著眼“這個世道”都是黑暗的。

這8個人的脖子上掛著大牌子押到卡車上，經過市區長時間的游街示眾以后，開赴哈爾濱西北郊外黃山火葬場相距不遠的一片空地上，他們一字排開，雙手被反捆，并被強迫跪下，然后由8名軍人持槍站在十余米的距離，從腦后被開槍把他們打死。

當行刑者退下之后，幾個負責執法檢驗的人立即上前，扯著遭槍擊而東倒西歪的尸體的雙腳向后拉，擺成整齊的一排，再一一檢查每個犯人是否一槍斃命……

我知道，當時的報紙對這類新聞事件只發表文字消息，絕對不會發表刑場照片的。報社領導也沒有派我去采訪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沒有用的照片”，一定會找我談話，嚴肅批評我“浪費公家膠卷”。

當時我是一名27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出于新聞攝影職業的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我都前去記錄下來，也許這會成為社會歷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這一回是公安局軍管會的攝影通訊干事到報社攝影組，說他們將有一次處決8名犯人的事情，問我們想不想前去采訪？我所在的攝影組另外四位資深記者都說，這類照片不能見報，拍了也是沒有用的。

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說，在送這位公安攝影通訊員出門時，悄悄對他說我想去，讓他到時候把車停在報社對面的交警崗亭旁邊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著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自作主張地跟隨公安局軍管會的車隊先去參加游街示眾，最后到了刑場，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游街示眾及行刑槍決的連續性畫面，還忍著槍斃后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剛剛失去鮮活生命的尸體特寫。

由于當時我使用的“萊卡M3″相機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聞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當天，我從刑場回到報社沒敢馬上沖洗膠卷，生怕同事們看到這些底片，他們當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屬于“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就會背地里向主管攝影組的總編室副主任“打小報告”：“李振盛又去拍沒有用的照片，浪費公家的膠卷。”領導則會找我談話作批評。

這次我是在他們都下班回家了，晚間一個人鉆進暗房里去沖膠卷，趕緊把濕漉漉的膠片放進烘干箱里用電風扇吹干，收起來藏到我用的資料柜在抽匣最后邊特制的暗層里保存起來。

在后來的半年多時間里，我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那時，我雖然已經結婚三個月了，但是我和妻子還沒有分到房子，兩人仍分開來住在與家屬混居的簡易筒子樓的單身宿舍里。

這個宿舍里幾十家人共用的一個廁所在走廊的盡頭，半夜里，我需要起來小便時，總是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閉著眼睛往前走，試圖作到不要碰到走廊兩邊各家擺在門口的鞋子和雜物，還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維不要想到那些被槍斃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讓人惡心的血腥氣味。其實，當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時候就是已經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報社食堂的一種東北地方菜——“血豆腐”，自從這次刑場經歷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每當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嘔吐，因為這種血豆腐是紅色，而且是膠狀的，一看就會產生聯想。

后來，每當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時，總是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的話，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想要幫助你們，我拍這些照片是在記錄歷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國聯系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在紐約與我合作編輯《紅色新聞兵》畫冊和我的環球影展時，他希望我能親自放大自己當年拍攝的這上千張照片。為此，當我在紐約的家里搭起暗室放大這些照片時，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這么說。

今天，2007年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節。我想起39年前的1968年的清明節，我曾拍攝記錄了槍斃“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等8個人的一組照片，現選出一部分發到博聯社博客上，供博友網友借以反思那場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寫于北京無為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