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宣傳畫

“大躍進”親歷記

——面向未來以史為鑒

作者｜徐俊

原載｜汨羅市政協網2013年1月29日

選自｜《各界》雜志2014年第4期

1957年11月，基于“反右派斗爭取得全面勝利”，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目是《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社論認為“我們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第一次提出“大躍進”的口號。毛澤東看了后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予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位科學家。”接著，“大躍進”如狂飆海嘯，一時間席卷全國。

一

就在這時候——1958年4月，我們一行8人，從機關（湖南省湘陰縣機關——編者注）下放到縣委主辦的重點農業社——金星農業社參加勞動鍛煉，和社員一道同吃、同住、同勞動，即“三同”。其用意，一是改造思想；二是通過“大躍進”考驗，為“大躍進”推波助瀾。

這個農業社是個高級社，有13個生產隊，約1,000多人，相當于一個村的規模。

所謂高級社，就是比原來由幾個互助組組成的初級社規模更大，組織更嚴密，管理更完善的合作社。

我住在13生產隊隊長家里。隊長叫李四云，他排行第四，人們又叫他李四。隊長的家是貧農，全家5口人，老娘80多歲。我每月交生活費10.5元，糧票24斤。從當時的幣值來看，一月10.5元不算低，隊長家也滿意。隊長是個好心人，為了證明我勞動積極，無論干多干少，每天在我的記工本上計10分工，加上晚工，一個勞動日記15分工，有時甚至20分。我們就憑這個記工本向機關領導匯報成績。

我們來后，雖然人地生疏，但我們是縣里“發配”來的，社員并無異議。后來混熟了，跟我們無話不談。不過，他們總認為，下放到農村來勞動的干部一定是思想不好。如果你文化程度高，他們自然會想到家里不是貧農，因為貧苦農民家無錢讀書。他們也不盤問我們的底細，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第二天，我們即刻和社員一道出了工。到底是個“干腳鴨”，勞動起來十分吃力，挑一天擔，肩痛腳也痛。

二

因為金星農業社是縣委的重點社，“大躍進”的號角首先在這里吹響了。

所謂“大躍進”，用當時的話說，叫作“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并提出要在15年內趕上美國，超過英國，亦即“超英趕美”。為了掀起“大躍進”的高潮，領導者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夫。首先是大造聲勢，號召大家“樹雄心，立壯志，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還宣傳什么“雞毛可以飛上天”。社員聽了，著實有點緊張，都有一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的悶熱感。他們都抱著一種“等著瞧”的心態。

為了發動社員投身到“大躍進”運動中來，首先是宣傳鼓動。宣傳的方法，除開大小會議學文件聽報告外，就是寫標語，用文字進行宣傳。我們8個人，都是機關部門來的，都有點文化，于是分配我們做宣傳。白天到生產隊勞動，晚上提著馬燈，打著火把，用石灰水，在山坡上、田埂上、社員住房的墻壁上、門板上，寫前人連想也不曾想過的豪言壯語：“深耕三尺，畝產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頭可斷血可流，畝產3萬斤不可丟”，等等。

除口號鼓動外，還要樹榜樣，說什么“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不過，“大躍進”運動剛開始時，人們還不太愿意去胡吹亂嗨，同時也沒有出現創造“奇跡”的人和事，沒有什么榜樣可樹，于是就號召大家學古人：學黃忠，學趙子龍，學羅成，學穆桂英。口號是：老人賽黃忠，青年賽子龍，少年賽羅成，婦女賽過穆桂英。

還有一項宣傳是打山歌，全社在男女社員中，挑選了一批“歌手”，經過培訓后，每逢上級和外來人員檢查參觀時，就安排到田間和山上打山歌。山歌的內容，自然不是什么哥哥妹妹的情調，都是歌頌“大躍進”和為“大躍進”造勢的新詞。

