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民在給他海外親戚的信中寫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財產，公社可以為所欲為，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另一個人則告訴他的遠方親人，他正在想辦法變賣家中財產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嗎？縫紉機必須歸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經同王叔爺、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們決定盡快地把縫紉機賣掉，但縫紉機的價格太便宜了，因為賣縫紉機的人太多了。”個人存在銀行里的錢財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資”，據一個鄉下人的解釋：“把錢交給政府就是‘投資’的含義。”

本文摘自《1978歷史不再徘徊》，作者：凌志軍，出版：人民出版社，轉自：往日風

討論何時才是共產主義的開始之日，多少年來就是共產黨政治家們的職業興趣。三十八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的時候，列寧說，大約是在1930年到1940年的這段時間里，還說他們這一代中十幾歲的人們，將要親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過了十八年，也即1938年，他的繼任者斯大林保證，整個蘇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日子將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魯曉夫又說，從1959年算起，到達共產主義還要十二年。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的蘇聯前輩可能有著無數的區別，但在計算到達共產主義的時間表時，其緊迫的心境如出一轍。

不過，在農民中間，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樣的。叫農民刻骨銘心的不是時間表，而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他們一邊在山上貢獻自己的體力，一邊又在家里貢獻出自己的財產。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確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種全新的理論來引導五億農民同心協力。《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解釋說，作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點是“一大二公”。所謂“大”，即將原有的七十萬個小合作社合并；所謂“公”則是更加集體化。男人可以無牽無掛地任憑調動；女人全部參加勞動，孩子送進托兒所，吃飯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縫紉組來洗補晾曬。“這樣，原來農業生產合作社中還保留的生產資料個體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殘余，如自留地、自養牲口、自營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較大型的生產工具等等，許多地方在建立公社過程中都已轉化為公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日）。輿論一經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輸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強制，就成為黨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到這一年的秋季已經有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個。

生活在鄉下的所有官員都知道，他們未來的天堂里不會有足夠的財富供人分享，錢只能來自老百姓。可以想象，這些人幾乎都會成為“共產風”的煽動者。每一個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簡單合并，其規模大致相當于二十八個合作社。平均管理著四千七百九十七戶農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產收支的核算以及盈虧由公社執掌。所以“共產”的過程也就可以簡化為一個會議上的一個決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內之全部合作社和農家的財產轉歸公社所有。當然“轉歸”本身還要經過一些技術上的操作。最為常見的辦法，是以公社的名義發出建立若干生產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屬合作社和農家的財產人力，以為公社基地的物質來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這種辦法，制定了建設“牛場”、“萬豬場”和“萬雞山”的計劃。公社下屬各村莊，均須抽出若干人員，攜帶樹木磚瓦之類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點，建起三百零五間畜舍，然后又由農民家中牽去一百九十二頭牛、八十九頭豬和二千七百多只雞。諸如此類的建設過程，被當時的報紙稱為“白手起家”而廣為宣傳，公社兩手空空的領導者們，也的確是在一夜之間即可擁有財產萬貫。農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鍋筷、雞鴨豬狗，均為“共產”的對象。按照薄一波的回憶，是“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

薄一波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敢這樣說的，而農民們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財產被充公。當然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聽到。

一個農民在給他海外親戚的信中寫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財產，公社可以為所欲為，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另一個人則告訴他的遠方親人，他正在想辦法變賣家中財產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嗎？縫紉機必須歸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經同王叔爺、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們決定盡快地把縫紉機賣掉，但縫紉機的價格太便宜了，因為賣縫紉機的人太多了。”個人存在銀行里的錢財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資”，據一個鄉下人的解釋：“把錢交給政府就是‘投資’的含義。”甚至連親友寄來的錢也常常不能如數拿到，一個農民告訴他的海外親戚：“寄來的錢，只有一小部分給了我們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這種情況引起海外華僑的憤怒，以至于政府高級領導人也不能不表示關注。廣東省省委書記陶鑄于是保證，所有銀行存款和華僑的匯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誰也沒有說過地里長著的糧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時節，莊稼收回晾干，這是占有農家財產的又一次機會。于是官員們開始征購糧食。老百姓萬般無奈之下，或者隱瞞產量，或者堅持不肯出賣，以保衛自己的勞動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隊，以為官員所謂“購糧”就真的是“購”，于是賣出十二萬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糧款均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書記陶魯笳后來驚訝地發現，他領導的這個省，農民在這個秋天里出賣產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員拿走一半，用以“大辦鋼鐵”和“大辦水利”。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進一步調查的結果證明，那個冬天全國從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錢多至三十億元。“如何還清這筆賬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澤東報告說。事實上，不僅沒有還，而且無償剝奪農民的行動還在繼續。到1961年，二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個人民公社欠下農民的這筆賬，就已經不是三十億，而是二百五十億，平均欠每一個農戶二百五十元。

