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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刻，初中老師徐寧寧覺得，自己不像老師，更像“獄卒”。

這天輪到她值班，在食堂監(jiān)督學生吃飯。學校規(guī)定，全程不許說話。班主任、值周老師和行政領(lǐng)導來回巡查。

偌大的食堂里，幾百名學生沉默地低頭吃飯，只有咀嚼聲和鐵質(zhì)餐盤碰撞的聲音。

陰天讓食堂愈發(fā)昏暗，徐寧寧感到一陣胸悶，懷疑自己快要抑郁了。

徐寧寧不是唯一不快樂的老師。長期高壓、瑣碎管控和情緒透支，正成為不少中小學教師共同的日常。

《教育家》雜志發(fā)布的《全國中小學教師現(xiàn)狀調(diào)查報告》顯示，教師的身心狀態(tài)不容樂觀，39.09%的教師認為自己存在抑郁、焦慮傾向。

2025年以來，全國多地陸續(xù)傳出中小學“停招”“合并”的消息。隨之而來的，是教師縮編、轉(zhuǎn)崗的新聞。

上海大學人口研究所特約副研究員程順祺等專家基于模型預測，未來十年，中國基礎(chǔ)教育師資總需求將從2025年的1569.97萬人，下降至2035年的1036.53萬人，減少533.45萬人。

對不少教師來說，眼下是過勞、焦慮和持續(xù)消耗，未來還要面對縮編、轉(zhuǎn)崗帶來的職業(yè)動蕩。

教師這只“鐵飯碗”，似乎正在變得越來越脆弱。

假期帶來的那點回血感，在開學第一周就消失殆盡。看著班里那群最讓人頭疼的學生，徐寧寧想辭職的念頭又一次沖到了頂點。

這是她入職江蘇這所初中的第二個學期。她接手的班級和上學期一樣，上課時依舊亂成一團：有人嬉笑吵鬧，有人趴著睡覺，嘰嘰喳喳的聲音很快蓋住了她講課的聲音。

偏偏那段時間，她還犯了急性咽喉炎，根本沒法大聲說話，只能默默忍受那種“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的無奈。

領(lǐng)導剛找她談過話，因為班里社會課期末成績不理想。對方甚至撂下狠話：“把發(fā)的工資還回來，你別想轉(zhuǎn)正了。”

聽到這里，徐寧寧反倒平靜下來。她埋頭在筆記本上寫寫畫畫，看起來像是認真消化批評，實際上想的卻是：

自己究竟是不適合這所學校，還是不適合當老師？

影視劇中的年輕教師，圖源：《小舍得》

和許多誤打誤撞進入教師行業(yè)的年輕人一樣，徐寧寧也是考編上岸后，才真正意識到這份工作的重量。

“累”，是她一學期下來最強烈的感受。和她同住的舍友被安排當班主任，更是經(jīng)常累到回宿舍大哭。

兩個年輕老師只能互相打氣：“辭，馬上辭。”

調(diào)查顯示，睡眠不足幾乎是教師群體的普遍現(xiàn)狀：79%的教師睡眠時間在7小時及以下，超過五分之一的人甚至睡不到6小時。

而班主任，往往是其中最累的一群人，自嘲為“頂級牛馬”——不僅要完成教學任務(wù)，還要管理學生、處理班級事務(wù)、負責家校溝通、承擔學生安全責任，工作時間長，內(nèi)容也格外繁瑣。

