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一盤棋：“兩彈一星”在難忘的1958

文/胡新民

1945年7月，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成功爆炸，標志著人類進入了核時代。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已經將擁有核武器列入了新中國的建設藍圖。毛澤東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訪蘇期間，曾向蘇聯方面表達了請他們幫助中國制造原子彈的愿望。1954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表示了同樣愿望。蘇聯方面雖然沒有滿足中國的愿望，但同意幫助中國先建一個小型原子堆，以此培訓一批干部，并接受一些留學生去蘇聯學習。1955年4月，中國與蘇聯簽訂了“關于為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議”。“協議”規定，在科學研究方面，蘇聯將幫助中國建造一座熱功率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應堆和一臺2兆電子伏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核物理研究人員赴蘇培訓和實習。1957年10月，中國利用當時中蘇關系中的有利因素，與蘇聯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盡管蘇聯方面始終想主導這個協定的進程，但中國抓住難得的契機，使1958年成為了“兩彈一星”工程大發展的一年。

研制原子彈：三條戰線同時展開

在1958年中國研制原子彈起步的時候，與美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不過中國有一個巨大的優勢，黨的威望和號召力，人民的積極性和凝聚力。在整個原子彈研制過程中，除了中國核武器研究院（九院）這個主戰場之外，我國先后有26個部（院）和2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九百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和大專院校）參加了攻關會戰，形成了全國一盤棋的局面。在尖端技術研究、專用設備和新型材料的研制方面，中國科學界有20多個研究所和許多部門參與解決近千項研制中的課題，彌補了我國工業水平落后的不足。

◆五十年前進軍西藏時的李覺。

1958年1月，第三機械工業部（同年2月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成立第九局，調派正在北京治病的西藏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李覺少將任局長。九局的工作職能，就是具體負責原子彈（以及后來的氫彈）的研制和組織工作。

原子彈研制工作，先是從組建研究機構、建設研制基地和試驗基地三條戰線同時展開的。根據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政府答應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樣品）和技術資料，時間跨度長達4年，這實際上是蘇聯預設的一個“活口”。中國采取的策略是，把自己的工作往前趕以倒逼蘇聯加快進度履行協議。當時蘇聯的“活口”之一是：原子彈樣品的存放條件苛刻，要視中國方面建好的庫房是否符合要求再決定提供樣品的具體時間。

九局成立后抓的第一項大事，即第一條戰線，就是于當年7月籌建核武器研究所（對外稱北京第九研究所，即九所），主要任務是接收并消化蘇聯提供的原子彈樣品和有關技術資料，以及調集和培訓技術人員。籌建期間，即按蘇聯專家提出的要求建倉庫，其倉庫的圖紙是蘇聯保密專家繪制的。李覺找到北京市常務副市長萬里，只用了幾十天就搶建起來了。后來又按蘇聯專家的要求進行整改，很快完全達標。盡管蘇聯方面最終沒有兌現承諾，但使中國占據了主動并逐漸做出應變的準備。

第二條戰線是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即生產和裝配原子彈的工廠。在李覺的領導下，組成了選址小組，先后在四川、甘肅、青海三省選點。因為基地屬于絕密的軍事禁區，不僅占地大，需要具備一定的水、電、交通等條件，還要盡量與世隔絕，經過比較，最后選定了青海省海晏縣的金銀灘。1958年7月，中央批準在金銀灘建設核武器科研生產基地，代號“221”工程。這個地區高寒缺氧，沒有鐵路和公路相通，搞建設很困難。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當地9000多名農牧民二話沒說，收拾行裝就離開了這片祖祖輩輩生息的草原。從各地抽調的工程隊伍加上青海省支援的，河南省支邊青年數千人，召之即來，于11月開始大規模施工。

第三條戰線是建設核試驗基地。根據分工，核武器研制基地由二機部負責建設，核試驗基地由軍隊負責建設。1958年2月，聶榮臻與彭德懷、黃克誠等聽取核試驗基地選址遵循的原則等匯報后，要求有關部門加快基地選址勘察和建設。為此，中央軍委任命在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中表現出色、時任解放軍第3兵團參謀長的張蘊鈺為基地司令員領導籌建工作。張蘊鈺親自帶隊，日夜奮戰，反復勘察、比較，認為新疆的羅布泊地區最為合適。之后，中央軍委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萬毅也先后到羅布泊考察，得出了相同的意見。1959年3月，中央批準了他們的意見。