這種充滿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鄉下農民無數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個跑馬鄉公社，地屬湖北省當陽縣。有一天公社黨委書記宣布，11月7日，將是社會主義結束之日和共產主義開始之時。這樣算起來，所余時間就不是三年而是三個月。這位書記甚至來不及為他的共產主義作一首詩，只是向他的農民解釋說；“共產”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雞我可以抓來吃掉；這個隊種的菜，那個隊可以挖出抬走；連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兒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兒你也可以牽走。他這一番話講得老百姓如癡如狂。會議結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東西便直奔當地享有富名的農家。失去控制的鄉民接著將眼睛轉到別人的老婆。不過，黨委書記對于“共妻”這一條還不敢即刻亂來。他宣布，老婆還是自己的，但此事關系重大，任何人不能擅自做主，只能暫時保留，以待上級的批準。

老婆仍然“私有”，但是卻必須全部離開鍋臺炕沿，走出家門。此項方針的主旨是解放婦女，以使更多的人到耕地上去勞作。孩子真的進了托兒所，老人也有敬老院可以容身。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公共食堂。所有的報紙都說這是讓婦女從家務負擔中解放出來的好辦法。《人民日報》還說，河南省辦了三十二萬個公共食堂，就解放了六百萬個婦女。

公社食堂里面正在實行免費吃飯的制度。還有的公社實行了“各取所需”，吃、穿、住、教、醫、葬、理發、看戲、取暖、結婚之類，統統免費。當時的輿論一致認定，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萌芽”。黨中央在那一年10月發布指示，要農村盡其可能舉辦公共食堂。這一指示鼓舞了農民不勞而食的心理。在中國傳統戒律之中，“食”乃是“天”的象征。如果萬民對于吃飯一事能夠無憂無慮，在古在今都是為政者值得自豪的業績。所以，官員和百姓在這里獲得了暫時的一致。在中央指示的當月，公共食堂即增至二百六十五萬個；到了這一年的年底，已有三百九十一萬個。每天有至少四億人在同一時間走進食堂里面去。有人卻一邊吃著不要錢的飯，一邊念著一首順口溜：

休息鐘聲響，

我們進食堂。

吃了一口飯，

沙子滿牙床。

品嘗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雙筷，

又去春耕忙。

“吃飯不要錢”的建議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提出，時為1958年8月。看來這喚醒了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對于率領農民征戰南北的輝煌時代的回憶。毛澤東在看到安徽省一個公社的食堂之后，興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既然一個食堂可以這樣，那么別的食堂也應當可以這樣。差不多同時，劉少奇在江蘇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給制度的重新出現。他幻想著“人們不管報酬多少，不管有沒有定額，他們總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時代已經到來。報紙的社論以豪邁之情宣布說“公共食堂前途無量”。財政部長李先念向以謹慎著稱，到這個時候也認為實行供給制度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偉大事件”。

今天稍有常識的人一定會看出這種說法的荒唐可笑。但是在當時，人們卻是深信不疑的，這自然是起因于對形勢的樂觀估計。

不消多說，對于生產“樂觀的估計”是人民公社誕生伊始的一大特征。公社的官員們不遺余力地將合作社和農民自己的財物收歸己用，但這畢竟不同于強盜的掠奪財物。強盜的掠奪一經得手，即可呼嘯而去，人民公社卻要將集中起來的財物用來生產更多的財物。當日所有的人都會知道“按需分配”是“共產主義天堂”里面一個最美好的夢，即使大字不識一個的鄉下人也會振振有詞地念叨“要吃有吃，要穿有穿”這一句話。但是，如若物產沒有出人意料的增長，以滿足人們膨脹的欲望，又焉能讓夢想成真？

在1958年盛夏到來的時候，各種各樣的記錄都在證明，這種樂觀的估計已經從共產主義時間表的設定，轉移為農作物的產量。接著就發生了我國歷史上一次極為離奇的騙局。

虛假的局面是以現代科學的統計方式來造就的。最初發生在1958年6月，幾乎全部圍繞著土地上的產出展開。遂平、襄陽、魏縣、谷城、臨漳、光化、商丘、輝縣、安國、徐水、西平、汕頭、貴溪、閩侯、麻城、孝感、繁昌、郫縣、壽張，諸如此類的小縣，都在夸耀自己的高產。高產已經成為整個農村的特色，糧食畝產紀錄每一天都在創新。6月8日這一天，最高紀錄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公社的手中，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為河北省魏縣打破，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紀錄又在各個地方的競爭中一路上揚，16日為一千三百三十二公斤；18日，二千二百零六公斤；23日，二千三百四十四點五公斤；這一個月的最后一天，為二千五百五十一點五公斤。到了7月，紀錄又連續四次被刷新，畝產高達四千四百公斤。8月的紀錄，由七千五百公斤增至二萬一千五百三十七點五公斤。9月1日，《人民日報》說，河北省徐水縣的一畝小麥可以收獲六萬公斤，另外有一畝山藥可以收獲六十萬公斤。事情已經離奇到了這個地步，然而卻遠未登峰造極。最高紀錄在兩周以后為四川省郫縣打破，18日，他們說自己的水稻畝產為四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點五公斤。