江浙某縣城重點高中的語文老師趙思穎，列出自己當班主任時的作息表，比大廠的“996”更像地獄模式：

早上五點半起床，六點到教室陪學生早讀；晚上等學生全部就寢后，還要查寢、簽字，回到家往往已經(jīng)十點半。

周末她也很難真正休息，周六上完五節(jié)課才放假，周日下午一點半，老師又要和學生共同返校。

寒暑假原本是教師少有的回血窗口，但在一些學校，這點喘息時間也常常被壓縮。

趙思穎說，從帶準高一開始直到學生高考前，幾乎每個暑假學校都安排補課。

補課通知總是來得很突然，她根本不敢提前安排旅游。

接連兩個暑假，她都只休了兩個星期，隨后又重新進入這種超長待機模式。

在校時間長、工作強度大，不斷透支著教師的身體。

《調(diào)查報告》中，42.86%的教師認為自己處于“亞健康”或“非常不健康”的狀態(tài)。

趙思穎說，幾年下來，腰痛、頸椎病幾乎成了辦公室里的通病。

趙思穎學校里的老師們動輒喝補劑、人手一張按摩卡，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但比身體疲憊更難緩解的，是心理上的持續(xù)緊繃。

《報告》顯示，中小學教師最大的壓力來源，是“迎接檢查等非教學任務(wù)過多”，占比高達68.03%；其次是“不敢管教學生”（60.21%）和“害怕發(fā)生安全事故”（52.55%）。

圖片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

現(xiàn)實中，教師仍然被各種非教學事務(wù)裹挾。

徐寧寧最不喜歡公開課。學校和市里總有各種教學檢查和公開課評比，統(tǒng)稱“賽課”，而新教師又是必須參加的一批人。

她花了大量時間準備公開課，卻越來越覺得，這件事和真實教學相去甚遠。

平時上課，她要評講作業(yè)、推進課程進度、盡量把新課標下龐雜的內(nèi)容講完。

可到了公開課上，重點卻不再是學生學到了什么，而是這堂課“好不好看”。

“其實賽課比的不是講課的能力，是表演能力。”她說。

徐寧寧批改學生作業(y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趙思穎最不能理解的，則是學校要求手寫教案。

她備課時會查閱大量資料、看名師視頻，也會借助AI設(shè)計教學環(huán)節(jié)，可課上完之后，仍然要把部分教案手抄一遍交上去。

那些重復而低效的流程，不會讓課上得更好，卻真實地消耗著老師的時間和精力。

而當學校、家庭與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責任邊界并不清晰時，安全問題又進一步讓教師成了“無限責任人”。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雷望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各種由不同部門交給學校的任務(wù)，以及由此帶來的家校責任不明晰、教師無限負責，才是老師們更大的苦惱。

這樣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斷擠壓教師的私人生活。

趙思穎說，身邊許多同齡教師基本都沒有對象，“沒時間接觸校外的人，像被絕育了一樣。”

她自己也沒有時間，更沒有精力去經(jīng)營一段感情。

對他們來說，一邊忙著應(yīng)對賽課、檢查和打卡，一邊承接層層下壓的任務(wù)、填表、迎評、做安全教育。

到頭來，上課本身反而越來越像“副業(yè)”。

徐寧寧認識的兩位老師已經(jīng)確診抑郁癥。趙思穎也見過，一位向來平和溫柔的女老師突然在辦公室里崩潰，她喘著粗氣，一圈圈來回踱步，像困在籠子里的動物。

趙思穎后來才得知，這位女老師的崩潰源于學校這學期又多給她加了一個班，她一邊做班主任，一邊還要帶三個班的語文課。

2024年初，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俞國良提到，教師群體心理健康問題的總檢出率為16%，高于醫(yī)生、公務(wù)員、企業(yè)職工等其他職業(yè)群體。

