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日本政府大力推進增加防衛費、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寬武器出口限制等一系列擴軍政策，不斷架空日本和平憲法的內核。在這一背景下，日本軍工產業開啟了危險的狂飆突進，在產能、技術、對外合作三個維度上，逐漸擺脫戰后體制束縛，步入加速擴張的軌道。

由于罄竹難書的侵略罪行，日本的軍事發展動向一直備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關注。一些長期活躍的日本軍工企業，二戰期間便是制造侵略武器的主要力量，如今又成為日本“再軍事化”的急先鋒，其行為已經觸碰地區安全紅線。對此，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堅決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妄動，共同維護戰后國際秩序。

投入增加　 產能提升

二戰后，日本軍工體系并未遭到徹底清算。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為代表的日本軍工巨頭，二戰期間不僅制造了大量侵略武器裝備，還深度參與強征勞工等戰爭罪行，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戰后日本防衛產業采取“先民后軍、以民掩軍”的隱蔽發展路徑，這些軍工巨頭搖身一變，成為打著民用招牌的防衛承包商。

目前，日本從事防衛生產的民營企業規模龐大，大型企業20余家，中下游企業超過2000家，配套小微企業上萬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企業，長期為自衛隊生產艦艇、戰斗機、地面發射裝置等主戰裝備。日本電氣負責自衛隊數據傳輸系統的搭建，并為偵察衛星、雷達提供關鍵組件等。IHI則為自衛隊海、陸、空、天各類裝備提供發動機。

隨著日本政府連年增加防衛開支，相關企業訂單數量水漲船高。三菱重工與防衛省的訂單金額，在2023財年飆升至前一年的4.6倍，其中遠程地面發射裝置和艦艇占據主要份額。2024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業的銷售總額達133億美元，較上年激增40%。除了本土訂單暴漲，海外市場也取得進展。三菱重工不僅拿下價值68億美元的澳大利亞軍艦訂單，還向美國交付了“愛國者”地面發射裝置，川崎重工則承接向菲律賓出口退役護衛艦的訂單。

為了應對不斷攀升的國內外訂單，相關企業正加緊提升產能。三菱重工采取新建裝備制造工廠、推進現有生產線自動化智能化升級等舉措，并計劃2026年度將參與防衛項目的人數增加40%。川崎重工則通過新設防衛事業總部，統籌相關業務，著力提升生產效率。其名下的神戶造船廠，采用數字孿生技術和模塊化總裝線，使艦艇建造周期縮短約9%。

隱蔽發展 　加強儲備

依托“寓軍于民”的發展策略和持續的前沿投入，日本在諸多產業領域悄然構筑起相關技術儲備，確保能夠快速向軍用轉化。

在傳統裝備領域，日本的潛艇與驅逐艦制造技術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在核心零部件領域，美西方國家高度依賴日本軍工企業。美國“愛國者-2”地面發射裝置所需的高性能傳感器依靠日本供應。英國、法國、德國等傳統軍工國家，對日本精密零部件也有相當程度的依賴。在民用技術掩護下，日本持續打造從核心零部件生產到整機制造的全方位架構，有預謀、成體系地培育軍工潛力，為其推進防衛政策突圍和防衛產能釋放埋下伏筆。

更值得注意的是，為將民用領域的創新能力源源不斷地輸送給軍工產業，日本政府從多個維度構建起體系化的軍民兩用技術轉化機制。在資金投入上，日本2025年度用于“民轉軍”的“先進技術轉化研究費”高達175億日元，較2022年增長約18倍；在組織層面，2024年10月，防衛省設立“防衛創新技術研究所”，效仿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通過公開招標聘用項目經理、政府資金扶持等多種方式，資助民間機構開展顛覆性技術研發活動，助力各種尖端技術轉化為能夠改變未來作戰方式的新型裝備。

此外，日本還致力于構建多元化的防衛產業生態，深度發掘有潛力的新興企業，為其與自衛隊之間搭建對接平臺。2025年12月，日本防衛省下屬部門舉辦防衛產業準入促進展覽會，不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領域的新興企業，希望借機進軍防衛市場。一些從事防災及傳統工業技術的企業，也在涉足防衛產業。有報道稱，日本通過鼓勵、整合具備技術優勢的企業參與防衛產業，意在構建一個更具韌性的軍工產業鏈，為擴軍備戰做準備。

處心積慮 　向外發力

由于國內軍事需求有限，日本武器裝備的研發，長期面臨成本居高不下的結構性困境，單靠自身力量難以實現技術完全自主。為突破這一瓶頸，日本政府積極推進與國際軍工巨頭之間的聯合研制與許可生產。

表面上看，此舉旨在分攤研發成本、提升技術水準。在更深層面上，日本企圖通過同盟框架的掩護，以聯合研發和生產的方式，獲得外部先進軍事技術，為本國軍工產業注入動力。以三菱重工為例，其通過與美方合作生產F-35A戰斗機、合作研發“標準-3 BlockⅡA”型地面發射裝置，已逐步掌握隱身戰機設計與彈道地面發射裝置防御系統的關鍵技術，實現了“以合作換技術”。

這一趨勢近年來正在不斷加速。2023年8月，日美兩國首腦在會談中就共同開發“滑翔段攔截彈”達成共識。今年1月，雙方在防長會談上又確認將擴大AIM-120中程空對空地面發射裝置、“愛國者先進能力-3”分段增強型地面發射裝置的聯合生產，并大幅增產“標準-3 BlockⅡA”型地面發射裝置。這一系列動向表明，日本正通過許可證生產與聯合研發，更深層次地嵌入美國軍工產業鏈。

日本并不滿足于對美合作的單一路徑。近年來，其積極拓展與澳大利亞和歐洲國家的技術研發合作，為自身防衛裝備的全球化布局拓展戰略支點。2022年12月，日、英、意三國宣布下一代戰機聯合研發項目，目標是在2035年前完成初步部署。這是日本戰后首次與美國以外的國家展開武器裝備聯合開發。

為讓本國軍工產品堂而皇之地“走出去”，日本政府處心積慮地為拓寬防衛裝備出口尋找法律和政策依據。自2014年出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南以來，日本持續出臺“修訂案”，擴大裝備出口的范圍，放寬相關限制。日本還計劃進一步修改運用指南，推動取消對武器出口的5種類型限制，企圖全面解禁武器出口。在政策層面松綁的同時，日本不斷完善防衛裝備與技術轉讓協定，擴充對外軍工合作，同時創設“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框架，以無償提供防衛裝備為切入口，推動受援國采購日本裝備產品。

日本軍工產業快速擴張的危險勢頭，正在重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窮兵黷武的情形。特別是這種勢頭與日本政壇日益明顯的右傾化和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相結合，漸漸陷入“否認歷史—擴軍備戰—地緣挑釁”的惡性循環。歷史殷鑒不遠，當軍工產業的齒輪開始為軍國主義復活而轉動，日本曾給亞洲鄰國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機器很可能再次發動引擎，把本國民眾推向災難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