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這位福建“省長”曾是好官，后因混小圈子被就地免職！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浙江蕭山人王紹蘭考中了三甲進士，這一功名把他的人生軌跡推到了福建。嘉慶二年，王紹蘭踏入仕途，起點職務為福建閩縣知縣。在這之后的二十年仕途生涯中，王紹蘭一直在福建任職。

王紹蘭起初雖為七品芝麻官，但他卻是個辦案高手，擅長審理冤案和疑案。在閩縣任職四年，他辦過的大案不知凡幾，由此打出了名聲。以至于到了后來，一些跨區、跨府的疑難案子，省里的按察使也常常指定由王紹蘭出面審理。

斷案公正而睿智，使王紹蘭在福州一帶被民間尊稱為“王青天”或“南包公”。多年以后，在諸多閩劇作品中，王紹蘭被塑造成千古流傳的青天好官。甚至到了20世紀九十年代，還有福州籍作家為之著書立說，出版了《王公十八判》一書。

王紹蘭在閩縣聲名鵲起，時任福建布政使汪志伊看在眼里。汪志伊對王紹蘭自然也是一百個賞識，時不時召集后者到省里衙府交流工作心得。久而久之，王紹蘭和汪志伊成了超越一般上下級關系的“莫逆之交”。

清嘉慶五年（1800），汪志伊上書嘉慶皇帝，特別舉薦了王紹蘭的為官斷案事跡。對此，嘉慶帝批復說：“王紹蘭好官，朕早聞其名。”然后皇帝還表揚了汪志伊能夠留心考察官員，為朝廷舉薦人才。

受到鼓舞的汪志伊也不知出于什么考慮，竟然越過閩浙總督玉德，向嘉慶上奏要把時任泉州知府錢學彬調到北京去任職，好把職位空出來給王紹蘭升職用。結果后來朝廷在調職考核中發現，錢學彬有聽任家人貪腐行為，以至于錢學彬進京履職不成，倒是真的把泉州知府的職位丟了。

錢學彬一丟官，汪志伊就把空出來的泉州知府一職“授予”了王紹蘭。授予一詞之所以加引號，當然是因為：汪志伊只是建議人，而真正授予官職的人是皇帝。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汪志伊是王紹蘭升職的真正操盤手。

安徽人汪志伊是舉人出身，很早就投身仕途，他年長王紹蘭十多歲，在宦海幾經沉浮，為人處世十分老道，在王紹蘭眼中是絕對的官場前輩、導師、貴人，所以王紹蘭對汪志伊感恩戴德、言聽計從。

有必要強調一下，王紹蘭本是老百姓和嘉慶皇帝眼中的好官、斷案高手、“南包公”，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得不說，后來王紹蘭跟汪志伊走得太近，卻未必是好事。后來的事，證明了這一點。

從嘉慶八年到嘉慶十六年，汪志伊歷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不在福建官場；而期間王紹蘭則深耕福建，歷任泉州府知府、興泉永道、福建按察使、福建布政使。也就是說，王紹蘭借助泉州知府這一官場“跳板”，逐步走到了“省長”（布政使）高位。

嘉慶十六年（1811），汪志伊第二次空降福建履職，任閩浙總督，再次成為王紹蘭的上司。汪志伊和王紹蘭，這一老一少“莫逆之交”上下級或官場搭檔，注定會在福建官場掀起一場地震。

嘉慶十九年（1814），或許又是在汪志伊的上奏建議下，王紹蘭升職為福建巡撫。至此，汪志伊和王紹蘭，一個是閩浙總督，一個是福建巡撫，二人的官階等級幾乎平起平坐，只隔了半個段位。

就在汪志伊和王紹蘭“哥倆好”、共同掌舵福建官場這艘大船時，福建布政使李賡蕓卻郁悶了。總督、巡撫、布政使，是清朝封疆大吏體系中最重要的班子組成，如果總督和巡撫親近或好得鐵板一塊，布政使難免會有疏離感。

何況史料證明，閩浙總督汪志伊和福建布政使李賡蕓，他們的關系，就不是親近或疏遠的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合不來，二者對彼此都頗有怨氣。順便說一句，李賡蕓曾任汀州知府，是個被閩西人稱道的好官。

關于汪志伊、王紹蘭、李賡蕓三個人的關系走向，這里先賣一個關子。

我們先看這塊匾【熙朝人瑞】，立匾于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題匾人包括汪志伊、王紹蘭、瑞麟、雷維常四人。題匾人身份落款顯示，汪志伊為閩浙總督、王紹蘭為福建巡撫、瑞麟為福建布政使。原來，此時，福建布政使已經換人了，李賡蕓不知所蹤。

前匾題詞“熙朝人瑞”，意思是開明盛世、人有祥瑞，營造了八閩社會一派和諧的氛圍。瞧瞧，將福建布政使從李賡蕓換成瑞麟，總督、巡撫、布政使的三人班子立馬就變和諧了，以至于聯名題寫匾額。

那么，原來的福建布政使李賡蕓去哪兒了？

原來，在嘉慶二十一年時，福建龍溪知縣朱履中因工作不稱職，被轉崗為教職，他心生不滿，指控布政使李賡蕓貪腐。本來李賡蕓為官清廉，沒人相信這事，但總督汪志伊不知是出于固執還是公報私仇，決定把這事辦成鐵案，于是下令對朱履中嚴加審訊，逼他口供。

汪志伊貴為總督，當然不用親自去做行刑逼供的事。但在省城福州任職的大小官員們，哪個不知道汪志伊和李賡蕓不和？因此以福州知府涂以辀為首的辦案官員，個個迎合汪志伊的旨意，對朱履中和李賡蕓大肆逼供。

朱履中在獄中承認指控李賡蕓實屬誣告，但辦案官員仍不放過，一再緊逼。李賡蕓哪里受過這等羞辱？轉頭就自縊而死。

正是李賡蕓的死，福建布政使才換成了瑞麟，也就有了總督、巡撫、布政使在前匾【熙朝人瑞】中的共同題詞。

一代廉吏李賡蕓在政治斗爭中暴斃，實在令人唏噓。但總督汪志伊的好日子也長不了。就在前匾題詞后不久，汪志伊被朝廷追究他在李賡蕓事件中的責任：就地革職，永不敘用。

而曾經被朝野公認為好官、“南包天”的王紹蘭，在李賡蕓事件中自然也逃不了責任。他貴為福建巡撫，又是斷案高手出身，在自己的轄區發生重大冤案，卻不聞不問，不合情理。顯然，總督汪志伊是王紹蘭的上司，又是他的恩人，所以王紹蘭或是選擇了支持汪志伊的立場，又或是回避了汪志伊對李賡蕓的打壓，從而導致悲劇發生。

朝廷對王紹蘭的處理結果，跟汪志伊如出一轍：就地革職。總結王紹蘭的仕途，他曾經得益于其與汪志伊的關系，在知縣官位上獲火速提拔，最后官至福建巡撫；但他也因為跟汪志伊走得太近，最后功虧一簣，早早止步于仕途。

王紹蘭從福建官場退出，回歸家鄉浙江蕭山后，專注于寫書、做學問，度過了十九年的學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