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揭秘經濟增長的源泉

別再被“刺激消費”刷屏了！聽聽北大張維迎教授怎么說：增長的源泉不在于賬面數字，而在于人的想象力。從木船到鐵船，從算盤到AI，人類文明的萬分之一時間創造了99%的財富。視頻不僅講透了中國過去40年為何成功，更指出了未來創新的唯一出路。為什么說“產能過剩”其實是企業家想象力的貧困？看完這篇演講，你會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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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制于2025年10月30 日）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張維迎，今天我想交流的題目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若以250萬年為人類歷史的尺度來衡量，真正的經濟增長僅發生在過去250年間，占比僅為萬分之一；若以智人出現以來的25萬年計算，經濟增長的時間也僅占千分之一。

衡量經濟增長最傳統的方式是用GDP這一指標，它基于市場價格對各類產品與服務進行加總。當然，進行歷史比較時需要做一些處理。在我看來，或許可以采用一個更為合理的指標——時間的價值。

人類唯一有限且始終不變的資源便是時間，每天24小時，每周7天，每月31天，一年365天。無論富人還是窮人，城里人還是鄉下人，我們的時間都是相同的。因此，真正能夠衡量經濟增長的，是我們時間的價值，或者說生產某種產品所花費的時間成本。

下面我簡要介紹自己做的一項計算，以雞蛋作為衡量指標。人類很早便開始食用雞蛋，至今依然如此，富人吃，窮人也吃，而且我相信未來我們仍會繼續食用雞蛋，因此這是一個頗有意義的指標。1956年，中國城市職工按工資和雞蛋價格計算，需要工作214分鐘（三個半小時多）才能購買一公斤雞蛋；到1978年，則需要超過六個半小時、近七個小時。用豬肉、布匹等其他指標衡量，結果大致相近。

1978年購買一公斤雞蛋需要工作407分鐘；到了2000年，這一時間縮短為144分鐘，不足兩個半小時。尤其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2005年降到69分鐘，僅一個多小時；2010年進一步減到33分鐘，約半小時；2015年為20分鐘；2019年則僅需15分鐘。

這意味著，買一公斤雞蛋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從1978年需407分鐘到2019年僅需15分鐘，勞動者的時間價值顯著提升。盡管以其他商品衡量可能略有差異，但基于所采用的數據，基本結論一致：真正的經濟增長始于1978年之后。

我還可以再提供一個指標，以桑塔納轎車為例。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私人轎車。2000年，中國城市人口中每百戶家庭僅有0.5輛車；如今，這一數字已達到60輛，堪稱巨大的進步。2001年前后，購買一輛桑塔納轎車需要工作12年；2010年縮短至兩年半；根據2023年的數據，現在僅需8個月。這就是經濟增長——我們的時間變得更加值錢，單位時間創造的價值大幅提升。

為何人類僅在過去兩百多年、中國僅在過去四十多年里取得了如此顯著的經濟增長？究其根本，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在于人類創造力的發揮，在于人的積極性的釋放。這種創造力和積極性，我將其概括為企業家精神。

計劃經濟本質上是對企業家精神的全面否定，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對企業家精神的釋放。這一進程從農村起步，逐步擴展到城市。如今，中國的企業家隊伍已十分龐大，為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構建了一個簡潔的模型，稱之為“斯密-熊彼特增長模型”。相較而言，新古典模型和凱恩斯主義模型在理解經濟方面往往具有誤導性。斯密-熊彼特模型強調：首先，按照斯密的理論，市場規模至關重要。市場規模越大，分工越細，新產業不斷涌現，創新隨之而來。分工與創新密切相關，而創新又使得每個人的時間價值提升，我們變得更加富裕，富裕之后又形成新的市場，如此循環往復，這一點至關重要。

西方國家，包括英國，之所以在工業革命時期實現增長，與當時的全球化進程，即國際貿易的發展密切相關。中國亦是如此，最快速的增長發生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1978年以來，中國市場逐步放開，先是國內市場，繼而拓展至國際市場。這也意味著，一旦國際市場出現問題，經濟增長將面臨較大制約，尤其是許多產業已融入全球價值鏈之中。因此，斯密式增長有時也被稱為貿易市場驅動的增長。

那么，這些市場從何而來？新產品、新產業如何出現？創新如何產生？經濟增長后，財富如何轉化為新的市場？其核心在于企業家精神。

市場并非像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只有一條消費者需求曲線，企業只是據此進行生產；實際上，市場是由企業家創造的。熊彼特早已指出，并非因為消費者需要火車，斯蒂文森父子才發明了火車；也不是因為婦女喜愛絲絨襪子，杜邦公司才生產了絲絨襪子。今天我們同樣可以說，并非因為消費者需要人工智能，生產者才開發了AI。恰恰相反，是火車的出現創造了火車的市場，是絲絨襪子的出現創造了絲絨襪子的市場，是手機的出現創造了手機的市場，是人工智能的出現創造了人工智能的市場。