為了造成一種“熱氣騰騰”和“干勁沖天”的氣氛，有時還在晚上組織社員上山打吆喝——放開喉嚨喊“喔嗬”。雖然大家帶來了生產工具，名之為出晚工，但并不勞動，鬧騰到深夜后，年輕姑娘們一路打打鬧鬧回到了家里。上了年紀的人，特別是老年人滿臉不高興，回到家后，默無聲息，摸到床頭，倒頭便睡。

除口頭文字造勢后，還有硬的一手——“大批判”，批資本主義，又叫作“大批判開路”。社員們都知道大批判的滋味。因為“氣候”異常，都奮不顧身地投入“大跨進”。干部說什么社員就干什么。正如現在的一句戲言：跟著感覺走。

為了推波助瀾，文藝界的“熱心人”都爭相起哄。有位大文豪還發表了一首趨時之作《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下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嶺開道。

我來了！

（該詩句最早出現在1958年陜西安康某水庫工地，最初為勞動號子形式，后被郭沫若、周揚編入《紅旗歌謠》——編者注）??

有人點題說“我來了”的“我”就是貧下中農，說貧下中農要改天換地。

接下來，便是“放衛星”。中國發射衛星雖然是1970年代的事，但1958年即有了“放衛星”這個詞語。大概是從國外移植來的。那時可以任意地放。什么“一個月消滅蒼蠅”，“三個月消滅蚊子”，“半年消滅孑孓”等等。這“三個消滅”是1958年從湘陰縣縣長武印樓的名字發了布告的，我親眼在范家園車站拜讀過。

三

由于謊禍愈演愈烈，做領導工作的，凡是到了第一線的，做任何事，出任何主意，都得“大膽假設”，但絕不“小心求證”。糊涂人跟著起哄，明白人假裝糊涂。

1958年4月的一個晚上，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縣委駐社工作組召開了一次“現場放衛星”大會，又叫作“比武大會”，也叫作“打擂臺”。

參加大會的，除本社社員，還有鄉干部和鄰社基層干部。這天晚上，由于氣候的襯托，大會的戰斗氣氛顯得更加濃烈。會議一開始，從縣里趕來參加會議的領導，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號召大家打破右傾保守思想，敢想敢說敢干。領導講話后，要求參加大會的鄉干部、社、隊干部“打擂臺”。一時間，打起了口水大戰。有保證畝產稻谷1萬斤的，有保證結個南瓜1噸重的，有保證畝產紅薯5萬斤的。最勇敢的保證畝產稻谷3萬斤，奪得了“比武大會”的冠軍，縣里領導當場表揚。

說來也奇怪，這些超乎常理的大話謊話，居然無人提出質疑，好像一下子換了人間，都嚴肅認真地以假作真。我所在的生產隊長李四，在“比武”前問我：“老徐，我報個畝產萬斤要得不？”我說：“你想報多少，你自己決定，你是隊長。”他知道我不便做這個主。他鼓足勇氣，報了個畝產萬斤，話音未落，即躲到人群中去了，竭力回避人們的眼光。他一下子成了害羞的小姑娘。

隊長是個辦實事、講實際的人。散會后，他滿臉不高興，回到家里后，他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他哭喪著臉對我說：“老徐呀！剛才我在大會上保證畝產稻谷1萬斤，是打擺子發高燒。”我聽了只好默然。

“比武大會”開過后，社員們都私下告誡說：“不要說話，只認做事，要你圓就圓，要你扁就扁。”他們不少人違心地“響應號召”，深耕時，把田底的堅土翻卷了過來，全部搬走，然后再鋪上一層熟土。耕作時，連泥帶水深及大腿。有位社員，仗著自己是貧農，站在田埂上罵開了：“我作一世年的田，冇看見過埋這號空人。”當天晚上，開會批斗，說他破壞“大躍進”，還挨了一頓飽打。

