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武昌郡志·宦績志》載：“蔣秘為郡督郵，垂十載，彈貪吏二十有七，其中衣冠子弟二十有一，悉正典刑，一郡肅清，民安樂業，豪強屏息。” 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孫權于武昌稱帝后東遷建業，留太子孫登與太守戴良鎮守舊都，蔣秘經戴良舉薦，以寒門士子之身出任武昌郡督郵，掌六縣監察、吏治糾彈之權。彼時武昌（鄂縣）為江表重鎮，江東顧、陸、朱、張四姓與本土閭氏、樊氏等豪強盤踞，子弟布列州縣，貪腐成風、侵漁百姓，歷任督郵多屈從權勢、敷衍了事，蔣秘到任，始以雷霆手段滌蕩積弊，開啟武昌吏治清明之局。

蔣秘上任伊始，便申明憲綱，于郡府衙署立誓：“吾奉戴公之命，受國厚恩，必以三尺法繩墨天下，無分士族寒門，有犯貪濁、虐民者，雖親必糾，雖貴必劾。” 他一改舊例，拒絕士族接風宴請，不受任何饋贈，自帶屬吏輕車簡從，先從鄂縣——東吳故都、豪強最盛之地入手，深入鄉野村落、市井坊間，遍訪耆老、農夫、漁戶、工匠，搜集官吏貪腐實據。黃龍二年（公元230年），首案便直指鄂縣最大豪強——周虎。周虎乃孫權舊部周泰之侄，世襲都亭侯，任鄂縣右部督，仗宗室勛貴之勢，侵占民田三百余頃，強奪西山銅鐵礦冶，私鑄錢幣、苛剝工匠，又縱仆橫行，劫掠商賈、欺辱良家，百姓怨聲載道，前兩任督郵皆受其賄賂，不敢過問。蔣秘微服查訪月余，收集其侵占田產契書、私鑄錢幣物證、受害者證詞百余條，證據確鑿后，當即上書太守戴良，彈劾周虎“十惡之罪”：一曰私占公田、侵奪民利；二曰盜鑄錢幣、擾亂國計；三曰縱奴為暴、殘害百姓；四曰賄賂上官、敗壞吏治；五曰隱瞞賦稅、虧空郡庫。

周虎聞訊，遣人攜黃金百兩、白玉十雙、良田五十頃契書至蔣秘府邸，低聲下氣求其通融：“君寒門出身，得此高位不易，吾與陸氏、朱氏皆有舊交，若君網開一面，富貴共之，仕途必平步青云。”蔣秘當眾將財物擲于堂下，厲聲斥道：“吾以清節自守，豈為爾等銅臭所污？周虎罪惡昭彰，百姓泣血，吾必劾之到底，雖死不避！” 他不僅拒賄，更將此事公之于眾，激發民憤。戴良素來倚重蔣秘，又恨士族專橫，當即準奏，下令收捕周虎，革其爵位、沒其家產，將侵占田產悉數歸還百姓，周虎最終被判流放交州，老死蠻荒。此案一出，武昌震動，士族豪強始知蔣秘鐵面無私，民間皆呼其為“蔣青天”。

黃龍三年（公元231年），蔣秘彈劾鄂縣縣令李嚴。李嚴出身南陽李氏，江東二流士族，其姊為顧雍族弟兒媳，倚仗門閥背景，在任期間貪墨稅銀五千余緡，虛報墾田、苛征雜稅，將賦稅轉嫁貧民，又擅役民力修建私宅，致使鄂縣農事荒廢、百姓流離。蔣秘核查郡府賬冊，比對各縣田賦記錄，發現鄂縣稅銀出入懸殊，隨即徹查，查獲李嚴貪腐賬冊與贓銀。李嚴得知后，托顧雍族人向戴良求情，又派人威脅蔣秘家人，蔣秘不為所動，二次上書，詳述其罪，援引《吳科·貪濁律》，請求“削職為民，追贓抵罪”。戴良準奏，李嚴被罷官入獄，追還全部贓銀，士族勢力再遭重創。

