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是時光封存的書信，穿過百年風霜，依舊能清晰窺見舊時光里的萬千人生。

這是一張20世紀20-30年代民國時期照相館拍攝的女性肖像照，該女性上身是碎花斜襟大袖衫，下搭深色長裙，是當時“上衣下裙”的主流穿搭。

她倚靠在欄桿、正視鏡頭，神情端莊略帶拘謹，是當時女性首次面對鏡頭的典型狀態(tài)。

民國初年，上海照相館拍攝的的男子，面容清秀溫婉，眉眼柔和，神態(tài)嫻靜，完全是傳統(tǒng)審美中“大家閨秀”的氣質(zhì)，他叫陸子美，中國早期話劇史上以“悲旦”聞名的傳奇藝人，也是當時上海文藝界公認的“女兒貌男兒身”的美男子。

陸子美是清末民初極具才華的進步青年，一生短暫卻光芒萬丈，他畢業(yè)于江蘇師范學校，精通書畫，1913年以畫家身份加入民國最大文人社團南社，介紹人是南社領(lǐng)袖柳亞子，還曾為柳亞子繪制《分湖舊隱圖》，引來數(shù)百位南社文人題詠，可見其畫技與文壇地位；

同時，他是中國早期話劇的標桿性演員，尤其擅長悲旦——男扮女裝，飾演受封建禮教壓迫的悲情少女角色。他的表演以溫婉細膩著稱，最擅長演繹受委屈后低頭啜泣的神態(tài)，在上海舞臺上極受歡迎，是當時新劇界的頂流。

1915年，年僅22歲的陸子美在上海病逝。當時的輿論認為，他常年沉浸在悲情角色的情緒中，“哀感傷神，勞瘁伐性”，最終耗盡心力早逝；也有史料推測，他可能因肺結(jié)核（當時的不治之癥）離世，成為民國文藝界的一大憾事。

這是一張晚清科舉考場（貢院號舍）的影像，真實還原了古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非處境，考生身處的是科舉考場的核心設(shè)施——號舍，用磚墻隔成的獨立小隔間，寬不足1米、深不足2米，僅容一人容身。左右高墻完全隔絕，徹底杜絕作弊可能，更像一個專為考試打造的“囚籠”。

隔間內(nèi)只有一塊簡易木板，白天架起是書桌，晚上放下就是床，考生只能蜷縮著身體睡覺，連伸直腿都做不到。這名清代考生身著傳統(tǒng)長衫，正伏在桌上奮筆疾書，神情專注卻難掩疲憊，是無數(shù)科舉考生的真實縮影。

清代鄉(xiāng)試分三場，每場3天，考生從入場到出場，整整九天六夜，吃喝拉撒睡必須全部在這個號舍內(nèi)完成，絕對不能離開隔間，否則直接按作弊論處，號舍內(nèi)無公共廁所，考生只能用自帶便桶，臭氣熏天，極易爆發(fā)疫病；考生需自帶干糧、筆墨、鋪蓋，一旦生病、食物中毒，只能在隔間內(nèi)硬扛，每年都有考生直接死在考場上。

1913年，上海，一位身著中式童裝、頭戴吉祥發(fā)飾的富裕家庭幼童，正好奇地擺弄著客廳里的西式共電式電話機，一旁的長輩含笑注視。

據(jù)《上海郵電志》等史料記載，1882年2月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外灘建立上海首所電話交換所，初期實裝用戶僅約25戶。這些用戶主要為外商、洋行大班及極少數(shù)紳商，每戶年費高達150銀元（當時普通工人月薪僅5-10銀元）

至1913年，上海電話用戶已顯著增長，但住宅電話仍屬稀缺奢侈品。彼時英商華洋德律風公司的住宅電話用戶雖從1900年的6線增長至數(shù)百線量級，但在全市數(shù)百萬人口中占比依然極低，能在客廳私享電話的家庭無疑是社會頂層。

1929年，天津，照片里這個老太婆是天津西天寶妓院的掌班、老 鴇小李媽，她手持拐杖，盡顯在市井底層摸爬滾打多年的氣場。

小李媽不是普通的市井婦人，她是天津娼 妓業(yè)的大佬，早年從妓 女出身，攢下資本與人脈后，盤下了西天寶這個高級妓院，成為掌班，管理著一眾妓 女，接待著天津的軍閥、買辦、達官貴人，在天津的灰色圈子里呼風喚雨。

在小李媽眼里，西天寶的妓 女從來不是人，而是用來換錢的商品、搖錢樹，是她的私有財產(chǎn)，西天寶的妓 女，絕大多數(shù)是被拐賣、誘騙、綁架來的良家女孩，甚至有未成年少女。小李媽用毒打、私刑、關(guān)小黑屋等極端手段，強迫她們無底線接客，哪怕妓 女身患重病、懷孕、遭遇客人的變態(tài)虐待，也必須強撐著服務，稍有反抗就會遭到非人的折磨，不少妓 女直接被打死在妓院里。

這是林徽因繼母程桂林與子女的合影，程桂林是林長民的第二任妻子，懷抱幼子林暄，身邊站著女兒林燕玉（程桂林唯一的女兒）、兒子林桓、林恒（抗戰(zhàn)空軍烈士，林徽因《哭三弟恒》的主角），當時她最小的兒子林煊尚未出生，因此照片僅記錄了四個孩子。

1925年，林長民在參與反奉戰(zhàn)爭時不幸遇難，年僅49歲，此時程桂林僅三十多歲。她沒有選擇再嫁，而是獨自扛起家庭重擔，含辛茹苦將五個子女撫養(yǎng)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