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有篇文章，講到躺平是因為被境外勢力煽動，人們都搖頭苦笑了。

一邊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一邊是一煽動就躺平了下來。

矛盾！充滿矛盾！

很多人總覺得人的主觀能動性很大，所以一生關鍵在于自己的意志和奮斗。我對此存疑。我總覺得，人跟莊稼作物差不多，收成好不好，全看是不是風調雨順。

固然再差的年景都有長勢良好的幾畝田地，再好的年景也有長得差的莊稼地，但土壤和氣候總歸是最基本、影響最廣泛的原因。

我說這個不代表我主張放棄奮斗和承擔責任，我是說對自己可以要求嚴格，但看待其他人和看待一代人還是要保持溫情。

因為，現實困難是客觀存在的。

當前中國的情況與1990s的日本并不完全一樣，但是年輕人面對的現實困難基本相同。

1 企業不招人了

日本在1993年泡沫破裂后，年輕人成為失業打擊最嚴重的群體。大企業普遍凍結崗位，企業傾向于保住既有員工，而不再擴招新人，因為，培養年輕人總是需要花費時間和成本，招聘當然是找即插即用的熟手。

因為工作難找，少有的社招崗位如同肥肉一樣被各方具有背景關系的內部人士垂涎，寒門學子更加難以獲得平等選擇的機會。

到2003年冰點，日本大學生實際就業率降低到50%，每十個畢業生就有五個找不到工作。

與此同時，政府和社會為了維持增長，對企業的容忍度增加，默認勞動者權益保護可以打折扣執行。日本于1996、1999、2004年三次修改勞動者派遣法，全面放寬對非正式用工的約束。于是，企業為了節省用工成本，各種非正式用工方式大行其道。全社會每年新增崗位招聘中，每三個崗位里就有兩個是非正式用工。

企業以勞務派遣和外包方式減輕工資和社會保險負擔，靈活機動的調整用工時間，隨時增加或者減少人手，這固然降低了企業成本，但也惡化了勞動者職場環境，對新入社會的年輕一代無異于當頭一棒。

按非正式就業雇傭的大學生，薪資僅為正式工的一半，無獎金、無晉升、無社保保障。職場的無望導致了年輕人婚育觀念的全面收縮，難以對人生做長期的規劃，管好自己就行，失去走進婚姻、承擔家庭責任的勇氣。

不久前，我們總工會披露的數據，中國靈活就業人群已達到2億，按照城鎮就業總人數計算，城市中靈活就業人口占比接近40%。也就是說，五個就業者中有兩個人將很難再獲得一份全職工作，不再有穩定的工作環境，不可能每天朝九晚五。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的求職一代遭受了持續一生的不利影響，大多數人長期被困在非正式崗位，這就導致無法積累全職工作經驗，沒有經驗又導致越是年齡增長職業競爭力越低，為此，人生陷入惡性循環。他們的薪金收入比上一代低25%，結婚率、生育率顯著下降，貧困風險比上一代人普遍更高。這些困境是現實的，而且明顯代際相關的，以至于日本對這批人正式命名為“就業冰河世代”。

“就業冰河世代”普遍出生于1970年至1984年間，他們1993年2006年間大學畢業，恰逢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后的發展停滯。據估算，陷入“就業冰河世代”困境的人數大約有800萬（換算到中國來理解，可以乘以十），截至2025年，這些人年齡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

日本政府一直關注對這一代人的救濟工作，以持續改善他們的處境。但2010年統計數據顯示，冰河世代的正規雇傭率仍然只有55%、住房自有率僅有 25%，包括薪資收入等各方面仍明顯低于其他群體。

2 大學生從事低級工作日漸成為主流

由于社會好工作越來越少，學歷貶值加劇，社會心態愈加分裂，少數上流階層更卷，廣大底層躺平。

只有如東京、帝大等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依然畢業就能獲得正規雇傭。頂級大學的畢業生依然能進入豐田、索尼等頂級大企業，或者進入中央政府和省廳擔任公務員，或者加入智庫、律所、投行，這些工作體面、穩定、收入豐厚。

但更多大學畢業生只能從事不那么光鮮的工作，普通大學畢業生超過六七成從事超市收銀、酒店服務生、保安、保潔、外賣、快遞、工廠臨時工、建筑勞務、環衛等低端服務業。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養老行業專家，我們聊到護工的來源，令我相當意外，已經有不少年輕人入行。他面試的時候都會問這些年輕人為什么從事養老護理。這些來自普通大學的年輕人們也很實在，直說就這個專業還能找到工作，其他專業學了也沒用。

那種大學畢業就能獲得干凈體面、簽固定勞動合同、下班時西服和襯衫還能保持干凈的崗位的時代消退了。

3 白領職業的增長趨緩

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之后，年輕人就業如此艱難，其中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大學擴招。

泡沫破滅前的經濟增長讓全社會對未來預期高漲，大學教育隨之擴招，日本大學生畢業人數從1975年的31萬人逐步增加到1995年的51萬人。但是擴招的大學生們恰恰在經濟泡沫破滅時迎來了就業高潮。一邊是崗位不斷在縮減，一邊是進入社會的大學生源源不絕，年輕人的艱難可以想象。

