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50號，后院的那棵核桃樹還在嗎

文 | 徐泓

燕南園50號，位于燕南園西北角，緊靠園子西出口大下坡。一溜兒中式平房建筑，坐北朝南，前面的庭院很大，幾乎延伸到64號的院子。據說，最早的時候它是獨立在外的，有松墻、樹木甚至磚墻相隔，從燕南園里邊不能進入50號。

“最早的時候”是什么時候呢？據查1937年以前的檔案資料，沒有燕南園50號，1938年至1941年檔案缺失。1942年至1945年燕京大學被日軍封校。唯一的線索是在燕大教職員檔案中發現：燕大心理系教授沈乃璋1947年10月在家庭住址一欄填的是燕南園50號。由此可見，50號是在1945年燕京大學復校后正式列入燕南園宿舍區的。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以后，北京大學對燕南園宿舍區沿襲了這個介紹：“內有17棟小樓，50號至66號。”

我要好好寫寫燕南園50號，因為在這里住過一位我最尊敬的長者與前輩：江隆基書記。雖然他在燕南園里僅住了七年（先在57號，后在50號），但他一度是燕南園里的“靈魂人物”，在全校更被稱為“北大的穩定器與壓艙石”。在50年代那個運動頻仍、“左”傾思潮泛濫的時期，他擔任北大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實事求是、尊重教育規律，以穩健務實的治理，穩住了北大根基、保護了學術元氣、奠定了新北大的運行框架。在北京大學歷屆校長中留下了最好的聲名，成為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深受知識分子敬重的杰出領導者。

一

江亦曼，江隆基、宋超夫婦的女兒，搬進燕南園57號時不滿七周歲。她記得那是1952年國慶節過后的一天，一輛蘇式吉普車，車尾掛著一個拖斗，里邊裝著他們的全部家當：兩個木板箱、兩只皮箱、幾條細麻繩捆著的鋪蓋卷，車里坐著爸爸、媽媽、她，還有不滿周歲的妹妹小召，一路駛進燕南園。

57號留給她的第一印象：一座雙開門式的古典宅院，門口有一對小石獅門墩，院墻上爬滿紫藤，三棵老松樹挺立院中，后院還有一棵枝葉茂密的核桃樹。走進屋里，房間真多，她出這門進那門，東瞧瞧西瞅瞅，故意將木地板踩得蹬蹬響。這么好的房子，她做夢也沒夢到過。

多年以后，她在整理父親的筆記文稿時，發現父親在當年的日記中記述了57號新家：

學校給我分配的宿舍是一中式外貌、西式裝潢的住宅，里面有客廳、有臥室、有書房，有暖氣和抽水馬桶的設備。我自有生以來，從未住過這樣闊氣的房子。驟然搬到這樣的住宅里，內心頗感不安，我擔心孩子們的生活貴族化，同時警惕自己的意識里滋生某些資產階級的因素。自參加革命以來一貫過著供給制的生活，從來沒有為吃飯穿衣的瑣事而操心，現在為了吃飯、喝水，必須另起爐灶，過著小家庭的生活。這就整個制度上來說，雖然是前進了一步，但就個人的革命修養上來說，則可能發生某些退化的現象，不可不深自警惕。

江亦曼回憶，新家基本安頓下來以后，父母專門召開家庭會議，用心良苦地對她和13歲的大姐開旸說，環境變了，但革命老區的優良傳統不能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變。你們要好好學習、懂禮貌、尊重人、關心人，要艱苦樸素，不要和別人比闊氣、比穿戴、比享受。不能以校領導的子女自居，搞特殊化。你們表現得怎樣，別人不僅會說父母是怎樣教育孩子的，還會影響他們對黨的優良傳統怎么看。

江亦曼上了北大附小。她比我大一歲，比我高一個年級。我很早就留意過她，因為她的名字和革命烈士趙一曼同音。直到這次寫作，我才知道她的小名叫蠻蠻，江隆基叫她小蠻，諧音成了“曼”。她確實與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 ，她1945年11月出生在延安的窯洞。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物質匱乏，靠母親煮小米糊糊喂養長大。她4歲就被全托進了延安保育院，1951年才回到父母的身邊，當時實行供給制，無論男女老少都穿著統一配發由軍衣軍褲改制的服裝，在食堂分灶吃飯（父親在小灶就餐，母親在中灶就餐）。

