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經濟的韌性主要依賴三重支撐：一是中美“雙核穩定器”的托底作用，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帶來的再分配效應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的結構性對沖，三是以防務支出為代表的財政擴張形成的短期支撐。但與此同時，增長的隱性代價亦在累積。進一步看，全球宏觀政策環境正由協同走向分化，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亦出現背離。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的變化，正是全球經濟從“全局最優”走向“局部最優”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映射，這也反映了全球生產體系在供應鏈區域化、庫存調整及價格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工銀國際宏觀分析師周燁，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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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2026年仲春，全球經濟再次行至十字路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4月14日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全球經濟繁榮表象之下的結構疲態與動蕩之中的韌性邊界。報告開篇即指出，全球經濟正再次經受嚴峻考驗，IMF下調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0.2個百分點，以反映逐漸顯性化的地緣風險擾動。從絕對水平看，增長預期仍然處于歷史中樞附近，也意味著若沖突持續時間可控，全球經濟仍然具備一定的修復能力。相比于總量的整體穩健，全球經濟增長結構則加速分化。地緣政治壓力對不同貿易結構經濟體的影響有所不同，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內部亦出現分層。

當前全球經濟的韌性主要依賴三重支撐：一是中美“雙核穩定器”的托底作用，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行帶來的再分配效應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的結構性對沖，三是以防務支出為代表的財政擴張形成的短期支撐。但與此同時，增長的隱性代價亦在累積。進一步看，全球宏觀政策環境正由協同走向分化，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亦出現背離。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的變化，正是全球經濟從“全局最優”走向“局部最優”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映射，這也反映了全球生產體系在供應鏈區域化、庫存調整及價格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

地緣政治亂局再起，增長結構分化加劇

IMF在報告中指出，從總量上看，IMF下調了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0.2個百分點到3.1%，反映出地緣政治沖突對全球經濟運行的邊際擾動。這一數值仍然處于歷史中樞附近，也意味著若沖突持續時間可控，全球經濟仍然具備一定的修復能力。地緣政治壓力對不同貿易結構經濟體的影響有所不同，低收入商品進口型經濟體受到的沖擊尤為嚴重，主要表現為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以及本幣匯率貶值。

與2026年1月發布的報告相比，IMF下調了低收入凈能源進口型經濟體2026~2027年期間的累計增長預測0.5個百分點、能源進口型發達經濟體0.2個百分點，而凈能源出口型經濟體的預測則上調或維持不變。具體來看，雖然發達經濟體2026年增速預期保持不變，但分化顯著。歐元區2026年增速預期整體下調了0.2個百分點，德國、法國、意大利分別下調了0.3、0.1、0.2個百分點，英國下調了0.5個百分點，而G7（七國集團）和歐元區以外的發達經濟體增速預期則上調了0.6個百分點。分化特征在新興市場也有所顯現。中東地區2026年經濟增速預期下調了2.0個百分點，其中沙特阿拉伯增速預期下調了1.4個百分點，顯示了地緣風險的直接沖擊。而印度、巴西2026年增速預期則分別上調了0.1和0.3個百分點，拉丁美洲整體上調了0.1個百分點。

經濟增長韌性猶在，隱形透支代價漸顯

雖然階段性壓力已經顯現，但是根據IMF數據，全球經濟“弱而未衰”的復蘇基調并未發生實質性動搖，其韌性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全球經濟的“雙核穩定器”依然有效。作為全球第一、二大經濟體，2025年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增速均超預期。本次展望的參考預期中，中美2026年的增速預期均下調僅0.1個百分點。其二，外部沖擊呈現出典型的再分配效應。以大宗商品價格上行為例，其對進口型經濟體構成成本擠壓的同時，也同步改善資源出口國的貿易條件與增長動能。在此消彼長的結構性對沖下，全球整體增長并未出現趨勢性塌陷，復蘇仍維持在相對穩定的區間內。其三，財政擴張，尤其是防務支出的系統性上升，正在成為支撐短期增長的重要變量。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同時亦是構成中長期風險的主要來源。從機制上看，其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名義乘數”效應。防務支出在短期內能夠通過訂單擴張與產業鏈傳導提振需求，但本質上更多體現為資源在部門間的再配置，而非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二是財政約束的顯著弱化。報告中提到，歷史經驗顯示大規模防務擴張通常持續約兩年半，并伴隨約2.6個百分點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擴大及三年內約7個百分點的公共債務上升，財政可持續性面臨侵蝕。三是社會支出的擠出效應。在財政資源向防務傾斜的背景下，教育、醫療等長期生產性支出往往被壓縮，從而對長期潛在增長形成隱性透支。

宏觀治理協同弱化，經貿邏輯悄然重塑

在經濟結構分化與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全球政策也呈現出明顯的分化趨勢。一方面，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路徑分歧加大。通脹壓力下美國維持相對高利率，而歐洲以及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不同的經濟約束，全球流動性環境難以同步。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在各國的作用也出現錯位，美歐持續財政擴張，而部分新興市場則被迫收緊，以應對匯率與資本流動壓力。各國經濟周期與結構差異不斷擴大，使得全球政策協同失去現實基礎。IMF雖呼吁加強政策協調，但現實約束仍然掣肘。

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的變化，正是全球經濟從“全局最優”走向“局部最優”在實體經濟層面的映射。參考本次IMF發布的展望，2025年全球貿易增速達到了5.1%，遠高于3.4%的經濟增速。從結構上看，這反映了全球經濟運行機制正在進行深層調整。從需求端看，雖然部分經濟體內生增長動能趨弱，但在成本上行與地緣沖擊約束下，本土供給能力同步受限，導致對外部供給的依賴上升。從供給結構看，貿易增速的上行更多反映了供應鏈從全球化走向區域化。在地緣政治約束與產業安全訴求上升的背景下，全球生產體系正由效率導向轉為安全導向。友岸外包、區域化布局以及多節點分散生產，使得同一產品在跨境流轉中的環節增加，從而推高貿易規模。從經濟主體的行為層面看，貿易數據中亦包含了庫存調整因素。在不確定性上升階段，企業傾向于通過提前采買來保證庫存管理，以對沖未來可能的供給沖擊或價格波動。

此外，價格因素亦不可忽視。價格中樞的整體抬升使得貿易的名義規模被動放大，而實際需求增速未必同步提升。尤其對于低收入、資源進口依賴型經濟體而言，價格上行不僅推高貿易額，同時也通過匯率與通脹渠道壓縮其實際增長空間，進一步加劇貿易與增長之間的背離。■

文章來源于“第一財經”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