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上，仇美情緒似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

有人把美國視為 “洪水猛獸”，將中美關系簡化為 “非黑即白” 的對立；有人無視歷史事實，把美國的一切都貼上 “邪惡” 標簽；有人甚至把留學美國、使用美國產品，都等同于 “不愛國”。

這種情緒化的仇美心態，真的站得住腳嗎？

回溯近現代中美交往的百年歷史，答案恐怕要讓很多人失望。中美兩國之間，從來沒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深仇大恨。恰恰相反，在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關鍵時期，美國曾給予中國諸多實質性幫助，這些幫助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撥開情緒的迷霧，還原真實的歷史，或許才能讓我們以更理性的心態看待中美關系。

庚子退款：一場 “意外善舉”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

清政府向 11 國賠款白銀 4.5 億兩，分 39 年還清，本息合計高達 9.8 億兩，史稱 “庚子賠款”。美國在這場賠款中攤得份額為 7.32%，即白銀約 3294 萬兩，約合 2444 萬美元。

彼時的美國，剛剛通過美西戰爭崛起為世界強國。與其他列強不同，美國政府很快發現，所得賠款遠遠超出其 “實際損失” 和花費。更重要的是，時任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等人意識到，單純的經濟掠奪無法贏得中國的尊重，反而會加劇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

1908 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決案，將賠款額從 2444 萬美元修正為 1365.5 萬美元，余數退還中國，明確指定用于教育目的。 這筆退款從 1909 年開始逐年支付，本利合計退款總數達 2892.25 萬美元。

這一舉動，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堪稱異類。

要知道，同一時期的其他列強，正忙著瓜分中國的領土和資源。英國強租香港新界，法國侵占廣州灣，德國霸占膠州灣，俄國勢力滲透東北。唯有美國，選擇用退款的方式，幫助中國發展教育。

美國的初衷或許復雜，有培養親美勢力的考量，也有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意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筆退款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而積極的。

1911 年，清政府利用庚款退款創辦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前身），以 “培植全才，增進國力” 為宗旨。 清華學堂的創辦，不僅為中國培養了一批頂尖人才，更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新模式。從清華園走出的學生中，有梅貽琦、竺可楨這樣的教育大師，有錢學森、鄧稼先這樣的科學巨匠，有梁思成、林徽因這樣的建筑泰斗。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中堅力量。

除了創辦清華學堂，庚款退款還用于派遣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從 1909 年到 1940 年，共有數千名中國學生通過庚款獎學金赴美國深造。 這些留學生帶回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和思想理念，成為中國近代化的 “種子選手”。他們在教育、科技、工業、文化等領域發光發熱，推動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1924 年，美國國會再次通過議決案，將庚子賠款余數全部退還中國。 6 月 14 日，美國國務卿休斯與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在華盛頓互換照會，確定這筆款項用于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教育及其他文化事業。中國政府隨后組織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專門管理該項基金，重點資助大專學校、科研單位及教育團體，尤其注重發展中國的科學事業。

歷史學家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評價：“美國的退款政策，是近代中美關系中最具建設性的舉措之一。它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掠奪中國的財富，而是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幫助中國培養人才，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五四”前后的中國思想界，是美國思想影響最為深遠的時期之一。

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杜威應胡適、蔣夢麟等人邀請來到中國，開始了長達兩年多的講學之旅。兩年多里，他走遍了中國十幾個省份，發表了數百場演講。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給正在尋求“再造文明”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維工具。他的嫡傳弟子胡適，后來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論，影響了幾代中國學人。

我們經常談論文化自信。但一個民族真正的文化自信，從來不是關起門來的自我陶醉，而是在敞開大門之后，依然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抗戰援華：血與火中凝結的跨國情誼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日軍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迅速占領中國大片領土。北平、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民政府被迫遷往重慶。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許多國家對中國的遭遇袖手旁觀，甚至與日本勾結。而美國，雖然初期保持中立，但隨著戰爭的推進，逐漸成為支援中國抗戰的重要力量。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美國飛虎隊的援華事跡。

1941 年，美國退役軍人陳納德將軍受國民政府邀請，組建中國空軍美國志愿航空隊，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 “飛虎隊”。 這支航空隊的早期隊員主要由退役的美國飛行員和技術人員組成，他們以志愿者身份，跨越重洋，馳援中國軍民。

“飛虎” 這個稱呼，是中國民眾給他們起的。當這個詞被翻譯成英文后，陳納德和飛行員們都非常喜歡，就將展翅猛虎作為隊標。 從 1941 年到 1945 年，飛虎隊先后以志愿航空隊、駐華航空特遣隊、第 14 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等形式，參加了中國抗日戰爭。

他們的到來，極大改變了中國戰場的空中格局。

在抗戰初期，中國空軍力量薄弱，日軍飛機在中國領空肆意轟炸，如入無人之境。飛虎隊的出現，給了日軍沉重打擊。他們在昆明、仰光等地與日軍展開多次空戰，以少勝多，擊落大量日軍飛機，有效削弱了日軍的空中力量。

更重要的是，飛虎隊承擔了極其危險的物資運輸任務。1942 年，日軍占領緬甸，切斷了中國最后一條對外聯系的國際通道 —— 滇緬公路。為突破日軍封鎖，中美兩國航空人員開辟了飛越喜馬拉雅山脈、連通印度與中國昆明的 “駝峰航線”。

這條航線，被稱為 “世界上飛行難度最大、犧牲最慘重的航線之一”。 喜馬拉雅山脈海拔高達數千米，天氣多變，地形險峻復雜，再加上不時有日軍飛機攔截，飛行風險極大。平均每兩天，就會有一架飛機損失。原飛虎隊護士艾瑪?簡回憶：“當時他們駐扎在昆明，被派出去的時候，你會在他們出去的時候數飛機，回來后再數一遍，如果少了一架，你的心就會揪起來。”