“國防新技術協定”簽訂后，蘇聯派出了一批原子能技術專家援華，其中很多專家對中國友好。他們在全國各地有關科研機構和廠礦與中方人員合作，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派往二機部原子彈項目的三人小組是1958年7月到達北京的。他們主要任務是親眼看看保管原子彈樣品的倉庫的情況。二機部借此機會提出請他們介紹一下核武器的基本常識。蘇方專家同意給部領導以及九所領導講一次課。中方人員在聽完課后，各自把記得的內容往一起湊。這些內容經對美蘇核武器研制情況都有一定了解的朱光亞的整理后，加上一個序言，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有引路作用的資料。這對領導干部由外行轉為內行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56年6月至7月，錢學森訪問蘇聯期間在莫斯科留影。

但也就在這段時間，由于毛澤東斷然拒絕赫魯曉夫提出建立“蘇中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無理要求，兩國關系開始走下坡路。盡管蘇聯還多次通知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已經“啟運”，但最終還是未能抵達中國境內。由于中方一開始就對蘇方留下“活口”的潛在危險有所察覺，因而能迅速地將三條戰線中的第一條轉向，爭分奪秒地組織科技人員采取同蘇聯專家一對一或者幾對一的方式，開展友好活動和對口學習，千方百計把蘇聯專家的技術學到手。與此同時，二機部抓緊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組織朱光亞、鄧稼先、陳能寬等科學家，帶領一批新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自己動手，從頭摸起，進行自己的理論研究和科學實驗工作。另外，還組織一些關鍵技術的攻關工作。這樣，當1960年7月蘇聯公開撕毀協議并撤走專家后，三條戰線仍然能夠有效地保持協調一致發展，實現了毛澤東1958年6月21日定下的搞原子彈和氫彈“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目標。

導彈靶場、導彈研制、探空火箭、人造衛星、核潛艇……

1956年10月，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錢學森為首任院長，中國導彈研制從此起步。整個導彈研制的過程是一個既復雜又龐大的系統工程。用于導彈發射試驗的地面靶場，即導彈發射試驗基地，是最重要的環節之一。

1957年7月，聶榮臻聽取錢學森對組建導彈試驗靶場的匯報后表示同意，并指示錢學森以國防部五院的名義向中央軍委寫一個報告。1958年3月，中央軍委決定，組成以中央軍委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上將為領導的特種工程指揮部，調集工程兵、鐵道兵等數萬人的施工部隊，開赴內蒙古額濟納旗地區建設。由于地處荒涼，最接近的城市是其西南的甘肅省酒泉市，因此后來被稱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即“東風航天城”。4月，中共中央提出：導彈發射試驗基地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來自全國各地的數萬建設者，應召而來，誓將這片荒原建設成中國第一個綜合型導彈、衛星發射中心。建設初期，針對科技人才匱乏的情況，錢學森主動向聶榮臻建議，從全國重點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和全軍各大單位，選調了一大批大學生和各方面的特殊人才，充實到基地工作。錢學森多次深入基地，親自為這些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講授導彈技術方面的課程。許多人多年后仍然記憶猶新，說錢學森的課講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動形象，令人終身難忘。

1987年9月，陳士榘重返導彈試驗靶場參觀，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從1958年4月，幾萬大軍開進渺無人煙的戈壁荒灘，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第一次建設起我國尖端國防工程，為我國的導彈、原子彈事業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他們是導彈基地的奠基者、建設者。然而由于當時的特殊背景和嚴格的保密制度，這支隊伍默默地開進戈壁灘，又默默地撤離戈壁灘。他們的名字、他們的業績從來沒有人提起過……想到這里，我內心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內疚和懷念。”

根據中蘇雙方簽訂的協定，1958年6月，蘇聯向中國提供了一批P-2導彈的圖紙資料。錢學森立即組織科技人員，對這批圖紙資料進行復制和翻譯。復制和翻譯的工作量很大，經過大家晝夜奮戰，1958年8月，這項工作基本完成。但“兩彈一星”功勛任新民閱看全部圖紙資料后發現，在蘇聯提供的這批圖紙資料中，居然沒有火箭發動機試車及試車臺的資料。顯然，蘇聯即使同意提供已經被淘汰的P-2導彈，依然還留了“活口”。1958年10月，國防部五院仿制P-2導彈工程正式立項，并將工程代號取名為“1059”，意思就是要在1959年10月1日之際，完成對蘇聯P-2導彈的仿制設計任務。“1059”地地導彈研制周期之短，反映了當時的“大躍進”速度。從仿制任務正式立項算起，只有1年時間左右。這比原先預計的在有外援情況下，仿制大概需要5年的時間，提前了好幾年。這對錢學森和國防部五院來說，無疑是一項嚴峻的任務，面臨的困難將非常大。在聶榮臻的支持下，錢學森首先堅持科學態度，針對某些領導和科技人員頭腦中的發熱，認為用幾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自己把導彈搞出來的“雄心”，召開會議，進行實事求是的思想大討論，把思想統一到毛澤東提出的“先學正楷、后學草書”的正確軌道上來。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國防部五院掀起了全面仿制的熱潮。在科學技術、工業生產、技術力量都很薄弱的條件下，從零開始，采取邊學習、邊仿制、邊建設同步進行的途徑，在較短的時間里，就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道路。