高等教育擴招增添的大學生就業困難，既不是年輕人個體的錯，也不是政策的錯，它只是人的預期與現實發生偏離的事實。

我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 版）把全部工作分為8個大類：

1、機關和、群團組織和企事業單位負責人；2、專業技術人員；3、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4、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5、農、林、牧、漁業生產及輔助人員；6、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7、軍人；8、不便分類的其他從業人員。

上述1+2+3大類即是民間所謂“白領”崗位，按照勞動統計年鑒粗測，上述白領崗位在2000 年時大約是7500萬人，2010年時約9700萬人，2018約1.53 億，2025估測約2.04 億。實際上白領崗位一直保持穩健的增長，大約2010年前年均300萬到500萬個，2010年后，年均白領崗位增加500萬到600萬個。

大學畢業生人數的變化則分為兩個階段，2007年以前，我國大學畢業生遠少于白領崗位需求，大學生畢業多個崗位可選。但2007年以后，大學生人數從逐漸增長到超過1000萬，大學畢業生人數相較世紀之初已增長到十倍，遠遠超過白領崗位的增加數量。從2023年開始，接近40%大學生無法獲得白領工作。

2016年的出生人口是1883萬，是我國近20年生育最高峰，到2038年這批孩子迎來大學畢業，大學生就職壓力將達到頂峰，或許超過一半的畢業生難以獲得體面的白領工作。

2000–2024：畢業生（官方）vs 白領新增崗位估測（單位：萬人）

年份

高校畢業生（含專科，官方）

城鎮新增就業

白領崗位新增（估算）

供需缺口（畢業生?白領崗）

2000

95.0

860

258

?163

2001

898

278

?174

2002

915

293

?159

2003

980

323

?135

2004

1059

360

?121

2005

1102

386

?79

2006

1184

426

?49

2007

1204

445

+2

2008

1113

423

+89

2009

1102

430

+101

2010

1168

467

+108

2011

1221

501

+107

2012

1266

532

+93

2013

1310

563

+76

2014

1322

582

+77

2015

1312

590

+91

2016

1314

604

+100

2017

1284

603

+133

2018

1284

616

+137

2019

1352

662

+97

2020

1186

593

+204

2021

1269

647

+179

2022

1206

627

+340

2023

1244

659

+388

2024

1256

678

+381

雖然當前出生人口已經大幅下滑，但2025年出生的800萬人口，到2047年就業時也依然高于白領崗位的增加數量。而且疊加我國人口減少的大趨勢和AI技術對中低級白領職位的大規模替代，白領崗位的增加將大幅趨緩甚至減少，大學生就業困難在可見的將來仍會持續。

對于一個年輕人而言，原本沒有機會上大學，只能以初中學歷從事勞力工作，現在雖然大學畢業但還是只能從事勞力工作，這是一個不那么美滿的事實。個人心態上可以有兩種：既可以抱怨大學白讀了，也可以慶幸自己有幸能讀上大學，如何選擇在于自我。

我個人不太贊同社會欠年輕人一份干凈體面的工作。但是，我們也理解當下的困境，人要有希望才有奮斗的動力，如果看不到希望自然就會放棄奮斗。那么，暫時的躺平休整也不失為一種不壞的選擇。

事實上，為數不少的年輕人已經勇敢的面對艱難現實，2020年美團數據，大專及以上學歷（大學生）騎手已經占比24.7%（含統招大專 / 本科、成人教育、網大、電大等）。孔乙己其實也早已脫下了長衫。

4 批判還是理解

目前，年輕一代迎來了一個不太友好的時代：由于氣候不好，長勢不良；由于長勢不良，又被批判脫不下長衫、被敵對勢力煽動（年輕人沒有掌握話語權）；越是被批判，越導致年輕人處境艱難、信心衰退，于是，又果然印證年輕人不行。

我想起我讀過一本書，《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心思敏感、文字細膩、工作認真負責，明顯是個文化人，但他在很多勞力工作中不斷輾轉。

后來我查了一下，胡安焉是1999年畢業于四年制中專，屬于最后一屆包分配的中專生，那個時代考中專的都是讀書不錯的孩子。我初中畢業時，農村最優秀的學生都是報考中專，其次才是讀高中。

然后，這些讀上中專的優等生，前腳以包分配的希望踏進校門，后腳以國家不再包分配的政策變化迎來夢碎。很多人的人生就此滑落。對于1999到2010s的中國社會來說，確實錯過大學畢業的第一步，就會很容易連續錯過后面的人生。

宏觀上一個極輕微的擾動，就改變了幾千萬人的命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人的發展依賴于時代背景，和農作物的收成依賴于氣候一樣。1990s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以后，年輕一代遭受了最嚴峻的經濟打擊，他們痛苦的承受了前人們貪婪放縱的代價，卻又被扣上了“平成廢宅”等等惡名。

日本社會后知后覺，2010年代開始意識到對這一代人應有的責任，社會輿論逐漸從批判轉向共情，關注其時代困境，主流話語正視這是一代人在經濟泡沫破滅后的犧牲，而不是歸咎于個人的主觀懶惰和意志薄弱。

房價泡沫的破滅、高歌猛進的債務積累以及勞動者境遇改善的長期停滯，沒有一項與年輕人有關。如果年輕人作出了適應不良環境的選擇，這不是選擇的錯，是前人造就的環境的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同時，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責任。

我們如果在重蹈日本年輕人發展困境的同時，又在社會文化和心理上重蹈覆轍，那是非常令人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