當今大部分產業都出現在過去兩百多年間，每一個產業都可以找到其開創者。火車由英國企業家斯蒂文森父子創造；汽車由德國的卡爾·本茨、戴姆勒、邁巴赫等人開創；軟件產業由比爾·蓋茨開創；智能手機產業則是由喬布斯開創。因此，所有產業都不是給定的、外生的，而是內生的，創造這些產業靠的是企業家精神。

當我們變得富裕之后，如何將財富轉化為新的市場，同樣依靠企業家。當前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其實意味著企業家尚未在新增財富的基礎上創造出相應的產品。過去我們每天吃一斤糧食，如今人均收入增長了十倍，如果仍然按照每人每天十斤糧食來組織生產，糧食必然過剩。事實上，每一種產品都是如此，收入的變化必然伴隨著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本身就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常犯的一個錯誤是將結構與總量割裂開來，試圖通過刺激消費來拉動增長，仿佛投資可以輕易轉化為消費，而實際上投資品與消費品有著本質區別。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企業家。

這里有一個故事，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一點。人類使用鐵的歷史已有三千多年，但在三百年前，鐵在世界各地仍是稀缺資源，中國直到五十年前依然如此。這一局面是如何改變的？英國企業家亞伯拉罕·達比發明了焦炭煉鐵法，替代了傳統的木炭煉鐵，鐵的產量隨之大幅增長。到18世紀80年代，鐵出現了過剩。鐵原本用于制造鍋、碗、瓢、盆、門鎖以及武器，面對過剩，按照今天的思路，無非是刺激需求：鼓勵每家每戶多買幾把鎖、幾口鍋，沒錢就給予補貼、降低利率。然而，英國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企業家精神。

英國有一位著名的企業家約翰·威爾金森，他是一名鐵匠，也是加農炮的制造商。瓦特蒸汽機的氣缸在二十多年間全部由他制造，沒有他，瓦特的蒸汽機便難以成功。面對鐵過剩，他說：不必擔心，我們可以用鐵來制造椅子，此前從未有過鐵椅子。他還提出用鐵建造一座橋。過去橋梁多用木材或磚石，而他主張用鐵。

1779年，人類第一座鐵橋在英國建成。之后，他又提出用鐵造船。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鐵扔進水里就會沉下去，只有木材才能造船。這是當時的知識局限——比水重的物體無法浮于水面。當他提出用鐵造船時，人們譏諷他，給他起了個綽號叫“鐵瘋子”。然而，企業家正是在嘲諷中堅持前行。1787年，人類第一艘鐵船誕生。又過了數十年，1843年，第一艘能夠橫跨大洋的鐵船在英國建成，往返于英美之間。2023年，我走訪英國工業革命之路時，親眼見到了那座鐵橋和那艘鐵船，在Bristol的一個船塢博物館。而1840年鴉片戰爭時，英國派來的船只還是木船。

這個例子說明，企業家依靠想象力改變世界。企業家所做的，并非像經濟學通常假設的那樣——在給定資源條件下進行分配。如果僅僅是分配資源，那么企業家可能目光短淺、只圖蠅頭小利，而由政府高瞻遠矚地分配豈不更好？企業家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們創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威爾金森看到了鐵橋、鐵船，而此前從未有人見過。人類所有偉大的創造，最初都不存在，但有些人憑借想象力“看見”了它們。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之前，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飛機不可能實現，因為比空氣重的物體無法漂浮在空中。當時能漂浮的只有比空氣輕的氣球或依靠氫氣或氦氣的飛船。然而，萊特兄弟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可能性，最終發明了飛機。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企業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才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源泉。

理解這一點，需要回答一個基本的世界觀問題：我們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對此存在三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認為世界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旦我們認識了世界，就可以完美地預測未來，如同古典力學可以精準預測太陽系的運行。按照這種觀念，不確定性源于知識的不足，只要知識增加，不確定性就會減少。天氣預報便是一個例子：五十年前，天氣預報很不準確；如今，準確率可以達到90%甚至95%，原因在于我們掌握了新的知識、大數據和強大的計算能力。

然而，這是真實的世界嗎？是我們人類所面對的世界嗎？并非如此。如果知識越多，不確定性越低，那么今天的人們比一百年前、兩百年前的祖先面臨的不確定性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顯然是增加了。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否比教育程度較低的人面臨更少的不確定性？也并非如此。我們反而感到，知識越多、數據越多，不確定性反而越大。這說明我們需要改變對世界的看法。我們的世界不僅是不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它是未定的（Indeterminacy）。未來并非完全由過去決定，世界并非客觀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的意志可以改變世界。

