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4月29日，在“昭和百年”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日本政府在東京北之丸公園的日本武道館舉行紀念儀式。聲稱“至今仍然受到‘昭和大叔’影響”的首相高市早苗在致辭中刻意強調，要從昭和時代的“挑戰與希望”中汲取力量，面向未來。筆者則認為，紀念昭和，如果回避昭和的戰敗歷史，那么這種紀念本身便可能失去最基本的歷史支點。
昭和時代（1926—1989年）無疑是日本歷史上最為劇烈動蕩的時期之一。從軍國主義膨脹到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再到太平洋戰爭的全面失敗，這一時代的前半段是災難的累積。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將日本自身推向戰爭泥潭。這段歷史事實，不僅構成中日關系的根本記憶，也構成昭和時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說侵華戰爭是日本昭和前期的擴張頂點，那么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則是昭和戰敗最具震撼性的象征。兩顆原子彈的落下，使數十萬平民瞬間化為焦土與陰影。這不僅是日本的國民悲劇，也是人類歷史的慘痛警示。但是，這一悲劇并非孤立降臨，而是戰爭層層遞進的結果。脫離戰爭責任單獨談“受害”，無助于真正理解昭和的歷史。
更不應被淡化的是東北亞戰場的終局。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后，蘇聯紅軍迅速出兵中國東北，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潰了日本長期引以為傲的關東軍。這支曾被視為“王牌”的部隊，在短時間內全面崩潰，標志著日本大陸戰略的徹底破產。關東軍的覆滅，不僅是軍事失敗，更是日本對外擴張體系的終結。
從更宏觀的國際體系來看，日本的戰敗并未隨著1945年的投降而終”。在戰后國際秩序中，聯合國體系長期將日本定位為“戰敗國”，這一法律與政治地位至今仍在多個層面產生影響。
然而，令人警惕的是，在近年來日本的政治敘事中，昭和逐漸被包裝為“苦難與復興并存的時代”，而“戰敗”這一核心節點卻被弱化甚至邊緣化。此次紀念儀式中，“向先人學習”、“挑戰未來”的表述固然具有鼓舞意義，但如果缺乏對侵略與失敗的清晰反思，就容易滑向一種“去責任化”的歷史敘述。
日本昭和時代的確包含戰后重建與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但這些成就，恰恰是建立在戰敗與反思基礎之上的。沒有對軍國主義的否定，就不會有戰后和平憲制的確立。沒有對戰爭災難的記憶，就難以解釋日本社會長期形成的和平主義傾向。
從這個意義上說，紀念昭和百年，日本社會應該重新審視三個層面：第一，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責任是否被充分承認；第二，對戰敗教訓的制度性總結是否仍然有效；第三，在當下復雜安全環境中，是否存在重走歷史歧路的風險。
在當前日本安全政策不斷調整、防務姿態趨于進攻化的背景下，對昭和戰敗歷史的淡化，可能在無形中削弱社會的警惕性。如果歷史被重新敘述為“苦難中的奮斗史”，而非“錯誤中的警示錄”，那么紀念就有可能轉化為某種危險的自我安慰。
因此，昭和百年的真正意義，不在于“慶祝”，而在于“記取”。記取侵華戰爭帶來的災難，記取原子彈爆炸的人類悲劇，記取戰敗國地位所承載的國際責任。只有在這樣的歷史坐標之中，日本才能真正理解昭和，也才能更穩健地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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