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羅旦《久久不見久久見一一倉央嘉措經典詩歌三語賞鑒》

三語妙音才兼文雅

——讀羅旦《久久不見久久見一一倉央嘉措經典詩歌三語賞鑒》

作者：才貝，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關于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歌的翻譯和解讀，有著難以計算的版本和視角，仿佛一面雪域之鏡，映射著百樣的世態。這其中，博士同窗羅旦先生的譯著因其藏漢英三語對照的視角、考究的翻譯和儒雅的氣質可謂脫穎而出。

潛心閱讀此書,你不免會被詩歌中傳達的意境和三語轉換的視角所吸引，進而被作者充滿想象力的、對話性的“文化翻譯”所觸動。“文化翻譯”的研究對象是語言中的文化信息轉換問題，語言是文化翻譯的本體論依據，文化翻譯的任務是在譯入語中盡可能忠實地再現原文的文化意義。[1] “因此，一本好的譯著,特別是想要實現三種語言的互譯，翻譯語言中的文化信息就顯得特別重要,不同的語種，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和思維方式且對詩歌語言的表現性也是迥異的，詩歌的三語翻譯，就面臨字與詞的甄別、盡善盡美的對應和在理解文化背景與文本內涵之間的對話和展示。

如下面一首在西藏山南瓊結地區民間廣為流傳的倉央嘉措詩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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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譯為:

邏些人如湖

瓊結人如玉

吾之夢中人

溫潤似瑾瑜

這首詩歌的藏文部分，優美自然，極富想象的空間，中文的翻譯,用詞如“瑾瑜”，體現了選詞的考究、用意的深遠，透露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英文的翻譯則以通俗的意譯和闡釋見長。三語譯文則體現了文化交流的面向，原本對于瓊結之地的想像，因為“瑾瑜”“?????????? ”“Mylovefromchildhood”“夢中人”這些詞句的互證和表達更顯豐富的闡釋，也就形成了對一個“能指”通過不同的文化維度賦予生命力。

再看另外--首,如下面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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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極泰來際

插格祈福運

英文用了“whenluckwa srumninggood, Iplantedgood- luckflags”這樣一句對于英語讀者來說，既通俗易懂又充滿親切感的表達，且用“planted”對應了藏文的“??????”而對于漢語讀者來說“否極泰來”又是耳熟能詳，理解起來毫無文化的隔閡，這樣一來藏文的“???????? ”一詞，就獲得不同文化維度的擴展，并產生了各自的視角和思想的碰撞，且對于不同語言的讀者來說，都體現了一種基于自身文化的內部視角，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為“跨文化翻譯的核心問題始終貫穿著文化人類學和人種學各種理論方向的始終，它已經超出了語言翻譯的范疇,這是與語言層面翻譯研究的最大不同。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的翻譯是一-種社會實踐行為,同時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種形式。[2] 一首詩歌既精確傳達了原著的語言魅力，又通過內外視角轉換的形式，考慮到不同文化意義的闡釋和背景，盡可能的削除文化翻譯而所來的隔閡，實現了文本內外的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

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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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譯為:

具格本師前

本欲求正法

無奈心無蹤

流連紅袖旁

作者的英文翻譯為“Inanattempttos eekenlightenment，Iapproachedther enownedmas ter. However，Icann otreinmyheart，Asitbeatsformylove.這像是用第一人稱講了一個故事，“紅袖”對應藏文的“???????”和英文的“mylove”。作者對于藏文“???????”一詞，在全書來看，并沒有拘泥于一-種單一的定義和翻譯，而是根據詩歌的語境，在不同的詩歌中，對于同一個詞有不同有的翻譯，并考慮了三種語言的文化背景，從不同文化持有者內部視角來看，對應的翻譯都是貼切的，也更容易被不同群體的讀者所理解和把握，因此，翻譯在這里，不僅是用詞的考量，帶著對語境的理解、帶者對文化的共鳴，因此是譯與著的結合。

通過這本譯著和相關研究，可以明了“在跨文化交際中對語境以及意圖的了解比對字面意義的了解更為重要。要達到正確的理解首先要正確把握語境其次是根據語境來推斷主體意圖推斷話語的目的。”[3]以上即為這本書在詩歌翻譯方面一大特點——充滿文化相對主義的視角，并實現了對于文化內涵和文化品味的“翻譯”。

“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詳細論述了撰寫民族志中出現的翻譯問題，其出發點最早來源于對于異域文語言表達和文本的語言學材料的分析。1935年，馬林諾夫斯基把他對于民族志翻譯的思考寫入了其著作《整體語境翻譯》。其中，他創造了“意義語境區分理論”。該理論不僅考慮文化的整體語境（如道德觀、美學觀等等）,而且還考慮了與特定場景相符的情景語境·如詞匯功能、會話行為等等）”[4] 對于第六世達賴剌嘛倉央嘉措詩歌的理解，特別是具體到詩歌的意義語境，如是否反映了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世俗的個人經歷還是作為隱喻修行的境界，學術界和西藏市井看法并不相同。