嘉禾元年（公元232年），蔣秘將矛頭指向樊縣縣尉張茂。張茂乃吳郡張氏旁支，朱桓舊部，在樊縣勾結水匪，壟斷長江漁利，劫掠商船、強征漁稅，又私放罪犯、收受賄賂，致樊縣水域盜匪橫行、商旅斷絕。蔣秘喬裝商人，隨商船行至樊口水域，親見張茂部下與水匪分贓，又暗訪漁民，收集其劫掠商船、殘害百姓的罪證。隨后聯合武昌都尉聶友，率軍突襲張茂官署與水匪巢穴，擒獲張茂及匪首數十人，繳獲贓款、贓物無數。蔣秘以“通匪謀利、殘害商旅、玩忽職守”之罪彈劾，張茂被判斬于市，樊縣水患頓清，長江航道復通。

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彈劾陽新縣丞王凌。王凌出身瑯琊王氏，僑居武昌，與呂壹黨羽交好，在任期間勾結陽新豪強閭超（鄂縣閭舉族弟），隱瞞田產兩千余頃，偷稅漏稅萬余石，又侵占山林、濫伐木材，中飽私囊，還縱容閭氏欺壓山民，引發民變。蔣秘巡查陽新，恰逢山民請愿，當即安撫百姓，徹查田籍與稅冊，揭露王凌與閭超勾結貪腐的真相。他上書彈劾王凌“結黨欺君、隱匿田賦、虐民致變”，閭超“侵奪山林、魚肉鄉鄰”，二人皆被革職查辦，王凌流放嶺南，閭超罰沒家產、服苦役，陽新田賦得以厘清，民變遂平。

嘉禾五年（公元236年），蔣秘連彈武昌郡丞周雄、鄂縣市令孫規等五名士族官吏。周雄為陸遜姻親，貪污官營鑄鏡作坊工料錢三千緡，克扣工匠口糧；孫規為張溫族人，掌控鄂縣市場，強買強賣、收取保護費，欺壓商賈。蔣秘一一查實，按律彈劾，周雄被降職為縣尉，孫規罷官入獄，其余官吏或流放、或革職，無一幸免。至嘉禾七年（公元238年），蔣秘任督郵近十年，累計彈劾周虎、李嚴、張茂、王凌、周雄、孫規等貪腐官吏二十七人，其中顧、陸、朱、張四姓子弟十二人，本土閭氏、樊氏等豪強族人九人，其余士族旁支六人，凡被彈劾者，均依法嚴懲：或革職、或流放、或處斬，無一人因門第權勢得以寬宥。

蔣秘肅貪之際，更重吏治重建。他向戴良建言，推行《武昌吏治考課法》，將官吏清廉、民生、賦稅、治安、農事等列為考核標準，每月考評、年度獎懲，打破“士族優先”的晉升舊規，唯才是舉、唯廉是用。同時舉薦許恭、伍進、鄧生等寒門才俊出任縣令、縣丞、縣尉，這些官員秉承蔣秘清廉之風，勤政愛民，如許恭任鄂縣縣丞，清剿余匪、安撫流民；伍進任樊縣縣令，興修水利、勸課農桑，武昌吏治徹底煥然一新。《武昌記》載：“自蔣秘督郵，一郡官吏奉法守正，貪濁之風絕跡，田野開辟，商旅輻輳，鄂縣之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豪強斂跡，莫敢犯禁。” 士族豪強敬畏其威嚴，紛紛約束子弟，昔日橫行霸道之態盡斂，武昌（鄂縣）成為東吳吏治清明的典范，為東吳長江中游的穩定與繁榮奠定根基，蔣秘“鐵面丹心、肅貪惠民”的聲名，也隨其政績載入郡志，千古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