前面所舉的例子，無不說明世界因人的意志而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與人的意志密切相關——相信市場，相信人的自由。改革開放改變了歷史。因此，不能認為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的意志對歷史至關重要。

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取決于我們做了什么。我們所做的不同，世界便會不同。這不僅取決于我們自己的行動，也取決于他人的行動，甚至取決于我們今天、明天、后天的行動。這才是真正的不確定性。而我們將如何行動，又取決于我們的想法，這便回到了想象力的問題。對于企業家而言，最重要的正是想象力。科學家、藝術家亦是如此。具有創造力的人，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也與這一問題相關。美國西北大學、特拉維夫大學教授喬爾·莫基爾強調，如何讓企業家精神得以涌現，關鍵在于文化——即觀念的變革。如果我們相信世界是可以改變的，相信我們能夠有所作為，這種文化本身就會激發人的創造力，推動經濟增長。另外兩位得主則強調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這固然重要，但我認為他們仍將其歸結為技術問題，而實際上這是人的問題。熊彼特所說的創新就是企業家精神，但他并未像我所強調的那樣，深入探討世界的未定性。正因未來是未定的，人的意志才能發揮作用。真正影響歷史的是關鍵的少數，多數人是追隨者。那些關鍵的少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們思考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子，而不僅僅是被動地適應未來。

當我們說世界充滿不確定性時，通常關注的是如何應對——明天下雨就打傘，不下雨就不打。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世界成為什么樣子，我們相信哪些世界是可能的。企業家所做的正是這樣的事。幾乎每一位企業家都以想象力創造世界。

以計算機為例。1945年第一臺現代數字計算機問世后，到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微型計算機，體積如同冰箱，只有大企業才買得起。但有兩位年輕人想到，計算機應該放在每個人的桌面上。于是個人電腦（PC）誕生了。

蘋果公司的喬布斯和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都富有想象力。蓋茨意識到，如果每個人的桌面上都有一臺計算機，對軟件的需求將極為龐大，軟件產業由此興起。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市場，軟件產業不可能獨立存在。喬布斯在去世前又有了新的構想：20世紀70年代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計算機放在桌上，到了21世紀，他思考的是如何把計算機裝進口袋。我們今天使用的智能手機，其實就是裝進口袋的計算機。移動互聯網隨之興起，我們的生活因此更加便捷。這便是想象力。今天的人工智能（AI）同樣是想象力的產物。因此，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是人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發揮。

那么，在什么機制下，想象力與創造力才能得以發揮？首先是產權制度，尤其是私有財產制度，這是企業家精神的基礎。知識產權保護同樣重要。英國之所以最早實現工業革命，與其最早確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密不可分。1623年，英國廢除了過去的壟斷制度，使創新發明能夠獲得專利保護。在洛克等思想家的影響下，英國在理論和法律上確立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

其次是文化。如莫基爾教授所強調的，正是人們對科學的認知，以及相信能夠改變世界的信念。培根、牛頓等人被稱為“文化企業家”，他們改變了人們的觀念。

此外，普通人如何看待富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四十多年前（1983年）我便開始撰文強調，需要破除妒忌心。人類與生俱來具有妒忌心，如果妒忌心過強，社會便難以發展。許多落后國家之所以停滯不前，正是因為稍有差異便會遭到破壞，人們不是在比誰更富有，而是在比誰更貧困。英國在17、18世紀打破了這一格局，普通人可以通過努力變得富有，甚至獲得爵位，而不再被排斥在機會之外。

回顧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產權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從完全的“一大二公”走向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私有財產保護也被納入法律。同時，平均主義的觀念也在逐步破除。需要指出的是，人類普遍存在妒忌心，但往往不愿承認。這種心理影響著許多制度安排，有時被冠以“平等”“正義”之名，實則反映的是妒忌。過去幾十年，我們在觀念上取得了不少進步。80年代，獎金比別人多一點就會引發矛盾。我當時撰寫的許多文章都在討論，要讓企業家精神發揮出來，必須實現觀念變革，沒有觀念的現代化，不破除零和博弈和平均主義思維，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

回顧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前三十年雖有波動，但平均增速接近10%。2009年之后，增速有所放緩。原因在于企業家活動可分為兩類：套利與創新。套利是在已有技術條件下尋找盈利機會；創新則是無中生有，創造出全新的東西。