圖源：俞國良《新世紀以來我國教師心理健康問題：檢出率分析與應(yīng)對》

比起不少職業(yè)，教師似乎更容易陷入“職業(yè)倦怠”。

所謂職業(yè)倦怠，是人在長期工作壓力下，逐漸產(chǎn)生的身心耗竭狀態(tài)。

它不僅意味著情緒被掏空，也意味著個人成就感下降，甚至失去共情和尊重他人的能力。

這也是徐寧寧最難受的地方。被當成工具的感覺，迅速消磨了她原本對教師職業(yè)的想象。

她曾以為教師是“園丁”，是“蠟炬成灰”，是籠罩在神圣感中的職業(yè)。可進入學校之后，這些想象很快被現(xiàn)實的管理方式磨平了。

尤其是在做值周老師、監(jiān)督學生吃飯時，那種落差感最強烈。學生被規(guī)矩壓得低下頭，老師也被規(guī)矩裹挾著執(zhí)行。

學校甚至要求值周老師必須扣滿20分，扣不滿不僅要被扣錢，還需要繼續(xù)值周、繼續(xù)扣分。

這一切，最終都指向分數(shù)。

小學、初中成績不好，意味著可能在中考后被分流；高中成績不好，則意味著考不上理想大學。

在很多家庭的觀念里，這幾乎直接關(guān)系到一個人未來能否擁有體面的人生。

于是，成績成了最核心的尺度。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都在圍著分數(shù)運轉(zhuǎn)，也在這個過程中一點點被工具化。

紀錄片《高考》中的場景

這套邏輯在縣域中學尤其明顯。

近年來，不少縣高中出現(xiàn)了成績下滑的趨勢，教育界稱之為“縣中塌陷”——

尖子生流向大城市重點中學，縣域普通高中的本科升學率和“清北率”持續(xù)下降。為了守住升學率，學校只能把管理越收越緊，很多動作也隨之變形。

趙思穎所在的縣重點中學，就是全縣目光的焦點。

作為當?shù)刈詈玫母咧校还饧议L盯著學校的高考成績，普通市民也在關(guān)注今年的本科率和“清北率”。

家長和社會的壓力層層傳到學校，最后自然落到離學生最近的一線教師身上。

趙思穎越來越強烈地感覺，教師正在被當成耗材使用。為了成績，學校可以把成績不理想的老師調(diào)離崗位，也可以不斷給成績好的老師增加工作。

“你找領(lǐng)導哭也沒用，領(lǐng)導的心已經(jīng)被我們哭硬了。”她補充道，“學校把老師當學生管，把學生當犯人管。”

她還發(fā)現(xiàn)，如今學校里幾乎每個班都有休學的學生，也都有休學歸來的插班生。

老師和學生，像坐在同一條憂郁的小船上。

圖源：《小舍得》劇照

她聽同行抱怨，隔壁學校甚至開通了領(lǐng)導視頻聽課的渠道：

校長、教導主任會悄無聲息地進入老師的課堂，也可能直接打斷上課，當著學生的面把教師叫出去訓斥。

趙思穎只能默默祈禱，這樣的“先進經(jīng)驗”千萬別被引進本校。

“如果只是忙一點、累一點，老師們未必不能接受。但當工作被徹底量化以后，人是沒有尊嚴的。”她說。

半半是一線城市某所國際學校的英語老師。比起徐寧寧和趙思穎，這個身份似乎跳脫了唯成績論的宿命。

但事實上，她同樣身處教師共同的困境之中。

家長是最難繞開的壓力源。

國際學校學生家庭往往經(jīng)濟條件優(yōu)越、社會資源豐富，“他們可能和學校領(lǐng)導、董事認識，背后有非常復雜的人際關(guān)系，你必須很小心地處理。”

最讓半半難辦的，是一些家長在“雞娃”問題上的矛盾態(tài)度。

一位學生家長曾對她說： “我們只希望孩子健康快樂。”

這個孩子因為抑郁休學過，家長希望老師不要再盯著作業(yè)完成情況以及遲到早退等問題。

可等到申請學校時，對方又希望孩子能沖刺QS排名頂尖的學校。

孩子成績跟不上，也不愿配合補課。最后家長只能找到學校管理層：“我交了這么多錢，你們給我的承諾呢？”

繞了一圈，這些壓力最終還是落回到半半這個班主任身上。

《小舍得》里的鐘老師教學理念有些極端，但也說中了家長們看重成績的心理

家長的態(tài)度，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當今社會對教師職業(yè)的評價。

