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政績觀是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的價值基點，其形成深受特定文化傳統的影響。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干，儒家所提倡的“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思想智慧，歷經傳承淬煉，構筑起中國傳統政治倫理的基本框架。當下堅持“第二個結合”，讓傳統為政智慧在新時代煥發生機，將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提供重要的文化滋養與鏡鑒參照。

價值之維
從“民為邦本”到“以人民為中心”

　　“為誰創造政績”是政績觀的首要問題。儒家“民為邦本”的理念與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存在深層的邏輯契合，這一傳統智慧的當代轉化，為樹立“為人民出政績”的政績觀奠定了價值基礎。
　　其一，都強調人民的重要性。
　　在民眾地位問題上，早在《尚書》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經典論述。孟子更是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立君為民”是荀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命題。“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這一論述將君主的存在價值完全錨定于為民服務之上，明確了“民本”而非“君本”的價值取向。
　　當然，儒家民本思想也存在歷史局限，民本與民主并不相同。民本觀念下民眾始終是被治理的對象，而非政績的主體。而中國共產黨的“以人民為中心”則建立在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基礎之上，人民是政績的創造者、享有者和評判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為仆，不能有官氣。公仆對人民負責，天經地義。”正確政績觀應該堅持為人民出政績，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樹牢造福人民的政績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其二，都注重人民的福祉。
　　在民生問題上，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求統治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的“仁政”學說中包含豐富的民生思想：一是“與民同樂”的政治理念。他要求統治者“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二是“制民之產”的經濟政策，因為“無恒產”容易“無恒心”；三是“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的具體主張。
　　古代民本思想雖然服務于封建統治的終極目的，但其對為民造福價值的肯定，為后世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資源。新時代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要堅持民生為大，為群眾多辦實事，讓群眾可感可知；要聚焦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民生領域的“急難愁盼”問題，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事”，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堅持，也是對傳統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
　　其三，都將民心向背作為政績的評判標準。
　　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著名論斷：“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君舟民水”是荀子最著名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由此推論：“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訓與“衡量干部業績好不好，關鍵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的現代理念一脈相承，正確政績觀要求把人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政績評價標準。人民不只是政績的被動受益者，更是政績的主動評判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業績好不好，要看群眾實際感受，由群眾來評判。”這意味著，新時代政績觀在繼承“民為邦本”傳統的同時，實現了從“為民做主”到“由民評判”的深刻轉變。這要求建立真正回應民意的政績評價機制。“民心”不再是抽象的合法性修辭，而是可操作、可檢驗的評判標準。

主體之維
從“為政以德”到黨性修養

　　在政績創造中，主體的素質至關重要。儒家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集中體現在“政者，正也”的命題上。“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可以從以下三個層面加以把握，它們共同構成了正確政績觀的主體品格。
　　第一，“忠信篤敬”的品格要求。
　　“忠信篤敬”是儒家極為重視的四大品格，“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強調內心之誠，是對自己的要求，指向內心的真誠無欺。“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要求為政者對待職事不懈怠、執行政務盡心盡力。“信”強調對外之誠，是對外的承諾，指向言行的表里如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篤”強調行之厚重，是行為的態度，意指篤實、厚重、堅持不懈。“敬”強調事之恭肅，是對待事務的態度，要求認真、謹慎、心存敬畏。
　　今天，黨員干部仍然應該秉持“忠信篤敬”的品格，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忠誠于初心使命；言必信、行必果，以真誠贏得群眾信賴；嚴謹求實、真抓實干，杜絕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創造的政績才是實打實的、經得起檢驗的，而不是“盆景工程”“數據注水”的虛假政績。
　　第二，“清正廉潔”的底線意識。
　　“廉者，政之本也。”廉潔被視為為政的根本。孔子對“義利之辨”的論述，奠定了儒家廉潔思想的理論根基。孔子主張：見利思義，不義不取。“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對于為政者而言，“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孟子對廉潔提出了更為嚴格的標準。他認為：“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這一標準要求為政者不僅要遠離不義之財，還要主動規避灰色地帶，展現出更高的道德自覺。
　　在今天，廉潔不僅是不貪不腐，更強調克己奉公、淡泊名利。黨員干部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正確的政績觀，必須與廉潔自律統一起來，沒有清正廉潔的品格保證，所謂的“政績”很可能淪為謀取私利的工具。
　　第三，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
　　荀子要求“公義勝私欲”。賈誼在《治安策》中提倡“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指明了為國家、公義犧牲個人和家庭利益的崇高境界。
　　為政者“以何種心態”干工作直接決定政績的性質與大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黨性是一個政黨固有的本質屬性，是黨員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對于中國共產黨人而言，黨性的最高體現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如果黨性不強，就容易在工作中產生“私心”，把政績視為個人升遷的資本，從而催生“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黨性是辨別“真政績”與“假政績”的試金石，是抵御功利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思想堤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就是黨性的生動體現。前者是境界，要求我們不計較個人得失；后者是擔當，要求我們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因此，應該以黨性修養涵養正確政績觀，不斷追求“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精神境界。

實踐之維
從“知行合一”到實干擔當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推崇實干、反對空談。《尚書·說命中》有言：“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這句古訓精準點出了認知與實踐的普遍矛盾——知曉道理相對容易，將道理付諸行動才是真正的考驗。
　　儒家思想對這一問題的回應，經歷了從“知易行難”到“知行合一”的思想深化。孔子強調“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張“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將“行”置于“學”之前。孔子本人就是實干的典范，他提出“仁”的學說后，周游列國十四年，歷經磨難仍堅持傳播仁學；晚年歸魯，又講學授徒、整理典籍，將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荀子認為“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將實踐視為認知的最終目標。“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強調行動是成就事業的唯一途徑。至明代王陽明，更提出“知行合一”的著名命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他看來，認知與實踐是高度統一的，真正的認知必然伴隨自覺的行動，脫離實踐的“知”是空洞的教條。
　　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智慧，為實干擔當精神提供了哲學根基。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政績創造的內在邏輯：政績不是喊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只有將理念轉化為行動，才能創造真正的政績。
　　其一，正確政績觀需要實干精神。
　　馬克思曾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習近平總書記也反復強調“崇尚實干、狠抓落實”，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實現從“知道”到“做到”的轉化，一是需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掌握真實情況，把宏大的政策理念轉化為解決群眾“急難愁盼”的具體行動，避免“拍腦袋決策”；二是需要科學決策、尊重規律，防止急功近利、盲目蠻干亂作為；三是需要真抓實干、久久為功，不搞“一陣風”式的運動，而是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發揚釘釘子的精神，一張藍圖繪到底。
　　其二，正確政績觀需要擔當精神。
　　“實干”往往需要“擔當”。擔當精神是在實干的過程中面對職責、困難或風險時，不回避、不推諉，主動迎上、敢于負責、善于作為的內在品格和行為準則；是“在其位，謀其政，負其責”的自覺與勇氣。它既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境界。“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也就是說，為政者在政治活動中要身先士卒、躬耕實踐，做好表率，不辭勞苦。今天的黨員干部在為人民出政績的過程中，要敢于擔“責”、擔“難”、擔“險”、當“先”，而不是遇到問題“甩鍋”“躺平”，面對困難“愛惜羽毛”“精致利己”。
　　“以實干出政績”既是對中國傳統知行關系的繼承，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的運用，更是對新時代干部作風的根本要求。真正的政績，寫在堅實的大地上，寫在人民的口碑里，寫在歷史的長河中。唯有實干擔當，方能成就經得起檢驗的政績。

作者：趙慶杰，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