這時距人民公社的成立還不過一個月，但是沒有人會否認這是黨的人民公社方針的成就。幾乎所有的人，官員、記者、學者、詩人、政治家，甚至最有名望的科學家，都在推波助瀾。國務院某位副總理在報紙上證明說，自己在廣東省番禺縣，親眼看到了畝產五十萬公斤番薯、三十萬公斤甘蔗、二萬五千公斤水稻的事實。詩人們也欣喜若狂，寫出無數頌歌，把鄉下的土墻貼得花花綠綠，其中一首這樣寫到：“一棵玉米沖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嚇得月亮直彎腰”。另一首是：“稻粒趕黃豆，黃豆賽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過，看來還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絲懷疑。他們說，植物不可能無限制地生長。于是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駁“糧食增長有限論”。毛澤東開始信以為真，他聽了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的一面之詞，就連連感嘆“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糧食？”另一位科學家這時候不失時機地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這項研究雖然沒有證明增長可以無限，但卻證明，稻子或者麥子都具有畝產二萬公斤的潛力，只要讓它們把太陽輻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百分之三十，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這樣一些數字，就可以對當時共產黨內彌漫著的樂觀氣氛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糧食的年度產量計劃，原來指定為一千九百六十億公斤。夏天，政治局發表的會議公報說，糧食的產量將遠遠不止這個數字，而是三千到三千五百億公斤。秋天的幾個月里，整個國家都籠罩在一種更加熱烈的氣氛中，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宣布全年的糧食產量將會達到四千億公斤，甚至五千億公斤也有可能。不過，如此離奇的數字終于使毛澤東產生疑心：也許糧食的產量中真的包含著虛假的部分？他召開一系列會議指責干部中間的撒謊行為，主張將這些數字經過折扣之后再予公布。但是盡管如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仍然相信糧食的產量將是三千七百五十億公斤，把這作為本年度的最后統計予以公布，以證明人民公社的一鳴驚人。但是，八十四位中央委員、八十二位候補中央委員和三十個省市區的書記們，誰也不會想到，實際的產量只及這個數字的百分之五十二。更不會想到，這里面埋藏著日后農村的可怕的饑荒。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來夸耀農業的增產，表明了那個時候的農業方針乃是一種愚昧與虛偽的混合物。但如果認為黨的領袖們只是熱衷于虛幻的神話，而對自然界的客觀屬性一無所知，也不符合實際的情況。毛澤東本人出身于農民，對于作物的生長過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視鄉村的時候，就常常說起技術在種田當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應當深翻，種子應當密植，這些話后來被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歸納為“八字憲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種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終其一生，毛澤東始終認為精神力量之重要遠遠高于技術的因素。

但事實上，任何科學技術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鬧劇。比如，在“深翻土地”的號召之下，基層的官員們就會動員社員將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結果，是讓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滿種子，竟在每一畝土地上播種數百公斤，日后種芽發起，重重疊疊，先是將整塊土地頂起，接著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們許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糞便加以蒸煮，壘成無數圓錐體或環形、梯形，再以薄士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纖細竹管插入，順管孔澆水，催動肥料發酵，以釋放種種氣體，養育表層土壤和作物。這最為常見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滿足人們的增產欲望，

于是又附之以種種非常措施。比如為每棵莊稼注射若干毫升的營養液體，這種液體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長素或者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在所有幻想和發明中，以徐水縣大田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高玉生的發明最為聳人聽聞，他將帶血的狗肉煮爛，以肉湯澆灌作物。據說此種肉湯可使玉米每株結穗十棵，使谷子穗長五寸。所以一時風行鄉間，狗跡幾絕。

但是，為人民公社的種種奇跡作出犧牲的決非僅是狗，還有其它生物。陜西省蒲城縣的一個發明是改變雞的習性，讓公雞履行母雞的職責去孵化小雞，以使母雞騰出更多的時間來下蛋。在這個實驗中公雞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樣地喝下兩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農學院畜牧系的六位學生用大致類似的辦法完成了另外一項創造。他們對一頭豬施以手術，將其耳朵、尾巴、甲狀腺和部分胸腺割去。豬的照片后來掛在北京的農業展覽館中，其禿頭禿尾之狀慘不忍睹。但是照片說明寫道，這種“四割法”使這只豬在一天之內增膘九點五公斤。所以它是學生們向國慶九周年敬獻的禮物。

這些事實證明，科學與愚昧斷然沒有可能在同一個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學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學也變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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