四

搞“大躍進”，無非是要多打糧食。要多打糧食，總少不了肥料。人們雖然被“浮夸風”吹得昏昏然，但沒有人說種田可不用肥料。可在那時，種田所缺的就是肥料。因為刮“共產風”時，說什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搞平調，前人謂之“大同”。所以雞鴨宰了，豬沒人喂了，人畜糞少了。那時又無化肥。怎么辦？不知是什么人，想出了一個使人十分反感的主意——刨墳。有人嘰之為“挖祖墳”。

1958年7月，時值盛夏，驕陽似火，我們8人，每天和社員們一道上山刨墳，劈開棺木取出枯骨，運回社里辦的肥料加工廠，制造骨肥。有一座墳，據老人說已埋葬了70年之久，挖出來后，尸體仍未腐爛，膚色仍像死時一樣。我們只好重新掩埋了。

由于天氣炎熱，（刨墳時）惡臭難聞，即使戴上雙層口罩，也要使你的五臟六腑翻江倒海。這些死人絕沒有想到，他們死后的尸骨，會被他們的子孫從地下挖出來，制成肥料，施放到他們留給子孫的稻田里，多打糧食，供他們的子孫享用。

五

放“衛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種“試驗田”，放“高產衛星”。

1958年8月，（湘陰）縣委楊書記在金星農業社放了個畝產3萬斤的“衛星”。

試驗田選在通往縣城的大路旁。他先是發動社員將各生產隊積存的數百石土雜肥和少量人畜糞挑入試驗田，還從縣里調撥300斤白砂塘撒入田中。田里的泥土被搗成了糊狀，然后將15畝長勢良好的晚稻禾苗移栽到面積僅3畝的試驗田里。

由于移栽時禾苗根部被損壞，移栽后，過度擁擠，幾天之后，開始枯黃。盡管社員都把風車抬到田邊鼓風，亦無濟于事。20天后，禾苗大部腐爛了。

試驗田雖然失敗了，為了應付縣里驗收，晚稻收割后，又利用一個晚上，組織部分生產隊的社員，將已經收割的糧食挑運到一個指定地點，以備驗收。我們也參加了挑運。三天后，縣里來人過磅驗收，楊書記的試驗田畝產超過萬斤。

“五風”越亂越烈，及至后來，農業耕作的季節也被改變了，寒冬臘月，冰凍下雪，也要下田作業，腳的毛細孔凍得鮮血直滾。我們中有一位讀過老學的先生，一邊發抖，一邊哀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為荒唐的是，吃完年飯浸禾種。

金星農業社還刮起了“共產風”——建立“共產主義”。社員們一頭霧水，不知要建什么“共產主義”。他們猜測并四處打聽。頭一個聽到“共產主義”的是13隊一個70多歲大字不識的嚴二娭毑。她的侄兒從湖北走親戚回來，悄悄告訴二娭毑，說“共產主義”到了湖北。

有一天，我到二娭毑家坐了一會兒，她見周圍沒人，神秘兮兮地將嘴附著我耳邊小聲地問我：“老徐呀！我哩二侄伢子從湖北回來，說‘共產主義’到了湖北，你聽說了嗎？”我回答說：“沒聽說。”她又問我：“你看會不會到我們這里來呀？”“不知道，”我又回答說。后來二娭毑串門時，又告訴了饒舌的韓二嫂，“共產主義”到了湖北的消息也就不脛而走了。

幾天之后，又傳出了一個嶄新的消息，說“共產主義”到了城關鎮。消息傳開后，有的人就跑到城關鎮去看“共產主義”，他們到處打聽察看，然而，街市依舊，什么也沒看到。真是“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六

“大躍進”刮起來的“共產主義”，乍聽起來好像是笑話，但也并非無稽之談。金星農業社確實實行了一陣子“共產主義”。

第一件事是辦公共食堂。干部宣傳說辦公共食堂是過“共產主義生活”。并說它有兩大好處：一大好處是，將幾千年來自由散漫慣了的農民集結到一塊，可以樹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共產主義思想；第二大好處是能將廣大婦女勞動力從灶臺下解放出來，投入農業生產。一時間，每個生產隊都辦起了公共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就餐。我所在生產隊的食堂大門上還貼了一副門聯：“巧煮千家飯，溫暖萬人心。”橫聯是：“吃飯不要錢。”