宋超、江亦曼、江隆基（1950年攝于西安）

江亦曼給我看一張老照片，那是1950年她與父母在西安的合影，照片上的江隆基和宋超穿著棉制服，頭戴軍帽，江亦曼也戴著一頂小軍帽，穿著小棉制服。她說：你看我像不像一個“紅小鬼”？

北大附小的同學以及燕南園里的玩伴兒，談起記憶中的江亦曼：正直、勇敢、愛幫助人，當過“二道杠”（少先隊中隊長）。她活潑開朗，說話大嗓門兒，只要有她在，永遠有快活開朗的笑聲。不少同學去過江家，印象中很簡單很樸素。見過江伯伯的，則形容他是一個陜西漢子，高且壯，嚴肅但很和氣。

那個時代的我們純真，腦子里沒有彼此的父母干什么的概念，但對江亦曼的父親略知一二，因為江隆基是新中國成立后從解放區來北大工作的第一位中共黨員領導干部。

在這次寫作中，通過梳理歷史資料，我才知道江隆基在中共黨內資格很老，他為解放區教育事業做過重大貢獻。他1927年6月加入共產黨，同年9月留學日本，次年3月入明治大學讀書，同時積極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后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捕后被驅逐出境。1931年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經濟系學習，任旅德旅歐華僑反帝大同盟書記。1936年回國后，任陜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后在北平等地參加革命活動，曾參與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8年后歷任陜北公學副教務長、教務長，華北聯合大學教務長，延安大學副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他與中共黨內老一輩教育家吳玉章、成仿吾比肩，同屬“延安—解放區—新中國高等教育”一脈的核心領導者。

江亦曼的母親宋超，河北安國人，比江隆基小11歲，也是一位頗有資歷的老干部。她1939年參加革命工作，1942年7月入黨，先后任職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附中、延安醫科大學黨總支、延安大學教干科、西安女中、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等。

江亦曼說：剛到北京時，組織安排母親在北大黨委宣傳部工作。父母都不同意夫妻雙方在一個單位工作。后來母親終于調出，先后任北大工農速成中學和北京女十一中黨委書記兼校長。兩個學校都在東城區，一個在沙灘紅樓，一個在東曉市街，距離西郊北大路程都很遠，母親就住在學校里，周末才回家。北大曾多次商量，想把母親調回北大或離家近一點的單位，都被父親婉言謝絕。他從不允許用公家的小汽車接送母親上下班。周末帶我們外出時也都乘坐公共汽車。

對57號的家，江一曼回憶，家中擺設十分簡單，父親堅決不讓學校配置更多的家具。他不講究穿著，除訪問蘇聯時做過兩套服裝，平時都穿著已洗得發白的灰布制服。父親經常不能按時回家吃飯，晚飯總要熱好幾遍。

江隆基先生

在57號住了四年以后，江隆基又搬了一次家。江亦曼記得那是1956年底，她家搬到了燕南園西口大下坡南邊的50號。那時她家的人口增加了，除了她、姐姐開旸、妹妹小召，母親又生了妹妹燕妮、弟弟幼龍。這次搬家出自一段“三角換房”的佳話：

據有關資料記載，1956年夏天，江隆基登門拜訪住在54號（甲）的馮友蘭，看到他家人口多，居住擁擠，尤其上萬冊書籍難以安放，讀書寫作條件差，當即提出將自己的57號院讓給馮友蘭。馮友蘭推辭：一是江家人口多（有五個孩子與一位保姆），54號一層空間太小；二是“君子不掠人之美”，自己早年住過西南聯大土坯房，當前條件尚可忍受。江隆基則笑稱：“我是從延安過來的，這一層比窯洞寬敞十倍”，仍堅持換房。

