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邏輯學講義》說：

哲學是關于人類理性的最終目的的一切知識和理性使用的科學。對于作為最高目的的最終目的來說，一切其他目的都是從屬的，并且必須在它之中統一起來。在這種世界公民的意義上，哲學領域提出了下列問題：(1)我能知道什么？(2)我應當作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學回答第一個問題，倫理學回答第二個問題，宗教回答第三個問題，人類學回答第四個問題。但是從根本說來，可以把這一切都歸結為人類學，因為前三個問題都與最后一個問題有關系。[1]

《邏輯學講義》

形而上學：我能知道什么？倫理學：我應當作什么？宗教學：我可以期待什么？人類學：人是什么？

當然，“人”不是抽象的，其本質還是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2]

由此來看，宗教是對現世和未來的期待。這種期待，各種宗教自有不同內涵，不同途徑。中國原始崇拜具有泛神論色彩，是對現世美好生活的一種期待；作為土生土長的道教則更為具體現實，就是期待長生不老，羽化升天；佛教的期待將信徒引向來世，基督教的期待則讓追隨者仰望天堂。

《宗教實踐與中國宗教文學論文集》

如何將這些美好的期待落實到現實的土壤中，讓追隨者相信這一切并非空穴來風，這就需要文學來演繹。文學家通過善惡故事，塑造各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形象，懲惡勸善，起到獨特的作用。

宗教與文學聯姻，是宗教創立、傳播時用以吸引民眾的一個重要手段，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期待中的實踐。

在中國古代，對于天人之際的思考，除了傳統的諸子百家之外，各種宗教組織也在進行積極探索。

魏道儒主編《世界佛教通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對此已有系統的總結。有關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研究，各種專題研究論著不勝枚舉。這些著作主要關注宗教的起源、發展以及重要派別的主張和影響，對于宗教與文學的關系論述不多。

《世界佛教通史》

同樣，以往的文學史論著論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以及以《西游記》為代表的神魔小說等論題時也會涉及宗教問題，多淺嘗輒止，既不全面，也不深刻。

吳光正教授主編的十二卷二十五冊（現已出版十九冊）《中國宗教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失。

全書分為道教文學史、佛教文學史、基督教文學史、伊斯蘭教文學史四大版塊，除漢族宗教文學史外，還包括少數民族宗教文學史，即南傳佛教文學史、藏族佛教文學史、蒙古族佛教文學史，涵蓋漢語、藏語、蒙古語等語種，從宗教文學的角度系統地考察了中國人對已知和未知世界的思考并付諸實踐的過程。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最系統的中國宗教文學史論著。

所謂宗教文學，按照主編的理解，既包括占有主體性的宗教徒創作的文學，也包括雖非宗教徒創作但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場合的文學，還有文人參與宗教實踐有所感觸而創作的表達宗教信仰、宗教體驗的作品。

《中國宗教文學史》

這三類作品，宗教徒創作的文學是主體，其他兩種具有補充性、延伸性特點。依據這樣的界定，宗教文學的范圍非常廣泛，內容異常豐富。傳統的佛、道經典如《大藏經》（包括藏文、蒙古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道藏》《藏外道書》《道藏輯要》，還有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經典如漢譯《圣經》、《古蘭經》等自不必說，還有大量的民間宗教文獻業已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由此而來，由民間宗教到本土道教，再到外來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學說是如何逐漸替代中國固有的泛神論思潮，這是全編首先解決的問題。

第一卷上冊《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非常系統地回應了讀者的需要。作者深入探討了這個時期的原始宗教與原始神話、原始巫術的關系，涉及到《山海經》《周易》《老子》《莊子》《詩經》《楚辭》《淮南子》《列仙傳》《太平經》《周易參同契》等典籍，悉心梳理，從中挖掘出中國道教發展的源頭及其演變的軌跡。

《先秦兩漢宗教文學史》，劉湘蘭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8月版。

從第二卷到第八卷，一共有十四冊，論述了魏晉南北朝到現當代佛教和道教文學的發展歷史。

如果說佛教、道教文學尚有較多研究基礎的話，中國古代基督教文學研究則有很多研究的空白。宋莉華著《明清基督教文學史》（第十卷）以1582年利瑪竇奉派來華到1917年新文化運動之間，西方來華傳教士和中國基督教徒寫作、譯述的漢語基督教文學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具體分析了出自這些教徒筆下的贊美詩、公禱書、福音故事、圣徒傳記、使徒書信、言行訪談、喻道故事、基督教小說和戲曲等不同形式、不同題材的創作內容，以及這些作品所傳達出來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別具開創意義。

《明清基督教文學史》，宋莉華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22年6月版。

不論是研究本土宗教還是外來宗教，關鍵是要站穩中國立場，用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視角、中國人的標準、中國人的觀念去審視中國創造的宗教文學。這就需要拋棄西方純文學觀念，從宗教實踐的立場對中國歷史上的各大“文”類、“筆”類作品開展辨體研究。