食堂辦起來后，糧食消耗很大，因為吃的是不要錢的飯，于是敞開肚子吃，人均每餐煮一斤米還不夠吃。不到5天，吃不下去了。因為糧食消耗太大，只好改為按勞力強弱定量分食。甲等勞力每餐半斤（16兩制），乙等勞力每餐6兩，丙等勞力每餐4兩，小孩和老人每餐3兩。由于定量少，社員們一日三餐后，總是處于饑餓感。定量分食不到兩天，都喊吃不飽。加之集體的糧食所剩無幾，只好讓其各自回家，重起爐灶。這個公共食堂不是政策規定解散的，而是辦不下去，社員稱之為“散伙”。

第二件事是實行軍事化。社隊按連排建制，社為連，隊為排，社長稱連長，支部書記稱為指導員，隊長稱為排長，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就吹哨到禾堂坪里集合，操演齊步、正步、跑步，還喊“一二一”。農民終歸是農民，吹破了口哨，他們都還在床上或在家做家務。到了操坪，席地而坐扯亂彈，抽旱煙。

出工收工，開會學習，規定必須步調一致。一切動作以吹口哨為準。開會還要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走親戚必須請假。不準上市販賣，一經發現，以搞資本主義論處。屢教不改的，劃為“資本主義分子”。家庭種養業，必須統一安排。自留地人平一厘。

還規定相互之間要稱“同志”（“五類分子”及其子女例外），做子女的有時稱“爸爸同志，媽媽同志。”有位小孫子叫爺爺為“爹爹同志”，被爺爺瞪著眼睛罵了一頓，以后這家做子女的再不敢稱長輩為“同志”了。

有一次一群社員坐在一塊扯閑談，七嘴八舌編出了四句順口溜：“出工一路行，都喊同志們，做事要發狠，不準磨洋工。”其實，在那時候，除了動嘴不動手的支部書記和社長，都磨洋工。因為社員們都不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是被強行編在一起的“國家農民”，他們沒有了勞動剩余和自由。他們天天都得出工。一是紀律制約；二是不出工掙工分不給糧食。不過，這種勞動，社員稱之為“打大跎”，都跟著混。

第三件事是上夜校學文化，又稱“農民大學”。除“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外都得上“大學”。然而，這也是一件難辦的事。因為社員每天要干將近16小時之久的農活，農忙時還要出晚活，一天下來，疲憊不堪。年老體弱的不肯來“夜校”；年輕的，來了“夜校”也坐著打瞌睡，老師講了無人聽。不久之后，也只好作罷。有的人提出來：如果硬要我們來，隊上要開一次夜餐。這當然辦不到。

七

“大躍進”歷經三年，給農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大概是不得不作點自我批評的緣故，于是將“大躍進”貶稱為刮“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將刮風的干部稱之為“五風干部”。他們大部分人挨批評、挨斗，少數人被關進了監牢。這一招雖然幫農民出了口氣，但這是“馬后炮”。其實沒多久，這些“五風干部”都官復原職，他們和農民一樣，享受了幾年的“休養生息”。因為這些“五風干部”是“代人受過”。不過，農民的傷痛則永遠無法撫平了。

這五股風的表現形式是可怕的，給農民造下的后果是慘烈的。

“共產風”它所標榜的是“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的最高綱領，誰也擔待不了反對共產主義的罪名，因此，農民對那種被扭曲了的“共產主義”不得不保持沉默。其結果，這種“共產主義”破壞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使農民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浮夸風”是從上至下勁吹起來的。首先吹起來的是河北省的徐水縣，它領先發出了“吃飯不要錢”的口號。1958年8月4日，毛澤東來到了徐水，縣委書記向他匯報糧食生產時，說全縣小麥畝產已達到2,000斤，還要放大衛星達到畝產12萬斤。毛澤東擔心糧食用不完，鼓勵農民每天吃五餐，將耕地輪休。（相關閱讀《》）

