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驗公職人員的時候來了！

近日，江西九江多地發布通知，號召公職人員和黨員干部帶頭繳納物業費。

彭澤縣更明確，“絕不拖延推諉、不打折扣、不搞變通”，將物業費繳納作為干部評先評優和提拔重用的前置審核。

消息出來，網絡頗有些嘩然。按時交物業費本是法定義務，何以要用紅頭文件來號召某部分人“帶頭”履行？

公職人員帶頭交物業費，可否反過來問一問：

公職人員有沒有權利拒交物業費？

聽著像抬杠，但仔細想想，公職人員可否以“一個普通業主”的身份出場，而不預設道德標兵的角色？

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一批物業服務合同糾紛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子，說某物業公司在原物業服務合同終止后，拒不退場，也未向新物業公司履行交接義務，還要繼續收物業費。

法院的判決是：不予支持。

合同已終止，賴著不走，還要業主掏錢？

判決沒說讓哪個干部帶頭交費、感化對方，它只說了一句法律本該說的話：“合同不在了，錢就別收了。”

進一步說，如果物業服務觸犯了底線，法律是不是也該給公職人員一個暫不交費或減免交費的明確說法？

《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條，對物業公司有規定：

物業服務人應當按照約定和物業的使用性質，妥善維修、養護、清潔、綠化和經營管理物業服務區域內的業主共有部分，維護物業服務區域內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護業主的人身、財產安全。

換言之，物業公司不只是掃掃地、看看門，還有對業主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保護責任。

根據《民法典》，至少有五類場景，是可以合法維權的。

它不是“特權”，也跟是否公職人員無關，而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第一：物業公司違法經營、侵害業主共有權益。

《民法典》第282條規定，利用業主共有部分產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屬于業主共有。

可現實呢？不少物業公司把這部分收益悄咪咪裝進口袋了吧。

2025年11月，南京江寧區博恩花園小區業委會起訴前物業公司，成功追回約771萬元公共收益及利息。

第二種：物業公司拒不退場、事實合同已經失效。

最高法2025年12月發布的典型案例指出：原物業合同終止后拒不退場的，法院對其索要物業費的主張不予支持。

第三種：物業公司采用非法手段催交費用。

最高法同一批典型案例明確，物業服務人不得通過影響業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交物業費，譬如門禁和電梯。

第四種：物業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危害業主人身財產安全。

《民法典》第942條寫著：物業服務人必須“采取合理措施保護業主的人身、財產安全”。

有些小區，車庫污水橫流，電梯隨時可能墜落，物業公司已然觸碰法律底線。

第五種：物業公司被業主大會依法解聘、拒不移交。

《民法典》第946條規定，業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決定解聘物業服務人的，可以解除物業服務合同。

以上五種情形，可以拒交物業費。這是物業公司自毀合約在先，與“覺悟高低”與“帶頭與否”無關。

遺憾的是，多地倡議書并沒有劃出界限，而是把公職人員裝進了道德筐子。無論物業服務好不好、無論對方有無違法，都得“絕不拖延推諉”。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公職人員該不該帶頭交費”，而在于誰來保證他們交的每一分錢，換來了等值服務？

九江的倡議書原文寫道：“對物業服務存在的問題，應通過合法途徑反映，不應以拒繳物業費方式處理”。

話本身不無道理，拒繳物業費有法律風險。

但在現實中，“合法途徑”往往是“漫長艱難”的代名詞。也許走完全部流程，物業公司早已人去樓空。

克而瑞物管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全國物業費收繳率從2020年的93%跌到2025年的71%，連續四年下滑。這只是一小部分人“覺悟不高”嗎？

物業糾紛的本質，從來不是“有些人覺悟不高”，而是業主、物業公司、監管部門之間責權利長期不對等。

身邊就有，物業公司肆意侵占公共收益，監管部門執法軟弱無力，個別領導干部享受“免單特權”。

矛盾尖銳如此，指望公職人員靠“覺悟”緩解行業危機，是解決問題，還是拖延問題？

讓普通公職人員來化解系統性矛盾，到底是“帶頭”，還是“墊背”？

實際上，更值得公職人員“帶頭”去做的，是那些物業糾紛中難而正確的事：

帶頭監督公共收益賬目、帶頭參與業委會籌備、帶頭督促監管部門履職。

這些比帶頭交錢難得多、累得多，卻有價值得多。

公職人員利用自身法律素養和組織能力，帶頭依法維權，必將成為法治社會的靚麗風景。

真正需補課的，不是公職人員的覺悟，而是物業服務行業的契約精神和主管部門的監管力度。

當物業公司服務達標，公共收益賬目透明，交物業費這件事根本不需要倡議書。

反之，服務低劣、侵占公共收益、拒不退場的物業公司，早就該站到審判臺前。

以法律為準繩、敢對掏錢“說不”的公職人員，或許正是法治最好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