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越來越只能代表一部分了。

增長，顯然不能說明一切。

如果只看GDP數據，根據最近公布的今年一季度數據顯示，GDP增長了5%，是過去連續五個季度以來的最高增速，作為對比，上一季度我國GDP的增速是4.5%，此前多個季度也在5%以下徘徊。

而今年一季度5%的增速，不僅高于市場此前4.8%的普遍預期，對于實現2026年全年增長目標而言，這也是一個相當有利的開頭，可以為接下來三個季度留下足夠的緩存空間。

但是，在發布會上另一個數字，則讓外界感到意外，那就是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5%的GDP增速中，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竟然達到了驚人的84.7%，同比提高了30個百分點。

內需是什么？在外人看來，內需其實就是消費，而過去一季度5%的增長中，內需的貢獻率竟然達到了80%以上，而對普通人來說，“體感”似乎并不是這樣。

在很多人的認知里，自新冠以來，宏觀上就一直處于一個結構性困境之中。這個結構性困境就是供給大于需求，外需好于內需，出口一直都被視為拉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

但今天，內需貢獻率反而超過了80%，這個結論和普通人的體感，似乎并不相符。

宏觀經濟溫差從何而來？

要想理解內需貢獻率超過80%，我們就必須要知道，統計局口中的“內需”，在支出法GDP核算框架下，其實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構成，它們分別是消費和投資。

消費和投資的增速和背后的驅動邏輯，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現了顯著的分化。

先說消費，在很多人的理解里，誤以為內需指的就是消費，但其實后面還有一個投資。而今年一季度真實消費情況怎么樣呢？

從數據來看，不怎么樣。

今年一季度，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一季度實際增速只有2.6%，而這2.6%的增長，可能才是最貼近普通人對宏觀經濟“冷感”的那一數字。

然后就是收入。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速為4%，低于GDP整體的5%增長。也就是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4%，但消費只增長了2.6%，這意味著，居民手里的錢雖然在增城，但花出去的部分增長得更慢，差額去了哪里呢？

答案是流進了銀行的儲蓄賬戶中。另一個數字也可以佐證這一點，那就是今年一季度，家庭存款再次增加了7萬億之多，預防性儲蓄的意愿依然居高不下，這一特點自新冠以來，從未改變。

然后就是投資。如果消費只增長了2.6%，那么內需貢獻率80%以上的另一個大頭，就只能是投資了。

2025年全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3.8%，這是有記錄以來罕見的年度負增長。到了2026年一季度，這個數字增長1.7%，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方向性逆轉。

把這1.7%的增長拆開來看，內部的分化也非常明顯。基礎設施同比增長8.9%，增速比2025年全年提升了約8個百分點；國有控股投資增長了7.1%；設備器具購置增長13.9%，受益于“大規模設備更新”政策的持續推進，設備器具購置實現了雙位數增長。

與此同時，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滑11.2%，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下跌2.2%。

這些數字說明，投資之所以可以由正轉負，絕大部分的貢獻都來自事業單位的公共投資和地方主導的基建投資，而非市場自發力量的回暖。

僅看GDP增速5%，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數字。但如果細分來看，工業生產、零售額和固定資產投資均在一季度持續放緩，而內需仍然是最薄弱的環節，沒有之一。

另外過去三個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從1月的0.8%升至3月的1.0%，很多人把這視為消費的回暖，但事實上，這背后的主要驅動力是燃料價格上漲導致的，同時豬肉價格的下行周期尚未見底，3月豬肉價格仍然同比下跌了12%，服務業價格通脹也在需求低迷的拖累下持續疲軟，同比僅上漲了0.8%。

從這個角度來看，消費可以說仍然是相對不足的，那么為什么它還可以在GDP貢獻率里撐起如此大的比重？

答案在于，在已經公布的數據中，有一個關鍵數字是缺席的，那就是政府消費支出。

這部分支出既不包含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中，也沒有在一季度數據發布時單獨公布。然而，在支出法GDP核算中，這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按照邏輯推算，在2026年應該有相當幅度的增長。

今年工作報告中，我們明確了4%的歷史最高赤字率水平，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也首次突破30萬億，疊加1.3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持續支持重大項目建設，除此之外，一季度地方債券發行量也同比增長9.3%，這些都預示著，政府消費支出正在加大。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今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年一季度的開門紅也就至關重要，大量地方投資和支出在一季度密集落地，在數據上共同導致了一季度內需貢獻率大幅躍升的現象。

具體到居民消費內需，還仍然疲軟。事實上，促進居民消費，早已經是持續多年的主張，從國際的角度來看，提高消費占GDP的比重，對我國抵御外部環境波動，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也至關重要。

而消費這匹馬之所以跑不快，背后也有許多原因。

短期來看，要想消費跑得快，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刺激。而之所以目前我們沒有大規模刺激消費，主要原因還是美國因素影響。

不管是降息還是關稅亦或是伊朗問題，這些都會決定著我國的外部需求，進而牽動著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消費走向，一旦外部需求降溫，我們就會拿出比當前更強的刺激措施。

反過來，如果外部需求反而更大了，那么我們則不會有太強刺激措施的必要性。

長期來看，消費疲軟的原因則更多是結構性的。

首先就是房地產帶來的負效應。我國家庭資產過去一度有70%集中在房地產，這一比例顯著高于西方。在樓市出現低迷之后，房價持續走低，直接造成紙面上家庭財富縮水，由此產生的負財富效應，會系統性地壓制消費意愿。

為了應對這一問題，去年我國實施了規模龐大的國補，通過財政補貼刺激消費，短期來看，這一措施效果顯著，但短期的效果顯著，背后透支的則是未來的需求。

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汽車，在上一輪補貼效應消退后，今年一季度我國汽車銷量直接同比下降了20.3%，這是近年來最慘淡的季度表現之一。

所以，短期內國補消費顯著，長期來看，國補并不能真正解決結構性問題。拿去年的外賣補貼為例，各家平臺幾個月累計投入上千億，補貼壓低了價格，但并沒有擴大外賣的總消費需求，更不幸的是，補貼將利潤壓力傳導至全行業，近七成餐飲商戶營業出現下降，近80%凈利潤下滑，大量實體餐飲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

以外賣補貼來看，平臺、商戶、甚至消費者都沒有真正受益，反而加劇了行業的集體內耗。

消費的結構性問題到底是什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指出，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長期都維持在40%左右，這不僅低于發達國家60%的水平，也低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54%的水平。

社科院蔡昉認為，在制造業和平臺經濟快速擴張的階段，大量資本回報被用于再投資或儲蓄，沒有轉化為工資或居民收入；宏觀經濟當前的關鍵任務，正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國際經驗表明，當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占比提高的時候，消費就會隨之增長，自然也就不必過度依賴短期刺激措施。

如果經濟蛋糕越做越大，但切給居民的那一塊比例始終偏小的話，那么消費的結構性失衡，也就在清理之中。

用大白話來說就是，居民收入不足，就是制約消費的結構性問題。

而要提高居民收入，這絕非短期內可以做到的，而需要依賴長期的底層架構重寫。何謂底層架構重寫？

其實就是稅制，只有稅制從過去的增值稅、企業稅慢慢轉變為依賴個人所得稅，當居民收入提高可以成為地方的最大裨益時，那么各方才會有力量和動力，去真正改善居民收入的提高。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