訊息傳到全國后，各地爭相說假造假。由于胡吹亂嗨，把沉重的社會危機掩蓋了。政府竟依此用超征購的辦法，將農民手中本來就不夠吃的糧食拿走了，造成了“餓殍載道，哀鴻遍野”。據2005年4月1日《湘聲報》第3版披露，1959—1961年三年時間，全國非正常死亡的人達4,319萬（農民4,030萬，城市298萬）。

“強迫命令風”比比皆是。干部和積極分子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們的“殺手锏”就是批斗。批斗的方法少不了打、吊、跪。批斗時，社員們站在周圍，被斗者站在中間，打手們實施刑罰，就像當年鬼子用刺刀逼迫群眾交出八路軍一樣。許多基層干部明知自己的行為是無法無天，但他們也知道，已經上了這股道，不能往回走了。如果不無法無天，就必須違拗他所依附的人的無法無天而落個自己所不愿看到的下場，因此，只好昧著良心無法無天。

“干部特殊風”是不受制約的權力派生出來的。干部領導群眾，指揮群眾，可以任意批斗群眾，可以打罵群眾，可以扣飯，可以扣工分。社員尤其害怕扣飯。正因為這樣，干部可以享受各種特權。別人的老婆因饑餓失去生育能力時，享有特權的人的妻子照樣生崽，因為他們沒有饑餓。他們可以打著檢查工作的幌子到任何食堂吃飯，而且可以吃到社員們無法吃到的好飯好菜。他們還可以充分享用社員們因饑餓摧殘而早已置之腦后的性事。

“瞎指揮風”遍及全國上下，用現在的話說叫作不按科學發展觀辦事。破冰下田耕作，吃過年飯浸禾種。1958年湘陰縣號召農民吃過年飯浸禾種，播下去的9.42萬公斤的種子全部爛掉了。為了解決缺肥的難題，發動社員上山挖祖墳制作骨肥。由于農民害怕挨斗挨打，只好捧著一顆滴血的心，忍氣吞聲任其胡鬧。

那些為“大躍進”出謀劃策的，為“大躍進”打前鋒的，主要的不是出于無知，而是為了依附強勢，使自己不被這股惡流淹沒，于是昧著良心干不要良心的事。

“大躍進”是權力的濫用。由于權力沒有制約，加上狂熱無知，于是異想天開，游戲國家和人民。在一個建國不到10年且百孔千瘡的國家里，企圖在15年內趕上美國超過英國，建成人世間最美妙的“烏托邦”，創造出無與倫比的歷史奇跡，結果適得其反。

1962年1—2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用“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對與會者加以撫慰，可惜的是，那些與會者都不是饑民。

【作者簡介】

徐俊，1928年出生，湖南省汨羅縣人。1957年在湘陰縣機關被劃為“右派”，1978年平反后回汨羅縣工作，在汨羅當過兩任副縣長，一屆政協副主席，1990年退休。

向讀友們推薦 《“大躍進”親歷記》，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這本書不是一本冰冷的歷史教材，而是一群親歷者的“記憶碎片”：有干部在“放衛星”“反瞞產”運動中的沉痛悔悟，有農民在大食堂和大饑餓里的無奈嘆息，更有政治狂飆中無數人命運的沉浮漂零，每一個碎片都帶著疼痛，照見那個時代的極致荒誕，也照見人性的極端掙扎。

有人說，“大躍進”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可《“大躍進”親歷記》告訴我們：這段歷史不該被遺忘。當我們回望1958年的大狂熱與隨之而來的大饑餓時，我們不是為了批判誰，而是為了記住：永遠不要讓口號代替現實，永遠不要讓熱情代替理性，永遠不要讓權力代替人性。

這，或許就是這本書最珍貴的價值。它不是一本“控訴書”，而是一本“教科書”，它用一個個真實得讓人懷疑的故事，教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如何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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