即便如此，飛虎隊的飛行員們依然堅守在這條航線上。他們不計代價的駝峰飛行，為中國運送了大量急需的軍需物資、藥品和醫療器械，為中國軍民抗擊日本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貢獻。

而中國人民，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著飛虎隊。幾十萬中國老百姓不顧日軍轟炸，用原始的工具為飛虎隊修建機場、跑道。日軍一將其炸毀，他們就連夜修復。當地村民更是冒著生命危險，營救被擊落或迫降的美軍飛行員。

在怒江戰役等關鍵作戰行動中，飛虎隊與中國軍隊密切配合，打擊日軍地面部隊，支援中國軍隊反攻。陳納德將軍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最美好的愿望是飛虎隊的旗幟能夠高高飄揚，并被太平洋兩岸的人民所銘記，因為它是兩個偉大民族無論在戰爭還是和平時期都能夠向共同目標邁進的象征。”

除了飛虎隊的軍事支援，美國還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據統計，抗戰期間，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援助總額超過 16 億美元，包括貸款、軍火、物資等。 這些援助，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戰局，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的困境，增強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

這段在血與火中凝結的跨國情誼，不應該被歷史遺忘。它證明了，中美兩國在面對共同敵人時，完全可以攜手合作，共克時艱。

中美交流：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引擎

近代以來，美國不僅在教育、軍事上給予中國幫助，在文化、科技等領域，也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 19 世紀末開始，美國傳教士紛紛來到中國。他們創辦學校、醫院、慈善機構，傳播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文化理念。雖然傳教是他們的主要目的，但客觀上，這些舉措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美國傳教士創辦的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圣約翰大學等教會大學，成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大學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課程，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林語堂、冰心、老舍等文化名人，都曾在這些教會大學就讀或任教。

在科技領域，美國的先進技術和科研理念，也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20 世紀初，中國的民族工業剛剛起步，技術落后，設備陳舊。美國的企業家和工程師們，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例如，美國的棉紡織技術、鋼鐵生產技術等，對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更重要的是，大批留美學生回國后，成為中國科技事業的開拓者。錢學森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深造，師從世界著名科學家馮?卡門，在航空航天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1955 年，錢學森沖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毅然回國，投身于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為中國 “兩彈一星” 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

除了錢學森，還有許多留美科學家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奉獻了畢生精力。鄧稼先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回國，參與中國的原子彈研制工作，成為中國的 “原子彈之父”；趙忠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核物理研究，回國后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核物理實驗室，為中國的核科學事業奠定了基礎。

這些留美科學家，帶著先進的科學知識和愛國情懷，回到祖國，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推動中國的科技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他們的努力，不僅改變了中國科技落后的面貌，也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

歷史學家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說：“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列強的沖擊下開始的。而美國，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個。它沒有像其他列強那樣侵略中國，而是用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從美國受益最多的是什么？不是資金，不是技術，而是一個契機。

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隨后的幾十年里，中美貿易額從不足25億美元增長到超過7000億美元。美國企業在中國累計投資近3萬億美元，在華設立企業超過124萬家。

有人會說：這是互利共贏，談不上誰受益更多。這話沒錯。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航，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與美國的經貿往來和技術合作。沒有美方市場、資金和技術的注入，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不會那么順暢。

更重要的是，美國所代表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科技創新的活力、法治與契約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的改革進程。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過一句話：“如果沒有美國的市場，中國的改革可能會走很多彎路。”

我不完全贊同這種說法，但它確實點出了一個事實：開放，從來都是雙向的。

理性祛魅：警惕情緒化的仇美心態

既然歷史上美國曾給予中國諸多幫助，為何如今仇美情緒會如此高漲？

這背后，有復雜的原因。既有中美兩國在國際舞臺上競爭加劇的現實因素，也有部分勢力刻意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人為因素，更有許多人對歷史事實的無知和誤解。

不可否認，美國在近現代史上，確實有過損害中方利益的行為，例如在冷戰時期，美國曾對中國實行封鎖和遏制政策。這些行為，確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傷害，也成為部分人仇美的理由。

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全盤否定美國對中國的幫助，更不能陷入情緒化的仇美心態。

歷史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 “好” 與 “壞” 來評判。美國對中國的幫助，既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有基于人道主義的善意；既有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積極作用，也有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意圖。我們應該客觀、全面地看待這些幫助，而不是被情緒所左右，一概而論。

更重要的是，情緒化的仇美心態，對中國的發展沒有任何好處。

在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合則兩利，斗則俱傷。情緒化的仇美心態，只會加劇兩國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影響中國的和平發展環境。

同時，情緒化的仇美心態，也會讓我們失去理性判斷的能力。它會讓我們盲目排斥美國的一切，包括美國的先進技術、優秀文化和管理經驗。這種閉關自守的心態，只會讓我們與世界脫軌，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著名學者錢鐘書曾說：“偏見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 情緒化的仇美心態，就是一種典型的偏見。它讓我們放棄了理性思考，陷入了情緒化的宣泄。

我們應該警惕這種偏見。我們可以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可以反對美國的不合理政策，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全盤否定美國，更不能陷入情緒化的仇美心態。我們應該以理性的心態看待中美關系，既看到兩國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也看到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

真正的愛國，不是盲目排外，而是理性地看待世界，清醒地認識自己。它要求我們既要銘記歷史，也要面向未來；既要維護國家利益，也要尊重他國利益；既要保持民族自豪感，也要有開放包容的心態。（東河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