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曹樹基：731部隊不存在，侵華日軍沒有拿華人做實驗

1949年12月25日，哈巴羅夫斯克軍事法庭內溫度不足零下二十度，被告席上的石井四郎瑟縮在棉衣里。檢察官逐頁翻閱證詞，鐵皮爐子噼啪作響，空氣里只有紙張翻動的聲音。“我是醫生，不是屠夫！”石井突兀喊道；“你撒謊！”翻譯毫不客氣回敬。庭審筆錄后來被譯成多種文字公開，731部隊的存在就此坐實。

兩年后的1951年，哈爾濱平房區一處地下管網被清理，銹蝕的解剖刀、刻度精確到0.01克的秤、標注“馬魯太”的病案卡出現在工人腳邊。省檔案館工作人員趕來封存實物，并在1953年交國防部整理。器材與哈巴羅夫斯克庭審口供相互印證，形成完整鏈條。事實從戰犯的嘴里、從地底的遺物里，一環扣一環，無需額外注腳。

時間快進至2020年2月，《新京報》刊出一段采訪。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曹樹基宣稱“所謂細菌戰系虛構”，還加上一句：“若疫情再拖幾個月，可寫成專著�！毕⒏σ话l布，引爆輿論。質疑聲里，最刺耳的疑問是：證據堆如山，他為何視而不見？

翻查曹樹基過往研究，多聚焦人口遷移、環境與疾病史，材料多取自明清縣志、民國統計報表。長于紙面數據的人，一旦面對來自實驗室的血腥記錄，若缺乏醫學與軍事知識，容易產生距離感。這種距離感若與偏激立場疊加，就滑向否認主義。為學術論斷搭腳手架，本應嚴謹；將腳手架懸空架在臆測之上，便成危險的空中樓閣。

必須厘清一個時間坐標：1940年1月，石井部隊在長春周邊首次空灑攜帶鼠疫桿菌的跳蚤；1942年至1943年，山東聊城、臨清出現非自然流行曲線的熱病，死亡二十余萬；1945年8月13日，關東軍總司令部下令“特別研究機構”自毀。三條線索串起細菌戰全貌。蘇聯、美國、澳大利亞隨后的軍事情報報告，均收錄這些節點。倘若細菌戰不存在，國際戰犯法庭為何要在罪行列表中單列“細菌武器使用”條目？

有意思的是，冷戰初期，美軍第406醫學實驗室曾就“低溫致凍傷療法”向本土醫院推廣方案，附件注明“資料來源M單位”。M正是當年對731檔案的內部代號。美國的解密文件無形中再度佐證庭審記錄。連對手國都默許交換成果，足見資料真偽無需爭辯。

再看哈爾濱鼠疫。1945年秋，市衛生署報告：病例集中于平房、香坊，患者肺部化膿速度遠超自然菌株所致；病理切片在1950年送至蘇聯科學院復核，結論為“人為強化”。曹樹基卻將這一波疫情解釋為“戰亂導致公共衛生崩潰”，忽略病理學差異。這樣的解釋，在臨床證據面前顯得蒼白。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日方民間組織“反戰兵士之會”主動向中國遞交302份原731人員口供，提到“干燥實驗”“凍傷實驗”“毒氣房”細節，與中國、俄國、美國掌握資料相吻合。否認者若覺得庭審受政治影響，那民間自發懺悔又作何解釋？

輿論風暴后，上海交通大學對曹樹基展開學術規范調查，結果至今未見公開文件。學術討論理應允許不同聲音，但前提是尊重基本事實。將鐵證如山的歷史說成“子虛烏有”，不再是學術分歧，而是對證據的公然無視。

時針再次撥回。200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公布一批731遺址修復影像，可見烤焦的手術臺、編號模糊的動物飼養籠。講解員停在一堵焦黑水泥墻前說：“這一面墻后就是高溫干燥室�！睕]有煽情辭藻，灰墻本身已足夠窒息。訪客中常有年過半百的男子沉默很久，然后揉揉眼角，轉身離開。

遺憾的是，歷史現場的慘烈與書齋里的紙面數字，隔著時間與空間的霧。有人借霧自欺，更多人選擇撥霧。真實從不需要喧嘩，它只需要被看見，被記住，被傳遞。

驟雪封門的哈巴羅夫斯克法庭已經寂靜七十多年，審判記錄仍在檔案館的恒溫室里閃著微光；平房的地下管網早已換新，但舊管壁上那層暗紅銹跡尚未被歲月完全抹平。任何質疑都可以提出，但必須建立在對這些鐵證的充分了解之上。否則，再華麗的辭藻也掩不住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