在錢學森領導下，與仿制P-2導彈同時起步的還有探空火箭的研制，這項工作主要在中國科學院進行。1958年2月，錢學森主持制定“噴氣與火箭技術十年（1958-1967）發展規劃綱要”時，探空火箭的研制是其中首先要啟動的一個項目。同年，中國科學院在上海組建了機電設計院，專門承擔探空火箭的設計工作。這支技術隊伍十分年輕，大多數人缺乏火箭方面的專門知識和實踐經驗。錢學森多次親臨上海向研制人員授課，對研制工作進行指導。

◆百歲兩院院士陸元九。

據兩院院士、最早參與人造衛星研制的成員之一陸元九1990年12月的回憶：“1958年6月，中國科學院召開大躍進動員大會，錢學森首先發言，主張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緊接著我表示，中國科學院應該開展人造地球衛星控制方面的研究，不但要把衛星放上去，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之后，錢學森、趙九章等和我先后著文或向領導呼吁，為發展我國人造地球衛星搖旗吶喊。在黨中央的支持下，中國科學院把人造地球衛星的研制列為1958年頭項任務，并采取了相應的組織措施，由此進入科學院研制人造地球衛星的581時期。”與此相適應的是中國科學院隨即成立581組，擬制衛星發展規劃，并組織實施和業務協調。錢學森提出我國發展人造衛星的“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是發射探空火箭；第二步是發射一二百公斤重的人造衛星；第三步是發射一噸以上的人造衛星。這個方案為中國發展人造衛星指出了正確的技術路線。當時大家說干就干，于是就組織自動化所、地球物理所、力學所、生物物理所、北京科儀廠等單位的科技人員、工人用一個多月就做出了兩個探空火箭箭頭模型。在10月中國科學院舉辦的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上，在保密館展出了這兩個箭頭模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興致勃勃地觀看，給了科技人員莫大的鼓舞。

◆朱光亞、彭桓武、鄧稼先。

1958年6月，我國第一座、亞洲最大重水反應堆開始運轉。“兩彈一星”功勛彭桓武作為理論物理師參加了開堆值班。7月1日，經第二機械工業部、中國科學院決定，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彭桓武繼任副所長。8月的一天，劉杰代表二機部向原子能研究所下達研制核潛艇動力堆的任務。當時，世界上只有美國和蘇聯的核潛艇已建成下水。他們對研究技術嚴格保密。彭桓武組織起一支科研隊伍，大部分是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不僅缺乏經驗，基礎知識也不足。彭桓武帶領他們把革命熱情和科學精神緊密結合，使工作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值得一提的是，“核潛艇動力堆”帶動了大批工作的開展，填補了我國許多空白學科，同時培養了一支堆工科學技術隊伍。這批人才后來走向我國反應堆工程、核潛艇動力堆和核電站研究設計的不同崗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國一盤棋有效地促進了科技強國的發展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研制核武器的決策后，根據周恩來批示，北京大學依托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一個物理研究室，并從各地抽調一批著名核物理學家來參與籌建工作，其中就有“兩彈一星”功勛朱光亞。朱光亞將他的學生陳佳洱調來到全國各地招生。陳佳洱后來回憶：“到了有關學校，我直接拿出周總理給教育部的批示給他們看。那時全國一盤棋，他們一看也十分重視，把最好的學生拿出來讓我挑。”原子能事業的發展離不開反應堆、加速器等重大設施。1958年，24歲的陳佳洱帶頭，突破蘇聯提供加速器樣品的限制，自主研制出我國第一臺30兆電子伏特的電子感應加速器。這項工作成了高校力爭上游、追趕前沿的重要成果。1958年11月，陳佳洱被選為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獲頒獎章。陳佳洱后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