雙方僵持不下，住在燕南園50號的副教務長嚴仁賡主動提議他家和馮家對換。嚴家人口少（僅夫妻二人與一女），50號為獨門獨院平房，面積夠大，只是無暖氣、無木地板，條件遜于57號。江隆基實地察看后，最終敲定了三方互換的方案，借用馬寅初校長當時提出的一個經濟學觀點“團團轉”，也被昵稱為“團團轉”方案：即馮友蘭從54號甲遷入57號院，嚴仁賡從50號搬至54號甲，江隆基則帶著全家搬入條件相對簡陋的50號平房。

江亦曼對50號記憶也很深，因為這處建筑與燕南園有一道墻隔開，她的小玩伴、閨蜜周培源先生的小女兒周如蘋，經常爬到墻頭上探望。“我爸說你趕快下來，她說你別告訴我爸”。江亦曼還拿出一張老照片給我看，那是1956年底或1957年初她的母親宋超在50號房前照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有一根煙囪從房門上面的窗口伸出來，正是當年燒爐子取暖的典型標志。

宋超在50號屋前

江亦曼說，自從搬到50號以后，我上坡到燕南園里面就比較少了，后來形勢開始緊張了。我記得母親一反常態，每天下班后不管多晚，都從城里趕回家。50號正對面不是有一條小路嗎，那是父親去辦公樓上下班必經的地方，母親就帶著我，每晚在那個路口等父親。

1959年1月29日，江隆基和他的家人搬出燕南園50號，離開北大，在北京火車站登上開往蘭州的列車。

二

江隆基住進燕南園，當時北大那一屆班子的主要成員也都住在燕南園，校長馬寅初住在63號，副校長湯用彤住在與他家一墻之隔的58號，教務長周培源住在與他對門的56號，副教務長侯仁之住在61號，另一位副教務長嚴仁賡住在50號（后搬至54號）。馬寅初、湯用彤是大學者、著名的民主人士，其他三位學者當時也都是獨領一方學科的教授。他工作的起步就是從燕南園這些鄰居開始的：

江隆基入住57號的第二天，即到63號拜訪北大校長馬寅初。那天正是中秋節，桌上擺著月餅和水果，還有四五個倒滿了涼開水的玻璃杯。

馬寅初說：“兄弟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紹興人，好茶有的是，偏偏無緣，兄弟就愛喝個涼開水。”初次見面，江隆基就被他滿口“兄弟長”“兄弟短”逗笑了，暗喜自己遇到了一個胸懷開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長者。

1952年10月4日，北京大學在新校址燕園舉行開學典禮。

馬寅初校長向全校師生介紹新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他說：隆基同志是一位老黨員，是一位有豐富經驗的教育家。他來北大，北大很幸運，我們很幸運。

他還幽默地補充：抗日戰爭時期許多外國朋友說“中國的文化在延安”，而延安大學又是延安的最高學府，是文化中心的中心。隆基同志當時擔任延安大學的校長，那是有著最高文化的同志。這一番生動風趣的介紹，引起了全場師生的笑聲、掌聲和歡呼聲。北大老人們回憶：那天“大飯廳擠得滿滿當當，幾乎全校都來了”。

江隆基的講話誠摯而熱情：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在北京大學，參加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北京大學。在離開25年之后，今天又回到北京大學，我是回娘家了。

江隆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文預科，念了兩年書，準備升入經濟系，1927年在北大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赴日留學。1930年初，因組織學運，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從日本被驅逐回國后，在北平擔任中共沙灘街道支部書記，就活動在紅樓北大內外。青年時代的印象刻骨銘心。北京大學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感情的。

江隆基先生

這次重回北大，江隆基面對的形勢錯綜復雜，一是要改造舊大學，而且是北大、清華、燕京三部分合并以后的一個大攤子；二是要改造知識分子，燕園集中著一大批文理科頂尖的教授學者。他說：北大的改造，對我是一件陌生而嶄新的工作。

他是怎么做的？“隆基同志最突出的品質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按教育規律辦教育”。

什么是按教育規律辦事？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

江隆基被公認為中共黨內少有的具有“教授治校”理念的領導。基于他數年在日本和德國留學的經歷，對現代大學教育制度有一定了解和認同，江隆基在1957年4月市委宣傳工作會議小組會議上的發言中說:辦學校依靠誰的問題，北大黨內曾反復討論過。黨委在學術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確的。搞學問、培養干部，當然誰的學問好，就應依靠誰。從長遠的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從當前著眼，主要依靠老教師。