過去三十年，套利型增長比較容易，因為許多技術已在西方存在數十年甚至上百年，我們尚未利用。我曾撰文回顧自己經歷的“三次工業革命”。小時候，我的鞋子是我母親手工做的，衣服是我母親手工紡紗、織布做的，直到上大學后才穿上機器織布的衣服，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小時候我們照明用煤油燈，只有在縣城才見過電燈，我們村直到1994年才通電，而愛迪生1882年已在紐約珍珠街建成照明系統，這是第二次工業革命。

我小時候運輸主要靠肩扛、背馱，以及驢、牛，直到上大學后才接觸到汽車，這也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內燃機）。小時候當會計用算盤，寫字用土盤，上大學后才接觸到計算機，這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的快速增長相對容易理解，因為它屬于套利型增長。套利好比別人已經修好了路，你只需走路，只要不睡著、不掉進坑里，就可以走得很快。

創新則不同。創新是在沒有路的地方開路，一邊修一邊走，遇到的不是泥土而是巖石，需要開鑿，遇到河流需要架橋，因此行進速度緩慢。中國自2008、2009年之后，單純依靠套利已難以繼續驅動增長，創新變得至關重要。

中國正面臨一場重大轉型，企業家也需要從套利型增長轉向創新型增長。創新與套利截然不同：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周期漫長；套利周期較短，金融市場上的套利甚至可在分秒之間完成。套利一開始就能盈利，而創新則需要長期虧損，可能持續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一開始就盈利的事情，愿意做的人不少；但一開始就虧損的事情，愿意做的人就少多了。只有具備長遠預期，確信十年、二十年后成功仍能獲得豐厚回報，企業家才愿意投入。這就要求機制隨之調整，適合套利的機制未必適合創新。法治需要加強，文化觀念也需要進一步轉變。

遺憾的是，當前學術界在討論經濟增長時，仍然沿用錯誤的框架，認為增長源泉在于消費和投資，于是專注于如何刺激消費、刺激投資。我認為這種思路并不可取。

真正重要的是讓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迸發出來、持續發揮。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所做的，正是觀念變革和機制調整——這是一階問題（First Order Issue）。而降低利率、財政補貼、刺激消費等，至多是二階問題（Second Order Issue）。真正需要解決的是前者，而不是在后者上兜圈子。然而，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在關注二階問題，這無法解決我們面臨的根本問題。

盡管如此，我對整體經濟乃至人類未來仍然相當樂觀。這份樂觀源于人類的創造力。我們的時間與過去一樣，每天仍是24小時——無論是二十萬年前的智人、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還是五千年前中華文明的開端，概莫能外。在這24小時里，我們能取得怎樣的成就，取決于我們的想象力、創造力，以及企業家精神能否有效發揮。每個人的想象力都是有限的，但眾多人的思考匯聚在一起，只要有一個人想到了，他所創造的東西便能使所有人受益。這個人是誰？我們無法預知。我們無法事先判斷誰具有企業家精神，只能通過市場來檢驗。任何人都可以創業、辦企業，自己掂量是否具備這種能力。有時判斷失誤，自以為有，最終可能沒有；有時則因膽量不足而未能嘗試。因此，社會需要的是更加開放，讓更多人敢于嘗試。

只要做到這一點，我相信人類的創造力將足以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所有問題，包括環境問題、平等問題等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家精神，正如熊彼特所言，是不能遺傳的。祖父有企業家精神，子孫未必有。因此，在市場經濟中，不必擔心任何人能夠壟斷，或像過去的貴族一樣世代延續。如今美國最富有的400人中，超過70%屬于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僅有不到10%是依靠繼承家族產業而維持地位。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富豪排行榜上的多數人，原本都出身底層。這正體現了社會的開放性，讓企業家精神得以發揮。只要企業家精神得以發揮，每個人都有機會。相反，如果制度只允許一部分人辦企業而排斥其他人，那將是極其糟糕的。

至于環境問題、技術問題，我認為都不是根本問題。資源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而是被創造出來的。有什么樣的技術，就有什么樣的資源。1859年之前，石油并不是資源，因為當時缺乏從石油中提煉煤油的技術。裂解技術出現后，石油才成為資源。提煉一噸石油，大約能得到半噸煤油，剩下的汽油、柴油、重油當時被視為廢料。直到1886年汽車問世，人們發現汽油是最好的燃料，汽油才變成寶貝。此后，從石油中又開發出無數產品。地下究竟有多少石油，我們不得而知，這取決于我們的認知和技術。

總而言之，過去兩百多年的人類歷史證明，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在于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如果我們圍繞企業家精神進行思考和實踐，讓普通百姓身上所蘊藏的企業家精神得以釋放，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文章來源：新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