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科學研究”的實然與應然

—— 基于公眾科學兩種研究傳統的分析

李 際1,2 譚力榕2

(1寧波財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2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公眾參與科學研究”（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PPSR）是當今“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研究的重要領域且高度交叉。但Web of Science的檢索結果揭示政治學并未被列入研究方向中；相關國內公眾科學項目研究也指出了實踐中忽視“認知分共”或“平等協同”的政治學意蘊的弊病。上述發現表明“公眾參與”更多的是“科學研究”的新研究方法，引發PPSR是社會科學問題研究的偽命題風險。

但“公眾科學”的提出者之一艾倫·埃爾文強調“科學公民權”（scientific citizenships），關注公眾權利并以達成包括公眾在內的社會共識為目標。后者形成的具體科學結論和行政決策未必是最優的，但確是共同承諾，實則為亞里士多德式的“求善”。他的主張在歐洲大陸得到了廣泛的接納和應用，事實上已成為一種廣泛認同的研究傳統，可稱為“公眾科學的歐洲大陸研究傳統”（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research tradition of citizen science）。但上述的實然僅僅是PPSR理論研究和早期實踐的狀態，后續發展并未支持上述結論，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失敗案例。

另一位獨立提出“公眾科學”的瑞克·伯尼強調自然科學視角的新穎科學研究方法所獲得的“真”，并在英語國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鑒于伯尼的獨立發端的研究起點及其在英語國家的廣泛應用趨勢，可稱為“公眾科學的英美研究傳統”（the Anglo-American research tradition of citizen science）。但其初衷與真實的效果存在反差，使得原本出于求真的目的而誕生的英美傳統反而增加了生態學知識與普遍的真之間的鴻溝。

造成上述實踐困境的直接原因是兩種研究傳統的單調且對立的傾向。大陸傳統強調了PPSR的政治學基調，具有了較強的社會建構論的色彩。在這個意義上，凸顯了“公眾”的地位，而淡化了“科學”的目的。反觀英美傳統，滿足科學研究的自身需求是推動實踐的直接動力，體現了PPSR的自然科學底色。在這個意義上，凸顯了“科學”的主體價值，而削弱了“公眾”的主體性。

但兩者并非必然的對立。科學史研究表明近代科學濫觴于早期的公眾科學家。此外，生態系統及其生態過程的演化與境決定了邏輯上得不到普遍的永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研究轉變成為了人類社會的社會現象，具體科學問題背后潛藏著人類社會的動機——求真首先只是滿足人類社會的精神訴求，而求善也是人類社會的另一種精神訴求。同為精神訴求的具體形態和具體目標，兩者有邏輯貫通的可能。

因此，PPSR概念并非偽命題，它和傳統的職業科學研究與經典的職業科學共同體并不完全一致。這種不一致不僅表現在增加了參與科學研究的共同體的組分（公眾）的結構差異；更重要的是，研究對象特點引發的局部的（partial）、地方的、暫時的結果所產生的地方性知識對此前職業科學共同體專長的普遍性知識形成的知識生產的新挑戰。因此，PPSR具有不同于傳統的科學研究和科學共同體的本質差異與獨特知識論優勢。這種優勢既包括地方性知識的生產，也包括“共同的善”的達成。這與埃爾文采用復數形式（citizen sciences）強調了公眾科學實踐的多樣性的期待形成應和。

若PPSR的萌芽依賴于自然志時代的公眾的興趣驅動（interesting-driving），則當代PPSR的應用受公眾作為本地社區/共同體的重要組成而出于對自身利益的關心和維護的目的而參與科學研究的新動機的影響，即利益驅動（interest-driving）。這解釋了為何PPSR在健康醫學、生態學和環境治理呈現了應用繁榮。因此，必須滿足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從政治學視角而言，保障訴求實現的最直接手段就是保障參與的權利，即程序正義；其中，至少還包括政策制定者。據此，修正了珍妮弗·謝爾克等的PPSR的科學研究程序（見表1）。

表1 修訂后的PPSR的科學研究程序

作者簡介

李際，寧波財經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生態學哲學、生態學與社會、科學傳播。

譚力榕，云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科學文化。

項目資助

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我國公眾科學實踐的應用生態學哲學研究”（23BZX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