他認為，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專家學者云集的最高學府，要在黨的周圍團結一批業務修養較好，政治思想進步的 教授、講師，在校一級和系一級形成科學領導核心，以加強業務領導。要尊重和理解教師的工作，尊重每位教師的自尊心。在工作上應和他們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商量，互相學習”的關系，特別是像北京大學，教師有自由主義的傳統，具有高度的自尊心，更不可操之過急。最好的團結就是最有效地發揮他們的作用。

1955年中國科學院評選第一批學部委員，評選的程序是先由單位推薦。在那些日子里，他帶領一個班子不舍晝夜地查看材料、摸底排隊，商討對策，最終在評選出的第一批172名學部委員中，北大當選27名（自然科學17人、哲學社會科學10人），位居全國高校之首。這當然與北大人才濟濟的資源優勢有關，但也離不開江隆基高瞻遠矚的人才觀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著名美學家朱光潛雖未當選，但他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對共產黨的信任和了解，許多方面是從江隆基身上得到的。”

1956年全國首次統一評定大學教授職稱（一、二、三級），根據國務院《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等文件，各高校提名，經高教部、衛生部復審平衡，由國務院批準發布。評職稱，歷來是人際關系最復雜的時候，何況北大老一輩知識分子成堆，學派各異盤根錯節。作為北大評級工作的具體組織者，江隆基首先明確指導思想：在政治上信任他們、在知識上尊重他們，在思想上要耐心地、和風細雨地達到改造目的。在具體評定時堅持以學術為第一標準，是否有真才實學，不能以黨與非黨、馬列主義水平論高低，使評職稱工作順利進行。在國務院發布的名單中，北京大學擁有一級教授41人、二級教授54人，在總數上均為全國高校榜首。

在江隆基的主持下，北大黨委還制定出積極慎重地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計劃，僅1956年1至7月，就發展了季羨林、馮至、吳組緗等21位教授入黨，江隆基幾乎和每一位都曾單獨談過話。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書指出：江隆基在北大的成功，證明了一個真理：黨的領導不是壓制專家，而是要通過尊重專家來實現的。 他用寬厚、真誠、公正的作風，化解了政治運動對校園的撕裂，為中國高等教育史留下了一段“既紅又專、尊師重道”的佳話。

三

三位校長在未名湖畔留影：左一江隆基、左四馬寅初、左五湯用彤

江隆基主政北大，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越來越“左”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自1951年就在高校開展的這場運動，按照文件要求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清除學校的反動遺跡”。一些高校陷入人人過關的“洗澡”。但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江隆基，深知運動中過激的作法，會造成對人格的極大傷害，帶來難以彌補的后遺癥。作為北大的掌舵人，他自上任伊始，就嚴格地把運動界定在“思想改造”的范疇之內，他強調進行思想清理而不是政治清理。思想清理就是通過學習提高覺悟認識，通過自我檢查改變自己，達到適應新政權、新時代的要求。

讓江隆基始料不及，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竟持續不斷，一浪接一浪，愈演愈烈：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批胡風等。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批判胡適思想的社論，直接波及了北大副校長湯用彤。住在燕南園58號的湯用彤是國內外知名的佛學、哲學大師，他在老北大曾與胡適共事，交往甚篤。胡適去臺灣前親自將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一職交予他。而在新北大，他是分管文科的副校長。1954年11月13日下午，人民日報社召集一些學者參加批判胡適的會，領導要他發言。湯用彤與胡適私交深、不愿落井下石、拒絕發言。他內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據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哲學系主任鄭昕先生說，晚餐時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當天晚上，回到家里便中風腦溢血了。

江隆基被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他緊急叫上自己的司機和校醫院的醫生，將湯老直接送往協和醫院緊急搶救，他一直等候在外。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趕到教育部匯報，教育部又報告衛生部，衛生部指示協和醫院組織專家全力搶救。回校后他吩咐校辦安排人員輪流去醫院守候，直到一個月后湯老出院。江隆基從湯老的突然中風急搶救過程吸取了深刻的教訓，1954年12月1日，他在文科三系部分教師召開的座談會上，以個人發言的形式發表了如下觀點：

