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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的一個上午,曼哈頓下城中央大街紐約市規劃委員會總部,一棟二十世紀初建造的哥特復興式建筑,外墻上的石雕已經被染成了深灰色。
唐納德·特朗普站在大樓入口處,腋下夾著埃迪·巴雷特最新繪制的效果圖卷筒,穿著深藍色的雙排扣西裝,這是他特意為今天的會面定制的——比在布魯克林穿的任何一件都要考究。他看了一眼手表:九點四十五分。距離與規劃委員會副主席威廉·T·卡明斯約定的會面還有十五分鐘。
“特朗普先生?”一個年輕的女秘書出現在門口,手里拿著一個文件夾。她大約二十五歲,戴著黑框眼鏡,頭發盤成一個發髻,說話時帶著一種市政廳特有的公事公辦的口吻。“卡明斯先生讓我下來接您。他還有個會議,所以想準時開始。”
唐納德跟著她走進大樓,墻上的銅牌刻著歷任規劃委員會主席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電梯是老式的拉門電梯,需要人工操作——那個穿深藍色制服的電梯操作員看起來至少有六十歲。
“四樓。”女秘書說。電梯操作員拉上門,機器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緩緩上升。唐納德看著樓層指示燈從L到2,再到3,最后停在4。
“卡明斯先生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女秘書一邊說一邊推開電梯門,“他讓我告訴你,科恩先生上周給他打過電話。”
唐納德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科恩當然會打這個電話——這就是科恩的方式:在獵物還不知道自己被瞄準的時候,就已經在背后架好了槍。
走廊很長,鋪著暗紅色的地毯,兩邊是一扇扇緊閉的門,每扇門上都釘著銅質名牌。唐納德經過“交通規劃處”、“住房政策處”、“環境評估處”,最后在走廊盡頭看到了一扇半開的門,門牌上寫著:威廉·T·卡明斯,副主席。
卡明斯的辦公室比唐納德想象的要大,靠墻的書架上堆滿了報告和藍皮書,有些已經泛黃卷邊。一張巨大的橡木辦公桌占據了房間中央,桌面上攤著地圖、文件。窗戶對著中央大街,窗玻璃上蒙著一層灰。
卡明斯本人正站在窗前,背對著門口,手里端著一個冒著熱氣的咖啡杯。他穿著一件灰色法蘭絨西裝,銀灰色的頭發向后梳著,露出一個寬大的額頭。他大約六十出頭,但眼袋和法令紋讓他看起來老了十歲。
“卡明斯先生?”唐納德在門口站住。
卡明斯轉過身來。他的眼睛是淺藍色的,帶著一種審視的冷靜。他沒有立刻說話,而是上上下下打量了唐納德幾秒——從擦得锃亮的皮鞋,到精心打好的領帶結,再到腋下那個卷筒。
“科恩說你有樣東西給我看。”卡明斯開口了,聲音低沉,帶著一種幾十年在官僚系統中打磨出來的平穩節奏。他沒有寒暄,沒有“請坐”,沒有任何客套。
唐納德走進房間,把卷筒放在辦公桌上,動作不緊不慢。他知道,在這種房間里,任何急切的表現都會被視為弱點。“西區鐵路站場的改造方案。”他說,一邊解開卷筒上的皮繩,“會展中心,配套酒店和商業設施。預計創造兩萬五千個建筑工作崗位,建成后一萬兩千個永久崗位。”
卡明斯沒有立刻看圖紙。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放在一堆文件上面,留下一圈褐色的水漬——然后緩緩坐進那把皮面已經開裂的轉椅。“你知道這個辦公室每天收到多少份‘方案’嗎?”他問,語氣里沒有嘲諷,只是一種陳述事實的平淡。
“不知道。”
“平均每天四份。一年大概一千份。其中百分之九十,在收到的那一周就被扔進那個——”他指了指墻角的一個灰色鐵皮文件柜,“‘待處理’柜。三個月后,它們會被搬進地下室。再過一年,被碎紙機吃掉。”
唐納德看著他,沒有接話。卡明斯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你為什么覺得你的方案不會進那個柜子?”
“因為其他方案不會創造一萬兩千個永久崗位。”唐納德說,“因為其他方案不會把一片廢棄的調車場變成紐約的門戶。因為——”他停頓了一下,把卷筒里的圖紙抽出來,在桌上展開,“因為其他方案沒有這個。”
那張效果圖在灰暗的辦公室里展開時,像是有人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窗戶。埃迪畫的哈德遜河落日、那條從鐵軌改造而來的空中步道、那座玻璃和鋼結構的會展中心——所有這些元素在灰撲撲的市政廳辦公室里顯得幾乎不真實。
卡明斯戴上眼鏡,俯身看著圖紙,沉默了很久。辦公室里的時鐘在滴答作響,整整三分鐘過去了,卡明斯的目光從圖紙的左端移到右端,又從右端移回左端。他的手指——指節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沿著哈德遜河的河岸線緩緩移動。
“很漂亮。”他終于開口,聲音比之前低了一些,像是在自言自語。然后他抬起頭,摘下眼鏡,那層短暫的柔和消失了,湖面重新結上了冰。“也很昂貴。”他說,把眼鏡放在桌上,“誰出錢?”
“私人融資為主。”唐納德說,“但我需要市政府的支持——區劃變更,從工業用地改為商業和住宅混合用地。此外,可能需要一些基礎設施配套:道路、水電管網的升級。”
“可能。”卡明斯重復了這個詞,像品嘗一枚橄欖一樣含在嘴里咀嚼了一下,然后吐出來,“特朗普先生,我在這棟樓里工作了三十年。每周都有開發商帶著‘愿景’來找我。他們談就業,談稅收,談城市復興。”他站起來,走向窗邊,背對著唐納德。
“你知道他們最常用的是哪個詞嗎?‘催化劑’。這個項目會成為西區復興的催化劑。然后項目獲批后,預算超支,工期延誤,承諾的工作崗位從未實現。催化劑變成了安慰劑。”他轉過身來,靠在窗臺上,雙臂交叉在胸前。
“1967年,一個開發商帶著一個‘世界貿易中心’的方案來見我。他說會創造五萬個崗位,會激活下城區的經濟。四年過去了——你能告訴我,下城區激活了嗎?那里的人行道還是和三十年前一樣窄,冬天刮起風來,你站在街上能被吹跑。”
唐納德知道卡明斯說的是什么。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塔正在建設中,但那片區域至今仍然像一座與世隔絕的堡壘,被高速公路和停車場包圍著。“世界貿易中心是港務局的項目,”唐納德說,“是政府的項目。我的項目是私人的。”
“私人的?”卡明斯挑起一邊眉毛,“你剛才不是還希望市政府出錢升級基礎設施嗎?”
“基礎設施是公共投資,不是補貼。”唐納德說,語氣平穩,“每投入一美元在基礎設施上,會帶來五到七美元的私人投資。這不是我編的數字——林登·約翰遜總統的‘示范城市’計劃做過詳細測算。你們的預算辦公室應該有一份1970年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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