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網上有一種偏見，不是以內容是否真實來評價一篇文章，而是以是否權威而評價文章。例如我對司法界的一些評論文章，總有一些認為是不權威的偏見評論。對此我可以很負責任的保證說，我報道的每一起案例，均有明確的判決案號，均可在相關裁判文書網上可以查詢，所以說均是出自權威性的源頭，不要別有用心的以來源不權威而予以歪曲。

說起我的報道歷程已有50年的歷史，其中不乏有著記載重要的歷史意義。

記得1984年4月的一天，天津市寶坻區大口屯鄉寇莊一位63歲的養蜂老人王文光，托我給《天津日報》（市場?？懶?，說他養了八年蜂，每年可產六千斤蜂蜜，五、六十斤蜂王漿，但由于是改革初期，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所以不敢光明正大的出售，想求《天津日報》給解難題。于是我給《天津日報》寫了一封《養蜂容易售蜜難》的來信，當月14日文章見報后，天津市供銷合作社很快就派人與王文光老人取得聯系，并主動上他家收購蜂蜜，解決了他家多年售蜜難的問題。王文光老人的遭遇，堅定了我對反映民生的信念，也為在改革初期農民如何致富開辟了一起先例。

我還記得1984年10月份，天津市織襪五廠一名老工人身患絕癥，需巨額醫療費用，全家人陷入絕望之中，我經采訪后當即寫下了一篇稿子《一個老工人的遭遇》，發給了《天津工人報》，很快不出一個星期，一位《天津工人報》的記者拿著我寫的那篇文章，上面有當時天津市委書記張再旺和市委宣傳部長肖元的簽字，他和我一起來到了這位老工人的家，給他一家人送去了黨的幫助和溫暖，使這位老人在臨終前流下了感動的淚水和滿意的笑容。

一個合格的媒體人應當胸懷正義，敢為人民鼓與呼，是的，這也正是我50年寫作生涯的座右銘。2004年5月11日，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天津市寶坻區丁家睦村村支書無證砍樹沒人管》的報道，文中對該村支書代某某無證濫砍濫伐集體樹木的違法行為進行了曝光，由于該村村民對其極為不滿，在其被免職的那天，該村的每條街道都燃放起長時間的鞭炮以示慶祝。鑒于我所見到的事實和代某某已被組織處理的情況，我于2004年6月29日，在《人民日報》上再次給其曝光，題目是《天津市寶坻區丁家睦村村支書已被撤職》。說實在的，在《人民日報》上給一個村官連續兩次曝光，實屬是非常罕見，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媒體人應有的態度。

2004年11月3日，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96110為何打不通》的報道。文中說，天津市公安局公布的便民服務熱線將會極大的方便群眾查詢相關信息，使群眾坐在家中便可知曉自己所需要的相關信息，但當許多人撥打天津市公安局公布的這個“96110”便民服務電話，卻均被告知是空號，我經過撥打也是如此，于是我在《人民日報》上發文詢問。文章見報后，天津市公安局很快登報致歉，并及時對“96110”予以了開通。

從事新聞報道要始終注重反映民生，2003年11月《人民日報》創刊了《新農村周刊》，以能夠真實的道出“鄉情實話”，敢于對農村不合理的現象“曝光”、“聚焦”得到農民的歡迎，我所到之處，還從來沒有看到過農民能如此地關注《人民日報》，甚至很多人想單獨訂閱《新農村周刊》，這一現象使我深深感到，緊密聯系群眾，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才是媒體的生命和記者的職責。

2004年1月《人民日報》開通“人民熱線”，我于1月20日在《人民日報》總編室內刊《編采業務》上發表了《“人民熱線”開得好》一文，文中指出，“人民熱線”不僅僅是一條普通的熱線，也是一座人民與黨交心的橋梁，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舉措，而是《人民日報》放下黨中央機關報的架子，更加積極努力地貼近廣大人民群眾的喜人開端。

為了掌握網絡媒體的報道技巧，2013年1月我參加了由中央新聞出版總署舉辦的第八期全國互聯網信息與新聞編輯業務培訓班，并取得了由中央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的《新教培證字（2013）第198號全國互聯網信息與新聞編輯業務考核成績合格證書》。

轉眼間，我已歷經了五十年的寫作生涯，幾十年的采訪經歷，更是在告誡著我，作為一個媒體人，不僅要親臨現場，求真務實，還要時時不忘扎根于基層，置身于群眾，敢為人民鼓與呼！

我認為一篇報道是否權威，不是取決于是從誰的嘴里說出，而是取決于是否真實。比如說當年的內蒙呼格和河北的聶樹彬被冤殺案，都是在十幾年以后才被平反，那么能說在平反前為聶樹彬伸冤多少年的民警鄭成月不真實不權威嗎？這只能說是一種極度偏見的認為。

再者說，動不動就以沒有權威來源而貶低某些曝光報道，那么請問如果每一篇曝光報道和申訴案件都有權威部門的認可和公布，那么還會有那么多的冤假錯案，還會有那么多的人赴京上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