不可否認，學術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反映。但是學術斗爭和政治斗爭顯然是有區別的，學術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為困難的，因此我們就需要更加穩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的進行。不能企圖開幾次座談會，寫幾篇表態文章就解決問題，更不能采取開斗爭會、輪流檢討、過關、交代思想等簡單粗魯的方式去進行。學術批判成功與否的標志是看科學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成功，搬用“三反”運動的方式或沿襲舊社會派系斗爭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須注意防止的。

1955年3月2日在校務委員會上，他進一步歸納出五條，明確了北京大學開展學術批判的指導思想、目的任務和方式方法：

1. 學術思想問題不能用政治運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決，而必須用自由討論、自由爭辯的方式去解決。

2. 在高等院校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進科學研究，提高教學質量，團結改造現有教師和培養新生力量。

3. 要以理服人、不要以政治聲勢去壓倒人。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同，黨員和團員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而應同黨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討論中對分歧的意見逐漸取得統一。

4. 要提倡反批評，允許少數人保留不同意見。

5. 學術思想批判和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開展學術思想批判絕不是放松團結工作，而是為了達到思想上的團結一致，以便使他們更好的為人民服務。

70年前提出的這五條，至今讀來，仍然字字千金，飽含著政治的智慧、人性的光輝。

1957年夏季的形勢到來，北大迅速成為“反右”重鎮。從一開始，高層就直接介入了北大的“反右”。作為北大“反右”運動的領導人，江隆基深知在如此嚴酷的大環境下，他能保護的只能是少數的一部分人了。

郭力，一位研究北大“反右”運動卓有成果的的女學者說：江隆基在“反右”中竭力對教授進行保護。她閱讀了江隆基在1957年下半年關于北大“反右”運動的幾次講話發現他對于“反右”分子的批判大都是按照官方口徑的宏觀指控，如果具體到北大“反右”，所提到的“右派”言行，所作所為，沒有片語只字指向北大教授“反右”。在教授中沒有“引蛇出洞”也成為他后來被批為“右傾”的一大罪名，他以傅鷹教授的“中右”標兵效應保護了很多教授。北大的理科教授無一劃為“反右”，即受益于此。他還規定了副教授以上的教師劃“右派”必須經過黨委常委會討論通過，這使他能夠運用有限的權力，將打擊面縮到最小。

在這一場博弈中，留下最動人的往事，是江隆基對馬寅初的保護。從1952年70歲的馬寅初和47歲的江隆基“搭班子”以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合作穩定而默契。

1957年“反右”運動興起，馬寅初因《新人口論》遭猛烈批判，校內外勢力多次企圖將其劃為“右派”，借政治運動徹底否定其學術主張。江隆基頂住壓力，在黨委會議、校內大會與私下談話中反復明確立場：

馬老一生堅持真理、敢言敢為，是我國經濟學界與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幟，他的學術見解與愛國情懷，值得我們永遠敬重與學習。

馬寅初先生的觀點是學術問題，應當通過學術討論來解決，絕不能當作政治問題批判，更不能隨意扣上政治帽子。

馬老是為國家好、為民族計，我們不能傷害這樣一位有擔當的老學者。

1958年“大躍進”后，對《新人口論》的批判升級為全國性政治運動，北大校內貼滿批判大字報，有人親自到校點名施壓。這時江隆基已經自身難保。1957年10月，新的校領導已調入北大，開始反“右傾”，并領導“反右派補課”。江隆基已不在核心圈里，但他仍然盡一己之力保護馬寅初。

1958年秋冬中央正式下發調令，任命江隆基為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調令下達后，江隆基并未立即離京，而是被留在北大繼續接受批判、檢查、談話，長達兩個多月。1959年1月他是戴著“右傾”帽子調離北大的。

政聲人去后。他的班子成員，也是他在燕南園時的左鄰右舍，為他留下了贊聲一片。

馬寅初：“沒有江隆基，我辦不了北大”。“江校長是個厚道人，是懂教育、護學者的好領導。”