基于上述理解,本書的另一特點是作者在整木書的翻譯中，保持了統一的風格和整體性。首先表現在對于倉央嘉措詩歌的學術定位與理解，進而對于格調的把握。作者從詩歌的角度而不是“道歌”或“情歌”的角度（這兩種角度也是目前關于企央嘉措詩歌的不同定位）去翻譯詩歌內容的內涵和表達，也就是在詩歌作為文學本體的維度上進行翻譯和解釋，從而將翻譯的重點放在閱讀的體驗感上，翻譯技巧集中在文學表現手法和詩歌風格的展現，捕捉到一種儒雅的學院格調，

以區別于目前將企央嘉措詩歌簡單化甚至粗俗化的傾向，還原了詩歌的純潔性和藏語言文學表達的質感，整書翻譯格調統一，可以“儒雅”貫之，在閱讀中有一種“曲徑通幽”“高山仰止”的通透感和深遠的意境。

可以說藏文原詩質樸，漢語翻譯工整、充滿韻律感，將藏文六言四句改譯為五言絕句，亦是作者在藏漢翻譯技巧上的貢獻，而英文像是在講故事，三語妙音，相得益彰。這就在翻譯字詞句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了詩歌整體的意義語境，進行了更深一步的“翻譯”和內容的延伸。正所謂“要實現有效的文化交流，僅僅停留在語義轉換的層面顯然是不夠的。我們惟有通過“深度翻譯”才能挖掘文本產生的深厚社會文化背景以及原作者的主體意圖盡可能讓譯入語讀者加深對文化信息的理解。[5]

如下面為在西藏坊間流傳甚為久遠的一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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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譯為:

觀修上師相

未入安住境

乍見俏嬌順

揮之而不去

英文譯為:

Meditat ingonthe imageofGuru,

Fai l ingtofocusor mymind.

Sincethe imageofmy l ove,

Can tbedr i venoutofmymi nd.

這首詩的藏漢英三語，不僅詞句對應工整，而且對整個語境和上師的理解，進行了深度的翻譯，如“?????”對應“上師”，對應“Guru”，“安住境”一詞非常具有想像力，這樣的對應可以說是在挖掘了文本所產生的深厚的社會土壤中進行了創新與重新的解讀,但又忠于原文特殊的境界。

最后，本書雖然以作者的譯著為主，但也包含了其他作者關于倉央嘉措詩歌的研究和評議，有《倉央嘉措家世及其生平略考》（圣僧，請留步》，有助于讀者全面地理解倉央嘉措詩歌和不同角度的探討。作者本人的學術隨筆《如此詩人》、學術文章《議評第司.桑杰嘉措阿拉善轉世及第六世達賴喇嘛秘史》等通過散文體裁和論文的形式，既充滿情感地表達了作者內心深處對倉央嘉措詩歌的熱愛和自覺的文化傳承，也客觀地論證了作者對于倉央嘉措生平及轉世的看法。因此本書既具有文學性也有學理性，是對倉央嘉措詩歌淵譯和文本意義的補充。

“要完成文化翻譯的任務，譯者必須具備敏銳的文化意識、充實的文化知識以及自覺的闡釋意識和能力。”[6] “本書是一種奇妙的“混融”，是語言學、文學、藏學的結合，具有跨學科關懷的嘗試，體現了作者對于自己研究對象充滿想像力的闡釋和濃厚的理解，是作者多年來努力的知識結晶而對于讀者來說，也頗具可供鑒賞的豐富維度。

參考文獻

[1] 章艷、胡衛平，《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翻譯的啟示一“深度翻譯”理論模式探索》，《當代外語研究》，2011年2月第2期，第45頁。

[2] 謝寧，文化人類學的發展與跨文化翻譯理論的反思。載寧夏大學學報，2012年3月第2期，第175頁。

[3] 章艷、胡衛平，#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翻譯的啟示一“深度翻譯”理論核式探索，《當代外語研究》，2011年2月第2期，第46頁。

[4] 謝寧。《文化人類學的發展與跨文化翻譯理論的反思》《寧夏大學學報》，2012年3月第2期，第176頁。

[5] 章艷、胡衛平，《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甜澤的啟示一“深度甜譯”理論模式探宏》，《當代外語研究》，2011年2月第2期，第47頁。

[6] 章艷、削衛平，《文化人類學對文化翻譯的啟示一-“深度韻譯”理論模式探索》，《當代外語研究》，2011年2月第2期，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