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逝世40年后，我們收到了她寫給讀者的回信

做書按：40年前的今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永遠地離開了我們，但在今時今日，她的著作以及與之相關的作品依舊不斷被引進、再版，鼓舞著無數讀者，像是這本最新出版的書信集《親愛的波伏瓦：跨越時空的女性對話》。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1986年去世之前，波伏瓦珍藏留存了約兩萬封來自讀者的信件，《親愛的波伏瓦》精編其中五位女讀者與波伏瓦長達三十年的往來書信，在這些信件中我們看到了五位普通女性的困惑迷茫與喜悅成長，也看到了波伏瓦更加親切鮮活的另一面。

借今天這篇來自本書譯者姚杰的文章，讓我們共同紀念，親愛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作為高校青年教師，譯書實在是件很“不劃算”的事。翻譯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字斟句酌外，還需查閱海量文獻和資料，譯書期間科研工作幾乎全面暫停，而譯作的出版對職稱評審和科研發展卻幾乎毫無用處。但讀完這本書后，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接下了這項工作，因為這實在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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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學認為，譯者具有雙重身份，首先是讀者，但是一個十分特殊的讀者。與傳統觀念中被動的讀者不同，譯者的閱讀是積極的、能動的。不同的譯者因為自身的生活經驗、文化背景和審美情趣，對同一作品會產生獨屬于自己的解讀。同時，譯者也是作者，是作品在譯入語國度的“第二作者”。在完成了閱讀和理解后，譯者需要切換身份，成為譯文的創造者，他/她需要將自己作為讀者的理解，用另一種語言進行詮釋。譯本最終的面貌，是譯者以“第二作者”的身份理解與創造的結果。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認為，作品本身存在大量的“空白”和“不確定性”，而翻譯就是譯者依循自身的認知和審美判斷，去填補這些空白，將不確定之處確定下來的過程，填補過程必然帶有譯者的主觀色彩，并最終產出一個能被譯入語讀者接受的文本。

可當《親愛的波伏瓦》的書稿真正攤開在我面前時，這種雙重身份卻讓我生出一種奇異的錯位感。

首先，我并不是這些書信的“合法讀者”。書中的百余封書信皆是私人信件，它們被寫下、被寄出時，預設的唯一讀者只有西蒙娜·德·波伏瓦。盡管作家的養女西爾維·勒邦·德·波伏瓦將這些信件捐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讓它們進入了公共視野，但閱讀的時候，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微妙的“窺私”感。同時，面對這些書信，“第二作者”的身份所賦予的文本解釋權又讓我惶恐，因為這些書信太坦誠了，我在其中讀到的不僅是寫信者的困惑、掙扎、欲望和成長，還有五段鮮活的人生。所以翻譯時，我總是陷入猶豫，該如何理解，又該怎樣準確地傳遞出文字背后的信任與情感呢？

這是一本“獻給所有不普通的普通女性”的書，但是它不僅僅是一本女性主義作品。在女性主義之外，它給我們提供了一種獨一無二的閱讀體驗，一種特殊的與真實、與時間、與歷史相遇的方式。

這首先是一本很真實的書。五位通信者都不是知名作家，她們的行文沒有作家的雕琢，而是顯示出強烈的個人風格，或熱情奔放，或敏感細膩，或質樸直接。這些書信不是為出版而寫的，它們沒有取悅大眾的義務，來信者在一種私密的狀態下書寫。出于對波伏瓦的信任，她們不粉飾自己，不字斟句酌，甚至不在意語法和拼寫錯誤，因此，這些文字反而呈現出一種十分難得的流暢感。波伏瓦在回信中給予她們積極的回應：她感謝她們的信任，稱贊她們的書寫，回應她們的質疑，并鼓勵她們繼續寫下去。

于蓋特是洛澤爾省的一名鄉村教師，生活十分艱難，1968年她給波伏瓦寄去了第一封信，信中，她傾訴了自己的人生歷程、憤怒與希望，并表達了對波伏瓦的感激：“您的書剝去了我身上一層厚厚的繭。這層繭里裹著資產階級的原則，裹著那些未經我思考就形成的觀念——它們明明與我無關，卻塞滿了我的腦袋。如果沒有讀過您的書，我可能早已淪為種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誰知道呢。”波伏瓦沒有在回信中客套地安慰她，而是給出了十分具體的引導：“您關于小學教師處境的描述非常有價值，而且您寫得很好。您能否寫一篇文章、隨筆或報道，讓公眾了解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于是在波伏瓦的鼓勵下，于蓋特寫出了《鄉村女教師》，并在扉頁上寫下：“獻給西蒙娜?德?波伏瓦”。1970年3月18日，她在信中寫道：“是您造就了今天的我——或許這算不上什么‘成功’，畢竟‘原材料’本就有缺陷！但至少有一點我做到了：我成了我自己，我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