湯用彤：“隆基同志主持校務，公正厚道，愛護學者，實為北大之幸，亦學界之幸”。“北大這幾年安穩，全靠江校長撐著。”

周培源：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間，是我在北大擔任行政職務最順心、最得心應手的時期；在我接觸的校領導中，隆基同志最了解、最尊重知識分子；我之所以為他的事奔走，不是因為個人私交，而是敬重他的人品，從他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侯仁之：作為黨的忠誠無私的好干部，作為我們工作上的好領導，他勤懇質樸的工作作風，堅強不懈的革命精神，為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我們深切的悼念之情是一言難盡的。

嚴仁賡：隆基同志嚴以律己，誠以待人，光明正大、不徇私情。他只身從西北來北大，連一個秘書也沒帶，用自己的模范行動為干部樹立榜樣。我作為北大的一名教師和干部，得益最多，感情最深的還要數隆基同志。

江隆基在1959年至1966年擔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的七年中，又創造了蘭大教學與科研的黃金時期。

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25日江隆基被迫害致死。

江亦曼說：1978年4月，父親的冤案終于得到平反昭雪。甘肅省委為父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馬寅初、周培源、季羨林、曹靖華、楊晦、馮定、游國恩、侯仁之、陳岱孫、褚圣麟、嚴仁賡、王學珍、韋明、文重等53位北大知名教授及校系領導敬獻花圈，北大委派校辦主任文重同志專程到蘭州，參加父親的追悼大會，代表北大發表了《深切悼念老首長江隆基》的祭文：

江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間，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艱苦樸素、誠懇待人，他的這種高尚品德和作風，對于當時北大的廣大干部和教師，特別是對于我們這些和他朝夕與共，在他領導下一起戰斗的同志，給了深刻的教育。

他被迫害致死的噩耗傳到北大，許多干部和教師滿腔悲憤，默默哀悼！堅信他的冤案終有一天會得到昭雪，這樣一位正直的共產黨人的形象是誰也抹煞不掉的！

今天，千言萬語道不盡我們心中的感慨萬分。借用陳毅同志詩一首，獻在最敬重的老首長墓前：“屈指捐軀日，迄今十二年。人民獲勝利，告慰更向前”。

四

一群北大子弟向偉大的教育家江隆基致敬!左三為江亦曼

北大新聞網報道：由北京大學、蘭州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延安大學四校聯合主辦的《實事求是 鞠躬盡瘁——紀念馬克思主義教育家江隆基誕辰120周年專題聯展》于2025年12月26日至2026年4月26日先后在四校同步展出。

我們十幾個北大子弟相約到北大校史館參觀學習，江亦曼也來了，她1959年去了蘭州，在蘭州上的中學，1969年畢業于蘭州大學化學系。與我們那屆大學生同樣，經歷了長期的基層鍛煉，先后在甘肅山丹農宣隊、天水塑料廠、蘭州維尼龍廠、蘭州市委宣傳部、甘肅省環保所、甘肅省婦聯工作。1985年以后她調到北京工作了，先后在民政部、國家人口計生委工作，2003年以后調到中國紅十字會，2010年從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副部級）任上退休。至今還忙碌著各種公益與慈善活動。

看完展覽，為了此書的寫作，我與江亦曼有了一段關于燕南園的談話。

江亦曼說：“在別人眼里，父親不茍言笑、表情嚴肅，但在我們眼里，他是一個愛如大海一般深沉的好父親。”

已進入晚年的她，還清楚地記得小時候在燕南園，每到炎熱的夏夜，父親就讓她睡在他的書房里，為她扇風驅蚊直到她入睡；父親給她的小妹妹梳頭扎小辮兒，給他們兄妹釘鞋、補衣服、做飯的情景，都恍如眼前。她說：“我們和父親一起打撲克，贏了的時候，我們就刮父親的鼻子。”

她記得燕南園57號后院那棵核桃樹：“一到了秋天父親就幫我們打核桃，打下來的核桃還是青的，他就教給我們，埋在樹下的土里邊，等核桃皮硬了，就可以吃了。”

江亦曼問我：“57號后院的那棵核桃樹現在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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