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覓創始人俞浩最近連發數條微博，把矛頭對準了小紅書的momo機制。

他的質問很直接：這些頂著同一張粉色恐龍頭像、用著同一個名字的賬號，發布不實信息該找誰追責？如果發帖都不需要實名，這種機制“不是鼓勵作惡是什么”？

我對追覓和小紅書的恩怨不感興趣，但是作為一個評論博主，我對momo現象卻是感同身受。

很多時候，我在網上發表言論，就會有momo跑出來罵你，等你想要找他理論一番，發現他已經隱藏在momo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感覺就像你在峨眉山被一只猴子給撓了，轉回頭一看，眼前一大群猴子，根本分不清哪只是哪只。

比momo更煩人的行為是“一言不合就拉黑”：你覺得你的留言很理性，結果對方上來就罵你，等到你想反擊的時候發現被拉黑了。

那種打在棉花上的挫敗感讓人挺難受，但是人家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打一槍就跑，不沾染一點兒負面情緒。

作為互聯網老派人士，我挺接受不了這種打一槍就跑，一言不合就拉黑的做派，我還是更懷念當年在天涯社區刀光劍影的日子。

但這就是互聯網的現狀，時間長了我也學會了一言不合就拉黑。

因為有的人就是來罵你的，從沒打算跟你討論問題。你不拉黑他，他也會拉黑你，拼的就是誰手快。

但這種互聯網生態肯定不健康，它讓互聯網從“連接”走向“隔離”，讓網友們從“對話”走向“獨白”。

很多人誤以為momo是平臺設計的匿名系統。其實不是。它只是微信授權登錄時的默認昵稱和頭像——粉色小恐龍。但恰恰是這種“非刻意設計”，產生了獨特的社會學效應。

在傳統匿名論壇里，你叫“匿名用戶9527”，我叫“匿名用戶9528”，我們至少是可區分的個體。但在小紅書上，成百上千個momo頂著同一張臉、同一個名字。這就讓個體責任被徹底稀釋，形成“一mo做事萬mo當”的追責困境。

當發言者不再是“張三李四”，而是一個無差別的符號，道德約束就松動了。這不是說所有momo都在作惡，而是說作惡的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用戶選擇momo的初衷是為了保護自己——怕被熟人認出，怕言論影響現實關系，怕在公共討論中暴露真實身份。但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無差別隱身時，整個社區反而變得更不安全。

面對質疑，平臺的回應是“按照法律法規統一要求，用戶需要提交相關資料進行認證”。這句話的潛臺詞是：我們合規了。

但后臺的實名認證解決不了前臺momo泛濫的困境。只不過算法偏好爭議性內容，在“社區氛圍”和“商業利益”之間選擇了后者。

如果說momo是“我不想讓你知道我是誰”，那么拉黑就是“我不想知道你是誰”。這兩個行為的共同點，是都在用技術手段逃避社交中的摩擦成本。

拉黑通常對應四種心理機制：情緒宣泄型，用拉黑排解即時憤怒；自我保護型，用拉黑避免被否定的二次傷害；控制欲型，用拉黑維護“我的社交圈我說了算”的邊界。當然，也有理性的邊界設定型，對騷擾和惡意果斷切割。

但在當下的互聯網語境里，四種行為的外在表現完全一樣。這讓拉黑從一種“最后手段”變成了“日常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拉黑正在從個人關系管理工具，異化為公共討論中的“話語否決權”。

博主拉黑反對者，不同意見等于冒犯，評論區變成回音室；用戶之間互相拉黑，觀點不合直接斷聯，公共議題失去對話空間。

這創造了一個悖論：互聯網理論上讓所有人都能發聲，實際上卻讓每個人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只與同意自己的人對話。

把這兩個現象疊加，就形成了社交的雙向隔離——發言者不需要為言論負責，接收者不需要消化不同意見，平臺不需要調解沖突。唯一受損的是公共理性。

這源于社交過載導致的注意力稀缺。在互聯網制造的信息洪流中，我們沒有精力去理解每一個不同意見。

拉黑是最低成本的注意力管理，momo是最低成本的隱私保護。技術降低了社交門檻，也降低了我們處理社交摩擦的耐心。

最終，社交平臺從過去的“廣場”變成了如今的“包廂”。

早期互聯網是廣場——BBS、論壇、博客，所有人公開對話。現在的互聯網是包廂——朋友圈、小紅書、微信群，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當主角。

momo是在別人的包廂里戴面具發言，拉黑是把不喜歡的人趕出自己的包廂。當每個人都躲在自己的包廂里歲月靜好時，公共廣場就荒蕪了。

而當互聯網讓每個人都擁有了發聲的權力，卻沒有建立起讓每個人為言論負責的機制時，“連接”就變成了“噪音”，“對話”就變成了“對抗”。

但你又很難指責這種行為，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了足夠的挫折、壓抑、焦慮的年輕人，渴望在互聯網上找到情緒宣泄的出口以及自己可以掌控的空間。

momo泛濫和拉黑成風，都是這種渴望的癥狀。它們不是道德墮落，而是現實困境、技術架構、平臺算法、注意力經濟共同塑造的行為模式。

只不過，一個只讓人舒適、從不讓人不舒服的互聯網，本質上是一個沒有公共性的互聯網。而一個沒有公共性的互聯網，不過是無數個互不相通的包廂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