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紅星新聞”報道，2025年10月12日晚，一名男子大量飲酒后通過平臺叫了代駕。接單的代駕人與實際駕駛的代駕人一同抵達現場，后者將車輛送至被代駕人住址的村口后便自行離開，醉酒男子被獨自留置在車內。次日凌晨，該男子被發現時已無生命體征。家屬認為兩名代駕人員未盡到安全保障與救助義務，遂起訴索賠30萬元。

某法院公布該案的一審判決書，酌定接單的代駕人承擔4%的賠償責任，實際駕駛的代駕人承擔2%，兩人共計賠償5.7萬余元。

上述判決引發網民討論，代駕將醉酒乘客送到村口就算完成任務了嗎？代駕方對被代駕人究竟負有哪些義務？賠償責任的比例又該如何劃定？針對其中涉及的法律定性、安全保障義務邊界及責任劃分等問題，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品宣部專訪了本所主任朱現領律師，請他從專業角度對這一事件進行解讀。

一、從“代駕服務”到“安全保障義務”

根據已披露的信息，本案中男子通過代駕平臺下單，代駕人接單后實際完成了駕駛服務，將車輛駛至指定地點附近（村口）后離開。男子因醉酒被留置車內，最終不幸身亡。家屬主張代駕方未盡安全保障與救助義務，法院部分支持了這一訴求。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代駕服務合同項下的安全保障義務如何認定。”朱現領律師指出，“代駕司機與被代駕人之間成立的是事實上的代駕服務合同關系，而非運輸合同或客運合同關系。被代駕人是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并非旅客或托運人，代駕人也不屬于從事公共運輸的承運人。因此，雙方的權利義務不能簡單套用客運合同的規則，而應當依據民法典關于合同履行的基本原則，結合具體服務內容和交易習慣來判斷。”

他進一步解釋，根據《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當事人應當遵循誠信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這意味著，代駕方除了完成安全駕駛、將車輛送達指定地點的主合同義務外，還負有基于誠信原則產生的附隨義務——即對被代駕人的人身安全給予合理關注和必要救助的義務。

“尤其是在被代駕人處于醉酒狀態、意識不清、行動能力受限的情況下，這種附隨義務的標準應當相應提高。”朱現領律師強調，“法律不強求代駕方承擔無限責任，但要求其盡到一個理性人在同樣情境下能夠做到的注意與救助。”

二、代駕方的安全保障義務邊界

對于本案中代駕方是否存在過錯，朱現領律師從兩個層面進行了分析。

“首先是合同約定的履行標準。如果代駕服務合同明確約定‘送至指定地點即完成義務’，且被代駕人在下車時意識清醒、能夠自理，那么代駕方通常不承擔責任。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代駕人處于深度醉酒狀態，代駕方將其留置在村口而非安全送抵家中，且未確認其狀態、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這顯然與誠信履行原則所要求的附隨義務不符。”

他提到，從日常生活經驗和交易習慣來看，代駕人將醉酒客戶送至目的地后，通常應當確認客戶是否具備安全回家的能力。如果客戶已經昏迷或明顯無法自理，代駕人應提供必要、適當的幫助，例如聯系其家屬、撥打急救電話或報警，而非簡單一走了之。

“本案中，代駕方明知或應知被代駕人處于嚴重醉酒狀態，卻將其單獨留置在車內，置于低溫或不確定的環境中過夜，最終導致死亡。這一行為存在明顯過錯，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朱現領律師表示，“法院認定代駕方未履行妥善安置與救助義務，需要承擔相應賠償責任，這一判斷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腳的。”

他同時指出，安全保障義務并非沒有邊界。“代駕方的義務是合理注意和必要救助，而不是全程監護。如果被代駕人下車時意識清醒、能夠自主行動，或者代駕方已經采取了合理的救助措施（如聯系家屬、報警），則不應苛求代駕方承擔超出其能力范圍的監護責任。本案的關鍵在于，代駕方完全沒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甚至連基本的確認都沒有做，這才構成了過錯。”

三、責任劃分的法律邏輯：為何是4%和2%？

法院最終酌定接單代駕人承擔4%、實際代駕人承擔2%的賠償責任，合計賠償5.7萬余元。這一比例引發了不少討論：為什么實際駕駛者的責任比例反而低于接單者？兩個低比例相加，是否意味著代駕方責任很輕？

朱現領律師對此進行了解讀。“首先需要明確，本案中最大的責任主體是被代駕人本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大量飲酒致使自己陷入危險狀態，這是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法院判決代駕方合計承擔6%的責任，意味著被代駕人自身承擔了94%的主要責任，這一比例分配符合‘自陷風險’的法律原則。”

至于兩名代駕人之間4%和2%的差異，朱現領律師分析認為，法院可能基于以下考量：接單的代駕人（崔某）負責接單、派單，對服務過程的整體安排負有管理職責，其未對接單后的安全保障作出有效安排或提示，過錯程度相對更高；而實際駕駛的代駕人（王某）雖然直接實施了留置行為，但其行為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接單方的安排，且其注意義務的范圍也相對具體。法院根據各自過錯程度和對損害發生的原因力大小，作出了區別認定。

“4%和2%看起來數字不大，但這是在94%的自身責任基礎上作出的裁量，實際上已經確認了代駕方存在法律上的過錯，需要承擔真金白銀的賠償。”朱現領律師補充道，“這一判決對代駕行業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代駕不是‘送到就完事’，尤其是在面對醉酒客戶時，代駕方必須盡到合理的注意和救助義務，否則將面臨法律責任。”

四、對代駕行業與消費者的風險提示

通過對該案例的解讀，朱現領律師向代駕從業者和消費者分別提出了建議。

“對于代駕平臺和代駕司機，應當進一步細化和明確服務標準。”他表示，“代駕合同不應僅約定‘安全送達車輛’，還應明確對被代駕人的人身安全給予必要關注。例如，在送達后確認客戶狀態，如發現客戶意識不清、無法自理，應主動聯系其家屬、物業或報警求助，并留存相應記錄。這不僅是法律義務，也是避免悲劇發生、降低自身風險的有效措施。”

對于消費者，朱現領律師提醒：“醉酒屬于自陷風險行為，法律不會將保護責任完全轉嫁給他人。消費者應當量力而行，避免因過度飲酒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如果確需代駕，建議在叫代駕前告知家人或朋友自己的行程，或者請親友陪同接應。”

他還特別指出，本案中法院對代駕方責任的比例認定雖然不高，但這一判決已經釋放出明確的信號——代駕行業不能忽視對醉酒客戶的合理救助義務。“在日益完善的法治環境下，相關司法判例正在逐步細化服務提供方的附隨義務標準。代駕從業者應當主動提升服務意識和風險防范能力，避免因疏忽大意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法律的實施，始終圍繞事實展開；公正的判斷，永遠立足于證據。”朱現領律師總結道，“本案中，法院既沒有因為被代駕人自身存在重大過錯而完全免除代駕方責任，也沒有過度苛責代駕方承擔與其能力不匹配的監護義務，而是在過錯與因果關系的框架內作出了相對合理的比例裁量。這一判決對于厘清代駕服務中的安全保障義務邊界，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

他最后強調，無論是代駕平臺、代駕司機，還是消費者，都應當增強法律意識和風險防范意識。通過明確權利義務、規范服務流程、合理規避風險，才能共同減少此類悲劇的發生。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將持續關注社會熱點中的法律問題，為公眾提供專業分析與解答，助力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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