◆錢學森（右一）和郭永懷（右二）等人在討論問題。

在導彈研制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導彈靶場和仿制蘇聯導彈外，航天科技也在腳踏實地進行創新，特別是有的在當時看來是相當“冷門”的項目。“兩彈一星”功勛郭永懷，1957年告訴力學研究所剛分配來的研究生俞鴻儒，我們亦將研制航天飛行器，為此高超聲速流實驗是必不可少的。我國資金電力均不足，不可能走美國依靠常規加熱高超聲速風洞的道路。我們應盡早探索新途徑，利用激波加熱可能是一種有前途的辦法。1958年初，郭永懷將俞鴻儒等三名研究生和從北京大學分配來的五名大學生編為一個組，共同開展激波管的研究。當年“七一”獻禮會上，俞鴻儒代表激波管組表決心：“奮戰三晝夜，設計出激波管。”設計完成后立即送北京儀器廠加工，大約10天左右即運回安裝并開始破膜和激波測速實驗。這是我國第一臺激波管，于當年“八一”被送進中南海向黨中央獻禮。賀龍元帥等參觀了展品并聽了應用前景的匯報，給予了很大鼓勵。深受鼓舞的俞鴻儒，年復一年，鍥而不舍，不斷取得新突破。俞鴻儒后來回憶：“70年代初，我國重點型號航天器相繼進入攻關階段，我國尚無滿足設計部門要求的高超聲速風洞。我們提前十余年開始研制的激波風洞趕上了急需，實現了當時已因公犧牲的郭永懷烈士的英明預見。”俞鴻儒后來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24年4月，被評為感動中國2023年度人物。

無論國防科技還是民用科技，光學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就因為不能自己制造光學玻璃受到過制約。“兩彈一星”功勛王大珩，1953年1月擔任在長春的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后改名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光機所）負責人，1953年12月即熔煉出我國第一爐光學玻璃。長春光機所的職工們在回顧研究所發展歷程的時候，總會眾口一詞說到“八大件、一個湯”。這批科研成果取得的時間都是在1958年。但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成果不是信口開河、狂吹虛報的假“衛星”，而是王大珩和全所上下借著火熱形勢，堅持科學精神，共同艱辛奮斗取得的，是一批有影響、有水平、貨真價實的科研成果。

從1958年6月開始，全所員工放棄了節假日，自覺加班；他們打破8小時工作制的要求，每天工作10小時、12小時或更多時間；他 們夜以繼日工作，忘我地投入到躍進中。王大珩一直記得那時候光機所里熱火朝天的情形，“當時年輕人干勁非常足……鋪蓋卷放在實驗室里，你太累了睡覺，有人接著做。原來預備兩年的工作，我們半年就做出來了。正是由于‘大躍進’，后來光機所搞工作，差不多近10年的工夫，實驗室的燈白天晚上通明，人們戲稱其為‘日不落實驗室’。”

1958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國科學院領導的陪同下參觀了光機所赴京展出的“八大件”，表示贊賞。光機所取得的成果在全國科技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尤其是那臺打破了蘇聯權威的電子顯微鏡令觀眾感到震撼。這項成果被列為中國儀器儀表行業從仿制到自行設計制造的一個重要標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重大科學技術成就”之一，載入記錄古今中外自然科學大事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后場區集體照，前排左起王汝芝、張蘊鈺、程開甲、郭永懷、彭桓武、王淦昌、朱光亞、張愛萍、劉西堯、李覺、吳際霖、陳能寬、鄧稼先

“八大件、一個湯”的成功是光機所發展中的巨大飛躍，標志著該研究所“已實現了從研制一般、通用、簡易的光學儀器向獨立設計、研制高精度光學精密儀器的飛躍”，為研制、開發大型精密國防光學裝備奠定了可靠的技術基礎。因此，錢學森極力主張由長春光機所承擔150工程。這是一套對導彈的軌道進行跟蹤及精密測量的大型光學系統，簡稱跟蹤電影經緯儀，當時只有美國裝備了類似的設備。全所上下群策群力，再加上全國一盤棋的協作單位的大力支持下，不但按時完成了任務，而且許多技術指標都超過了設計要求。該所始終緊盯國際先進水平，不斷攻關克難，先后圓滿完成測量船光學設備、衛星照相機、夜視技術、紅寶石激光器、高速攝影機等項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激光項目，1974年，王大珩率團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介紹了該所自行研制的強激光裝置已打出了中子，國外同行不得不刮目相看。加拿大一位著名激光科學家說：“你們的工作和我們處于同一水平上。”

◆王大珩

作為一名很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1986年3月，王大珩針對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根據親歷“兩彈一星”工程的經驗，及時與他人聯名提出“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并且被中央采納。隨后經幾百名專家調查論證，制定出我國的“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這就是影響深遠、成果豐碩、效益巨大的“863”計劃。

王大珩認為，提高工程技術和工程師的地位，對于加快科技強國步伐，具有重要意義。他在參與多次呼吁無果的情況下，于1992年與他人聯名上書中央，建議早日建立中國工程院，因而直接促成了中國工程院的成立。中國工程院成立后，他又根據新形勢，極力主張在主席團下設立了中國工程院道德委員會，專抓院士隊伍的自身建設。這是王大珩為中國科技事業的健康發展作出的又一歷史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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