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
紅軍主力長征后，留下一批紅軍將領在南方八省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他們在崇山峻嶺中鉆山洞、藏密林，過著野人般的生活，九死一生。
令人驚嘆的是，這群幸存者中，至少有7人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了省委書記（或省委第一書記），成為主政一方的重要領導干部。這七人分別是：
譚啟龍，江西永新人，建國后先后擔任山東、浙江、福建、青海四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湖南平江人，擔任過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福建上杭人，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楊尚奎，江西興國人，擔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譚震林，湖南攸縣人，擔任首任浙江省委書記；張鼎丞，福建永定人，擔任首任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福建南安人，擔任過福建省委書記。
有人不禁要問，為什么偏偏是他們，在建國后走上了地方黨政最高領導崗位？深入分析，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年游擊戰爭讓他們深入農村、貼近百姓，最了解中國國情。
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南方的游擊隊失去了大本營和后方依托，不得不分散在廣大的山區、農村和邊遠地帶。他們與老百姓同吃同住，靠群眾掩護才得以生存。
譚啟龍22歲擔任湘鄂贛少共省委書記，鉆山洞、藏茂林，與敵人周旋，經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江渭清和他同蓋一條薄被子過冬，一夜被凍醒好幾次。這種長期扎根農村、與農民生死相依的經歷，使他們比任何干部都更了解中國農村的真實狀況，更懂得老百姓的疾苦與期盼。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農村土地改革、基層政權建設是重中之重。一個不熟悉農村、不親近農民的干部，很難勝任省委書記這樣統籌全省的崗位。而這七位將領恰恰是從山溝里、從茅草屋里走出來的，他們知道農民想什么、需要什么，這種接地氣的經驗，是課堂上永遠學不到的。
第二，三年游擊戰爭極端艱苦，全面錘煉了他們的意志品質和綜合能力。
游擊戰爭不同于大兵團作戰，它沒有固定的陣地，沒有充足的糧草彈藥，甚至沒有穩定的指揮系統。項英、陳毅在贛粵邊被敵人放火燒山，陳丕顯差點壯烈犧牲，幸好天降大雨才得救。
楊尚奎在梅嶺地區過著野人般的生活，多年后寫回憶錄，陳毅元帥都急于先睹為快，因為他們共同經歷了那段非人的磨難。這種環境迫使每一個游擊隊員必須學會獨立思考、獨立決策、獨立生存。
作為領導干部，他們不僅要打仗，還要做群眾工作、籌糧籌款、建立秘密交通線、開展統戰工作，應該說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這種全方位的鍛煉，遠非和平環境所能比擬。
而省委書記恰恰需要協調各方、統籌全局，既要有政治定力，又要有應變能力，既要懂經濟，又要懂民情。三年游擊戰爭恰好把這七位將領打造成了“多面手”，他們不僅能帶兵，更能治政。
第三，這七位將領后來多數從事政治工作，而非純粹的軍事指揮，因此留在軍隊系統發展的不多，轉而走向地方領導崗位。
仔細觀察這七人的履歷：譚啟龍擔任過第七兵團政委；江渭清擔任過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政委；陳丕顯擔任過蘇中軍區政委；譚震林更是長期從事根據地建設和政治工作。
張鼎丞是閩西根據地的開創者，始終以黨政領導為主；楊尚奎擔任特委書記，是純粹的黨務工作者；葉飛雖然是開國上將，但也長期兼任地方黨政職務。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以政治工作為主、軍事指揮為輔。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那些純粹在軍隊系統一路成長起來的將領，如十大元帥、十大將中的多數人，建國后繼續留在軍隊擔任要職。
而這七人由于長期從事地方黨務、政權建設和群眾工作，積累了大量地方治理經驗，自然成為省委書記的最佳人選。而他們能在建國后主政一方，既是個人浴血奮戰的回報，更是那段苦難歷程的歷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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