李小榮著《漢譯佛典文學》（第一卷下冊）從佛教文學文獻入手，考察了漢譯佛經文學的發展歷程以及佛經文學研究的發展軌跡，重點分析了“經”“律”“論”三部的代表性作品。

《漢譯佛典文學》，李小榮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

關于佛教文學的口誦傳統與書面傳播、文本上的胡梵之辯與梵本崇拜，語言上的文白與雅俗均衡等宏觀問題，也列入了作者的思考，這是建立中國宗教文學體系的根本性思考，由此可以引申出很多話題。

從1999年攻讀博士學位以來，吳光正一直關注宗教文學問題。他在完成博士論文《八仙故事系統考論》前后，一路漂泊，從最北端的黑龍江到最南端的海南省，最后落腳到珞珈山腳下。

《八仙故事系統考論》

在這個漫長的行程中，他一直密切跟蹤中國宗教文學研究狀況，積累資料，總體布局，為編纂《中國宗教文學史》做準備。

為此，他從四個方面著手：

一是編輯綜合索引，最終形成全書第十二卷所收的兩套索引，即《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索引》《中國道教文學、中國基督教文學研究索引》。

二是組織撰寫中國宗教文學研究方面的綜述文章，如《百年中國佛道文學研究史論》《中國宗教文學研究述評》《中國佛教文學學術檔案》《中國道教文學學術檔案》等。

三是編纂研究論文選，有《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研討會論文集》《宗教實踐與中國宗教文學論文集》《異質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紀“佛教與古代文學”論叢》《想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紀“道教與古代文學”論叢》等論著。

《中國宗教文學史編撰研討會論文集》

四是主持出版“中國宗教文學的文化觀照”叢書，包括管佩達（Beata Grant）《重游廬山——蘇軾生命與寫作中的佛學》、磯部彰《〈西游記〉資料研究》、砂山稔《赤壁與碧城：唐宋時期的文人與道教》、夏維明（Meir Shahar）《濟顛——中國宗教與通俗文學》以及《歐美學者論中國道教文學》《歐美學者論中國佛教文學》《日本學者論中國道教文學》《日本學者論中國佛教文學》等代表作。

此外，他還常住寺廟、道觀，在向高僧大德求教相關宗教問題的同時，也體驗著不同宗教的現世期待與修行生活。

基于這樣豐厚的研學經歷，吳光正逐漸形成了編纂一套《中國宗教文學史》的構想。這種構想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宗教文學專題研究，構筑中國的宗教詩學體系，擴大一點說，搭建中國文學史的宏大敘事框架。

吳光正教授在思索建構體系的過程中發現，文學史和宗教史終究會向文化史靠攏，成為推動文化交流和文化認同的強大動力。中國歷史上的兩次南北朝時代，就是通過這種文化認同走向民族認同，熔鑄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這樣的研究就具有了更現實的意義。

《中國佛教文學研究索引》，吳光正編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從最初的研究期待到最終的研究共識，吳光正經歷了漫長磨礪。課題啟動之初，吳光正還只是一名年輕的教授，對于校外研究宗教文學的中青年學者基本上都不相識，他只能通過中國知網，廣泛聯系作者，尋找子課題負責人。在武漢大學的支持下，成立研究機構，籌備學術會議，還在《武漢大學學報》開設“中國宗教文學研究”專欄，積極推動這項工作。個中的曲折艱辛，不言而喻。

參與這套叢書的作者，都有著深邃的專題研究基礎。譬如李小榮、張培峰、李舜臣、額爾敦白音的佛教文學研究（李小榮有《晉唐佛教文學史》《弘明集校箋》等，張培峰有《宋代士大夫佛學與文學》《居士傳校注》等，李舜臣有《歷代釋家別集敘錄》，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釋家別集整理與研究”，額爾敦白音有《松巴堪布詩學研究》《奈曼托音傳研究》），趙益的道教文學研究（如《六朝南方神仙道教與文學》《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等），宋莉華的基督教文學研究（如《西方早期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珍稀資料選刊》《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等）等，都在各自的領域多所創獲。

《百年中國佛道文學研究史論》，吳光正著，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他們自發地形成這樣一個學術團隊，除了友情之外，最重要的支撐是共同的學術理想和追求。可以說，他們是用一種類似于宗教的精神從事宗教文學研究，讓人感動。

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中國宗教文學史》在2015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資助，2017年還獲得國家出版基金資助。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各級組織的全力支持，沒有學界同道的鼎力相助，要組織這樣一個龐大的寫作隊伍，貫穿這樣一種統一的指導思想，談何容易。為此，我要向他們表達敬意，表達更深遠的期待。

注釋：

[1]康德《邏輯學講義》，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5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冊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