北京師范大學的朱旭東教授在《中國教師發(fā)展報告》系列研究中談到，教師工作邊界正在變得模糊。

當學校承擔了過多社會福利功能，教師的專業(yè)性也會被“保姆化”“服務(wù)化”稀釋，社會評價教師的標準，從“教得好不好”，悄悄轉(zhuǎn)向“服務(wù)到不到位”。

與此同時，各類社會新聞讓教師這個職業(yè)承受著復雜的道德審視。

人們一方面對教師有較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斷加深對這個群體“愛批評、控制欲強、難相處”的負面印象。

現(xiàn)在，半半在外面甚至不太愿意主動提起自己的職業(yè)。

她第一次意識到這份職業(yè)的低評價，還是從丈夫嘴里。

丈夫是設(shè)計師，曾無意中說起，自己最不想打交道的職業(yè)就是老師，因為“又窮又事兒多”。

“為什么沒人關(guān)心，教學是否讓老師成為更好的人？育人的同時，老師其實也需要自育。”半半不知該把這個問題拋給誰。

如今，這份職業(yè)仍讓不少人羨慕的，恐怕只剩下“穩(wěn)定”。

而隨著出生人口持續(xù)下降，連這份穩(wěn)定本身，也開始松動。

有研究認為，出生人口下降將導致學齡人口梯次見頂，小學入學人口在2023年已達到峰值，初中和高中則預計在2026年、2029年陸續(xù)過峰。

隨之而來的，是教師資源總量過剩、結(jié)構(gòu)性失衡和區(qū)域分化等問題。

圖源：《極目新聞》報道

一些變化已經(jīng)率先出現(xiàn)。江西萬年縣曾宣布停止招聘小學英語老師，有英語老師稱自己被調(diào)往社區(qū)圖書館，薪資縮水30%；黑龍江鶴崗也有教師被分流進社區(qū)。

北京、寧波等地則提出教師退出機制，包括轉(zhuǎn)崗、降級、末位淘汰等。

“代課老師的天塌了，不知道什么時候被辭退。”“43周歲了，不知道教師這飯碗能不能端到頭。”不少老師在社交平臺上寫下自己的擔憂。

社交平臺上不少關(guān)于教師編制不再是“鐵飯碗”的討論

當穩(wěn)定開始搖晃，許多教師也慢慢意識到，自己舍不得的，未必是這只“鐵飯碗”本身。

他們開始重新打量這份工作里，那些無法被編制定價的東西。

趙思穎記得，有一年假期，學校突然發(fā)出補課通知，幾個頑皮的學生就在教師風采欄里的校長照片上畫眼鏡和八字胡。

孩子們也只能用這樣幼稚、微小的方式表達一點反抗，這卻讓趙思穎感到一絲隱秘的快意。畢竟，老師連這樣的出口都很少有。

“當然，這是不禮貌的，不應(yīng)該做。”嚴肅認真的趙思穎最后還是補了一句。

趙思穎和半半都說，她們依然喜歡上課，課堂上的學生偶爾會出現(xiàn)一些意料之外的反應(yīng)。

趙思穎尤其喜歡講《哈姆雷特》。

課上，學生們會討論哈姆雷特究竟在猶豫什么，也會一項項列出他為了復仇不得不放棄的東西，再想象如果換成自己，會怎么選。

“他們正在超越自己現(xiàn)有的、有限的人生體驗。”趙思穎說，“學生能體會到復雜的人性之美。”只是這樣的時刻，往往很難體現(xiàn)在分數(shù)里。

但也正是這樣的時刻，讓一些老師想起，自己當初為什么會站上講臺。

為保護隱私，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作者 | 洋平、芝士咸魚，來源：十點人物志（ID：sdrenwu）

主播 | 沙漠之狐，微博@狐貍愛CUC，公眾號：笙夜時間。

圖片 | 視覺中國，網(wǎng)絡(luò)（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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