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自：谷雨星球（ID：guyujihua2021），作者：玉瑩

最近，全網都在流行一個梗「確診前額葉損傷」。大家突然發現，自己記憶力變差、注意力無法集中、情緒越來越容易失控、一做決策就覺得大腦被掏空……原來，這都是大腦前額葉「罷工」了。

2021年之前，前額葉還是一個生僻的學術詞匯，只有少數極度關注前沿腦科學和教育的家長才會去了解它。而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

努力雞娃，不如先養好大腦，而最決定人認知能力的部位，就是前額葉。

前額葉（frontal lobe）就在頭頂前端

前額葉相當于大腦的CEO，負責專注、自控、理智和高級決策。

它需要刺激的時候，我們要給到足夠豐富的真實環境和人際互動；在它還不成熟的時候，絕不能用外力去強行催熟，更不要動輒用打罵、高壓去制造毒性應激，這會對前額葉產生不可逆的物理損傷。

在鋪天蓋地的「前額葉確診」中，我卻看到了一個更讓人擔心的新研究，來自認知神經科學家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他拋出了一個極其反常識的炸彈級警告：

出生于1997年至2012年間的Z世代，將成為近代歷史上第一個遭遇「集體降智」的一代人。

也就是說，這一代伴隨智能手機、碎片化短視頻長大的數字原住民，或許才是真正遭遇最大「前額葉損傷」的受害者。

這讓人不得不感嘆，長期以來，我們都以為一代更比一代聰明，但這個規律，在Z世代身上失效了。

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

第一代被屏幕「偷」走智商的孩子

長期以來，大家可能會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更聰明了。

這不是錯覺。心理學家詹姆斯·弗林專門研究人類智商的發展，在1980年代，他系統論證的一種現象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弗林效應。

弗林效應顯示，20世紀以來，許多國家人口的平均智商測試分數隨時間推移持續上升，這種現象持續到21世紀初，許多發達國家每十年平均IQ得分增長為2-3分。

所以在20世紀，一代人比一代人更聰明不是假想，而是事實。

問題是，進入21世紀以來，北歐、英美等發達國家陸續出現平均IQ分數停滯甚至下降的現象——弗林效應正在失效。

詹姆斯·弗林

于是各國科學家們開始研究IQ漲跌背后的深層原因。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人類整體的生物退化。IQ的增長和下降不是遺傳基因在起作用——相反，環境影響的作用更大。

一項關于挪威73萬男性的研究表明，從1975年以來出生的年輕世代，每代的IQ下降了約7個點。其中最關鍵的數據，是來自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之間的IQ差異，顯示這種差異更有可能是環境導致，而不是遺傳。

環境因素一直以來都被科學家重點關注。

很多科學家將弗林效應背后的原因歸結為整體的環境改善，比如物質條件越來越發達，人類攝取了足夠的營養促進大腦發育；家庭規模逐漸縮小，家庭里的每一個孩子得到了更多的關注與發展機會等等。

數據顯示，1975年以后出生的世代群體智商出現下降。1970年前，弗林效應明顯。然而，對于19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世代群體，家族間智商下降的幅度超過了家族內估計值所能恢復的水平。在1975 年至 1991年世代群體之間，使用家族內變異估計出的平均年降幅度與家族趨勢相比幾乎減少了三分之二:每年下降 0.08個智商點，而家族間趨勢為每年下降 0.23個智商點

因此，面對一代人整體的認知退化，外部環境因素再次成為人們想要深挖的重點。

21世紀以來，Z世代面臨的最大環境變化就是數字環境的沖擊。認知神經科學家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將其概括為教育技術EdTech，包括現在所有在課堂中出現的軟硬件技術，如電腦，手機，iPad，網絡學習平臺，在線評估等等。

這些教學工具曾被宣傳為有利的學習條件，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基于屏幕的學習會在學生注意力、深層認知、專注度等許多方面產生負面影響。

而這些影響最終顯現在諸多正式的大規模檢測研究中。

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引用了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TIMSS（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究）、PIRLS（國際閱讀素養進展研究），通過元分析整合了數百項獨立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教育科技在課堂中的應用只有微小的積極效應。

相反，學生在IQ、讀寫能力、計算能力、推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注意力等眾多認知能力上普遍下降。甚至有研究表明，當學生在課堂上使用屏幕的時間越長，學習效果越弱。

通過PISA、TMISS、PIRLS的成績跟蹤，頻繁的屏幕學習對學習效果起到「反作用」

刷屏越快，大腦越空

回看20世紀那個還未經過互聯網、社交網絡、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時代，人類的學習主要是通過知識的傳遞、在人際關系互動中完成的。

