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的一個上午，曼哈頓下城中央大街紐約市規劃委員會總部，一棟二十世紀初建造的哥特復興式建筑，外墻上的石雕已經被染成了深灰色。
唐納德·特朗普站在大樓入口處，腋下夾著埃迪·巴雷特最新繪制的效果圖卷筒，穿著深藍色的雙排扣西裝，這是他特意為今天的會面定制的——比在布魯克林穿的任何一件都要考究。他看了一眼手表：九點四十五分。距離與規劃委員會副主席威廉·T·卡明斯約定的會面還有十五分鐘。
“特朗普先生？”一個年輕的女秘書出現在門口，手里拿著一個文件夾。她大約二十五歲，戴著黑框眼鏡，頭發盤成一個發髻，說話時帶著一種市政廳特有的公事公辦的口吻。“卡明斯先生讓我下來接您。他還有個會議，所以想準時開始。”
唐納德跟著她走進大樓，墻上的銅牌刻著歷任規劃委員會主席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電梯是老式的拉門電梯，需要人工操作——那個穿深藍色制服的電梯操作員看起來至少有六十歲。
“四樓。”女秘書說。電梯操作員拉上門，機器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緩緩上升。唐納德看著樓層指示燈從L到2，再到3，最后停在4。
“卡明斯先生的辦公室在走廊盡頭。”女秘書一邊說一邊推開電梯門，“他讓我告訴你，科恩先生上周給他打過電話。”
唐納德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科恩當然會打這個電話——這就是科恩的方式：在獵物還不知道自己被瞄準的時候，就已經在背后架好了槍。
走廊很長，鋪著暗紅色的地毯，兩邊是一扇扇緊閉的門，每扇門上都釘著銅質名牌。唐納德經過“交通規劃處”、“住房政策處”、“環境評估處”，最后在走廊盡頭看到了一扇半開的門，門牌上寫著：威廉·T·卡明斯，副主席。
卡明斯的辦公室比唐納德想象的要大，靠墻的書架上堆滿了報告和藍皮書，有些已經泛黃卷邊。一張巨大的橡木辦公桌占據了房間中央，桌面上攤著地圖、文件。窗戶對著中央大街，窗玻璃上蒙著一層灰。
卡明斯本人正站在窗前，背對著門口，手里端著一個冒著熱氣的咖啡杯。他穿著一件灰色法蘭絨西裝，銀灰色的頭發向后梳著，露出一個寬大的額頭。他大約六十出頭，但眼袋和法令紋讓他看起來老了十歲。
“卡明斯先生？”唐納德在門口站住。
卡明斯轉過身來。他的眼睛是淺藍色的，帶著一種審視的冷靜。他沒有立刻說話，而是上上下下打量了唐納德幾秒——從擦得锃亮的皮鞋，到精心打好的領帶結，再到腋下那個卷筒。
“科恩說你有樣東西給我看。”卡明斯開口了，聲音低沉，帶著一種幾十年在官僚系統中打磨出來的平穩節奏。他沒有寒暄，沒有“請坐”，沒有任何客套。
唐納德走進房間，把卷筒放在辦公桌上，動作不緊不慢。他知道，在這種房間里，任何急切的表現都會被視為弱點。“西區鐵路站場的改造方案。”他說，一邊解開卷筒上的皮繩，“會展中心，配套酒店和商業設施。預計創造兩萬五千個建筑工作崗位，建成后一萬兩千個永久崗位。”
卡明斯沒有立刻看圖紙。他把咖啡杯放在桌上——放在一堆文件上面，留下一圈褐色的水漬——然后緩緩坐進那把皮面已經開裂的轉椅。“你知道這個辦公室每天收到多少份‘方案’嗎？”他問，語氣里沒有嘲諷，只是一種陳述事實的平淡。
“不知道。”
“平均每天四份。一年大概一千份。其中百分之九十，在收到的那一周就被扔進那個——”他指了指墻角的一個灰色鐵皮文件柜，“‘待處理’柜。三個月后，它們會被搬進地下室。再過一年，被碎紙機吃掉。”
唐納德看著他，沒有接話。卡明斯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你為什么覺得你的方案不會進那個柜子？”
“因為其他方案不會創造一萬兩千個永久崗位。”唐納德說，“因為其他方案不會把一片廢棄的調車場變成紐約的門戶。因為——”他停頓了一下，把卷筒里的圖紙抽出來，在桌上展開，“因為其他方案沒有這個。”
那張效果圖在灰暗的辦公室里展開時，像是有人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窗戶。埃迪畫的哈德遜河落日、那條從鐵軌改造而來的空中步道、那座玻璃和鋼結構的會展中心——所有這些元素在灰撲撲的市政廳辦公室里顯得幾乎不真實。
卡明斯戴上眼鏡，俯身看著圖紙，沉默了很久。辦公室里的時鐘在滴答作響，整整三分鐘過去了，卡明斯的目光從圖紙的左端移到右端，又從右端移回左端。他的手指——指節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沿著哈德遜河的河岸線緩緩移動。
“很漂亮。”他終于開口，聲音比之前低了一些，像是在自言自語。然后他抬起頭，摘下眼鏡，那層短暫的柔和消失了，湖面重新結上了冰。“也很昂貴。”他說，把眼鏡放在桌上，“誰出錢？”
“私人融資為主。”唐納德說，“但我需要市政府的支持——區劃變更，從工業用地改為商業和住宅混合用地。此外，可能需要一些基礎設施配套：道路、水電管網的升級。”
“可能。”卡明斯重復了這個詞，像品嘗一枚橄欖一樣含在嘴里咀嚼了一下，然后吐出來，“特朗普先生，我在這棟樓里工作了三十年。每周都有開發商帶著‘愿景’來找我。他們談就業，談稅收，談城市復興。”他站起來，走向窗邊，背對著唐納德。
“你知道他們最常用的是哪個詞嗎？‘催化劑’。這個項目會成為西區復興的催化劑。然后項目獲批后，預算超支，工期延誤，承諾的工作崗位從未實現。催化劑變成了安慰劑。”他轉過身來，靠在窗臺上，雙臂交叉在胸前。
“1967年，一個開發商帶著一個‘世界貿易中心’的方案來見我。他說會創造五萬個崗位，會激活下城區的經濟。四年過去了——你能告訴我，下城區激活了嗎？那里的人行道還是和三十年前一樣窄，冬天刮起風來，你站在街上能被吹跑。”
唐納德知道卡明斯說的是什么。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塔正在建設中，但那片區域至今仍然像一座與世隔絕的堡壘，被高速公路和停車場包圍著。“世界貿易中心是港務局的項目，”唐納德說，“是政府的項目。我的項目是私人的。”
“私人的？”卡明斯挑起一邊眉毛，“你剛才不是還希望市政府出錢升級基礎設施嗎？”
“基礎設施是公共投資，不是補貼。”唐納德說，語氣平穩，“每投入一美元在基礎設施上，會帶來五到七美元的私人投資。這不是我編的數字——林登·約翰遜總統的‘示范城市’計劃做過詳細測算。你們的預算辦公室應該有一份1970年的研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