布洛瑟姆是眾多寫信者中比較特殊的一位，她是五位來信者中唯一的美國人，出身于美國波希米亞知識分子家庭。她曾在書信中就特權、寫作的意義、個人選擇等問題向波伏瓦提出質疑。在1958年10月4日的書信中，她寫道：“您曾對我說，我之所以應該寫作，是為了獲得影響力。（……）名氣在我們這個時代或許是一種必要之惡，但我依然認為它是一種惡，是又一種會導致異化的特權。”我們沒有讀到波伏瓦的回信，但是在下一封信里，布洛瑟姆寫道：“您的話一下子就驅散了我心中那份‘或許已失去您’的擔憂。”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波伏瓦并沒有因為這份質疑而疏遠她，反而給了她正向的回應。隨著通信的持續，布洛瑟姆對波伏瓦的感情也從最初的偶像崇拜，逐漸過渡為平等對話的友情。

這是一本漫長的書。五位通信者和波伏瓦的通信不是幾封信的往來，而是持續了數年、十幾年，甚至幾乎一生。科萊特1963年寄出第一封信時十六歲，正在青春期里掙扎；她后來結婚、生女、離婚、成為歷史學者，直到1986年波伏瓦去世前，還在給她寄自己新寫的文字。1964年，離婚判決下達后不久，克萊爾寫下了給波伏瓦的第一封信；二十年里，她從困頓的單身母親成為大學教師，并出版了自己的書，她們的通信一直持續到1984年。于蓋特1968年從洛澤爾的鄉村學校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后她從鄉村教師變成少年監管教育工作者，從“于蓋特”變成“塞利娜”，其間她們的通信從未中斷。

一封封書信讀下去，我們可以讀到時間的流逝。米雷耶1960年給波伏瓦寄去第一封信時還是高中生，她在信里問波伏瓦“女性藝術是否存在”；1978年時，她經營著自己的書店，和友人合寫了一本把波伏瓦“謀殺”在書里的女權偵探小說，波伏瓦回信說“很有趣”。科萊特在1963年寫信時十六歲，在信里她問波伏瓦“為什么上帝不存在”，向她傾訴自己與同性的戀情。后來她結婚、生女、離婚，成為歷史學者。1986年3月，距離波伏瓦去世不到一個月，她給波伏瓦寄去最后一篇文字。波伏瓦曾對她說：“既然你談到性會有所顧慮，寫作時就應該寫到讓自己臉紅。”二十三年后，她依然在為這句話寫作。布洛瑟姆1958年在信里討論“如何成為真正的革命者”，1965年在信里報告女兒的出生，1968年寫了一封長達十幾頁的“革命宣言”開啟自己的革命，1979年寫信告訴波伏瓦自己離了婚、考上了法學院。

波伏瓦自己的生活也在信里留下痕跡。1980年薩特去世，塞利娜寫信來表達關切，波伏瓦回信說謝謝，說身邊有人陪著，說身體還算硬朗，就是走路不太方便。1986年2月，她再給塞利娜寫信時，提到自己“暫時沒在寫作，但也沒閑著”，要處理《現代》雜志的事務，在婦女權利部做些志愿工作——這些平淡的日常，她也會在信里說起。

這也是一本瑣碎的書。五位通信者在信里事無巨細地講述自己的生活：懷孕的焦慮、經濟上的壓力、和母親的一次爭吵、孩子學會翻身的那一刻、對某個男人的心動和猶豫、夜里睡不著時讀到的某本書。她們寫丈夫的不理解，寫找不到工作的絕望，寫第一次收到回信時的欣喜若狂，寫“今天我終于敢一個人出門散步了”。但在閱讀這些瑣碎之事的時候，我們卻時不時撞見宏大的歷史。1960年米雷耶從蘇格蘭給波伏瓦寫信，信中講自己的課堂報告，講自己的課余活動，講自己在假期學習制陶，然后問及阿爾及利亞戰爭：“報紙上是不是已經不再提杰米拉·布帕沙（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重要人物）了？我隨時聽候委員會的差遣。”1968年于蓋特在信里細數鄉村學校的漏雨屋頂和成群老鼠，在同一封信里，她也關心五月風暴中的學生：“我的身體在機械地前行，思緒卻飄向了巴黎、里昂……飄向那些憤怒的學生。1965年科萊特從美國寫信，一邊講格林威治村的爵士樂和嬉皮士的長發，一邊寫越南戰爭在她心里激起的憤怒。1958年布洛瑟姆在信里抱怨巴黎的房租太貴，隨即便開始討論戴高樂上臺是否導致法西斯主義。1965年，她跟波伏瓦分享女兒第一次笑的樣子，緊接著就開始討論“這個國家（注：指美國）的人怎么能容忍政府在越南做的事”。

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五月風暴、美萊村大屠殺——這些我們通常在歷史書里讀到的詞，在這本書里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它們不是章節標題，不是背景介紹，而是突然接在一段關于孩子發燒的敘述后面，或者夾在對一本小說的討論中間。法語里有一個時態叫“歷史現在時”，指用現在時講述過去的事情，仿佛那些事正在眼前發生。這些信常常給我這種歷史就在眼前的感覺。宏大的歷史事件，和懷孕、離婚、找工作、買面包這些瑣碎的事一起，還原了歷史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真實樣貌：歷史曾是一代人的生活。

合上書，那些宏大的歷史早已遠去，但是那些“普通女性”的困惑、掙扎、喜悅、成長，卻留在了文字里。很幸運能翻譯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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