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6年，上海的紀念館對外公開了一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家庭日常菜譜。菜譜用毛筆小楷記錄，羅列著清蒸魚、紅燒肉、燉羊肉、火腿、白切雞等大量高蛋白葷食。這份記錄公布后，許多參觀者以為標牌擺錯了位置。
這種認知反差源于對民國時期特定群體收入的盲區。1912年，周樹人隨國民政府教育部北遷。任職檔案顯示，他最初擔任教育部僉事，定薪為每月六十塊大洋。到1920年代中期，他的月薪漲至三百多塊大洋。
當時北京城里一個拉洋車的苦力，全月無休的收入在三至五塊大洋；普通巡警月薪不到十塊大洋；紡織廠熟練女工的月工資僅在七八塊大洋徘徊。一塊大洋的實際購買力，大致等同于現在的上百元人民幣。僅靠政府公職，他的月收入就相當于現在的三四萬元。
充裕的資金流構成了他日常飲食的物質基礎。在北京居住期間，賬冊里最常出現的開銷地點是宣武門外的廣和居。廣和居是當時京城的八大飯莊之一。檔案統計，他在幾年間去廣和居就餐數十次。
他常約錢玄同等同僚聚餐，結賬多由他個人支付。他經常點一品鍋、熘肝尖等招牌葷菜，也偏愛該店用雞蛋黃和豬油炒制的甜品“三不粘”。遇上不愿出門的天氣，他會差遣會館雜役去飯莊叫菜，由伙計用多層食盒直接送到住處。
正餐之外，他保持著極高頻的甜食消費。日記記錄中，他多次購買前門一帶稻香村的南味糕點，對街頭小販售賣的薩其馬來者不拒。早年留日期間養成的習慣，讓他對日本產的紅豆羊羹十分依賴。
回國后，他經常寫信托付途經日本的熟人代購并郵寄回國。高糖飲食帶來了直接的生理后果。他的日記里留有大量牙痛發作和前往日資診所看牙醫的記載。民國時期西式牙科診所收費高昂，單次拔牙或補牙費用高達數塊大洋，普通人無力承擔。即便在經歷牙科手術后，他依然會在回家路上繼續購買甜食。
1927年秋，他辭去教職與許廣平定居上海，完成了從公職人員到職業撰稿人的轉變。在上海的九年間，他的核心收入變為稿費和版稅。
廚房里每天購入新鮮肉類和水產，保證正餐有兩三個葷菜。即使在遇到局部戰事、物價波動的時期，周家餐桌的伙食標準也沒有實質性下降。每逢外地青年作家或地下黨人來訪，家里還會額外加菜，或直接去附近的知味觀下館子。
他出資組建朝花社，大量墊付進口紙張和制版費用，用于引介國外版畫。這些進步出版物在當時大多處于虧損狀態，全靠他的個人稿費填補窟窿。
同時，他承擔了大量社會救濟費用。左翼作家聯盟的日常經費、遭通緝逃亡至上海的進步青年的生活費，常由他私人解囊。蕭軍、蕭紅初到上海時生活拮據，他多次在經濟上予以直接援助。瞿秋白在上海避難期間，他也提供了資金支持。
他生前沒有購置任何房產，在上海一直租房。舊長衫穿了多年，領口磨破了交由許廣平打補丁繼續穿。高賬面收入和高標準伙食，并沒有轉化為個人資產積累。
富足的飲食條件，未能抵消長期高強度熬夜和惡劣生活習慣對身體的摧殘。他常年抽綠聽“吉士”牌香煙以及其他中低檔卷煙，吸煙量極大。三十年代中期，他確診嚴重肺結核，體重急降，伴隨持續低燒和頻繁咳血。
盤點他留下的收支賬冊，一個事實完全確鑿：他單憑一支筆賺取的合法收入，足以讓一家人在法租界買下洋房，雇傭數個傭人，過上體面的富人生活。他擁有絕對的財務自由，每天吃著底層百姓幾年都嘗不到的豐盛肉食。
但他把真金白銀散給外人，自己連去大醫院系統治療肺癆的錢都要省下來印畫冊。如果換作一個普通人，在亂世中掌握了這樣豐厚的收入來源，第一反應大概率是買地置業、囤積金銀保全家人。他明明有無數個機會可以舒舒服服、健健康康地活下去，當年他坐在擺滿大魚大肉的飯桌旁時，到底在顧慮什么，非要把自己活活熬死在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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