可以簡單總結一句：「從前的一切都很慢，現在的一切都很快。」

從前，書是要一頁一頁讀的，字是要一個一個寫的；而現在數字平臺聚焦于快速切換、新奇刺激、多線程任務處理等等。

有獨立研究表明，對比紙張閱讀與屏幕閱讀，手寫和電子設備打字的區別，學習效果也大不相同：

當我們使用電子設備的屏幕進行學習或閱讀時，切換帶來的多線程任務模式會割裂我們的注意力，降低對記憶里的依賴。

學習本來需要高度專注和鞏固記憶。而現在，學習的過程正不知不覺讓人們長時間陷入持續刺激。

對比之下，紙質閱讀在理解深度與記憶鞏固上都要優于屏幕閱讀。紙張或者紙質書本具有空間穩定、無需滾動切換以及實體交互等特性，這些都有利于記憶形成和內容理解。

同樣的，相比于打字，手寫筆記的過程是對內容進行強制的歸納、邏輯組織，對深度理解的認知能力更有利。

其實，早在《焦慮的一代》中，作者喬納森·海特就曾總結過將大量時間暴露在電子產品和網絡中時，青少年將遭遇4大傷害：社會剝奪、睡眠剝奪、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癮。

現在的注意力碎片化與過去學習所需要的專注度正是兩種不同的認知發展結果，這也是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所提出的學習核心機制的改變。

人類在過去幾個世紀的進化學習中所形成的是單任務持續專注模式，當我們的注意力被反復打斷時，大腦前額葉會產生認知負擔，判斷失誤增加，這時的學習會偏向對信息的淺層處理。

換句話說，人類的大腦更傾向于在一段時間內只做一件事。

然而進入到屏幕學習時代后，數字平臺的設計傾向于快速切換、新鮮刺激、持續吸引注意力。最終我們演變成一目十行的快速滾動下拉頁面，隨時點進去看新信息提醒，在word、PPT等多線程任務中橫跳。

最后時間花了，卻什么都沒完成，多線程任務往往意味著沒有完成任何一個線程任務。

許多看到這個研究結論的成年人都表示，自從智能手機和短視頻刷多了，自己的記憶力和專注度都下降了——環境帶來的影響并不只在某一代人。

人類的認知或許隨著社交媒體、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發生重大的變化。

微軟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在202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高度信任AI助手的員工在批判性思考方面的參與度顯著降低，往往在完成任務時幾乎不進行獨立審查。研究人員警告稱，雖然AI能夠提高效率，但也可能侵蝕批判性判斷所需的「認知肌肉」。這引發了關于AI對解決問題能力和注意力廣度長期影響的擔憂。

在算法的圍剿下，搶回前額葉

賈里德·庫尼·霍瓦特博士在聽證會發言時還提到，我們要警惕教育技術，而不是拒絕技術，人們需要努力尋求使教育工具與人類真實學習規律相契合的發展路徑。

誠然，研究也發現了教育技術對學生其他認知能力的積極影響。

傳統的IQ測試會傾向會閱讀、計算、推理、抽象等認知能力——這些認知能力Z世代都在下降。但在被傳統IQ測試忽視的其他方面，比如數字導航、視覺信息處理和快速信息篩選的能力等，Z世代的表現是很好的。

雖然目前負面影響大于正面影響，但也反應出人類并沒有因為環境改變出現智力本身的喪失，我們應該看到這是現代環境正在重構著整體人類，尤其是Z世代的認知技能。

這是外部學習環境對學習效果影響的「形塑期」。

人工智能系統在各項能力上的測試成績與人類表現對比圖：當人類表現被用作基準，設定為0。人工智能的表現越過0時，其得分普遍高于人類。

面對這樣的警告，霍瓦特博士給美國國會的建議依然是那些老生常談：限制屏幕時間、保護學生數據。

但說實話，聽到這些建議，我們內心都會涌起一種無力感。

「限制屏幕時間」誰不知道呢？可現實是，不僅是孩子，連我們成年人自己，每天都在一邊喊著「確診前額葉損傷」，一邊毫無節制地刷著短視頻。

因為在這場注意力爭奪戰中，人類憑借本能的意志力，去對抗背后由上萬名頂尖工程師和超級計算機算力精心設計的「成癮算法」，本就是一場注定潰敗的戰爭。

一位老師對孩子們「被吃掉大腦」的真實感受

如果我們徹底放棄抵抗，任憑算法繼續接管生活，任憑一代又一代人的前額葉持續萎縮、損傷，幾十年后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呢？

我試著做了一下想象，那可能是一個極其分化的世界。

絕大多數人，將淪為算法的「生物學終端」。因為前額葉退化，他們失去了深度思考、延遲滿足和情緒控制的能力。

他們的大腦就像一個漏斗，只能容納15秒以內的碎片刺激；遇到稍微復雜的問題，大腦就會宕機，本能地向AI索要現成答案；他們極其容易暴怒或抑郁，喜怒哀樂完全被屏幕里的信息流精準操控。

他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是被數據投喂的「快樂傻瓜」。

只有極少部分人，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人類精英」。

當別人家的孩子在被屏幕圈養時，他們被父母推向了真實的自然，在泥巴里打滾，在沖突中學習人際交往，在厚厚的紙質書中建立深度的神經鏈接。

在漫長而無聊的獨處中，進化出了強大的前額葉皮層。

而如今，當我看著硅谷那些創造了這些上癮APP的科技巨頭們，紛紛公開表示「不讓孩子刷手機」，我隱隱感到這樣的「分化」正在到來。

因為獵人，從來不會讓下一代掉進自己挖的陷阱里。

本文授權轉載自“谷雨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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