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4日，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亞堪培拉戰爭紀念館向無名戰士墓獻花時那一跪，足以讓最后還對日本抱有一絲幻想的中國人徹底清醒，還繼續迷糊的人差不多就是故意裝睡了。

作為中國人，如何看待日本首相這一跪？當然不能因為日本對待歷史的選擇性態度而止于憤怒，而要深入分析日本這一跪之后的政治動機。

首先，高市早苗這一跪的性質，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國家向澳大利亞進行選擇性懺悔，目的是助力國家對外整體戰略的實現。

二戰后最有名的一跪是德國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1970年12月，聯邦德國（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訪問東歐時，到華沙的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并下跪。勃蘭特這一跪被西方主流媒體予以很高評價，“德國的總理跪下了，但是德國卻在全世界面前站立起來”，稱這一跪，讓德國人完成了“自我救贖”。兩年后，西德加入了聯合國，勃蘭特也獲得197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事后解釋選擇下跪是因為“語言已失去了表現力……”

然而，政客作為高度理性的政治人物，其行為選擇真的那么簡單，真的是主流媒體宣傳的他個人臨時起意嗎？勃蘭特為什么不對因德國侵略而死亡人數更多的斯拉夫人下跪？猶太人被屠殺600萬，但斯拉夫人卻因戰爭死亡4000萬。德國對猶太人的懺悔比較徹底，但向斯拉夫人的道歉卻很少。既然有選擇性，就不能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懺悔。德國對待科索沃戰爭以及對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也暴露其嚴重的雙重標準。

如果不是猶太資本自二戰之后逐步控制了美國的政治，而美國又在西德駐軍并對政治有很強的影響力，德國總理還會有那一跪嗎？與其說那一跪是勃蘭特代表國家表達懺悔，不如說是完成了德國政客向猶太人現實力量的服從性測試。

同樣，高市早苗這一跪也充滿選擇性，如果日本真的對侵略戰爭有反思和悔意，早就應該去制造了更多慘案的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跪拜了。而日本對待遭受更嚴重傷害的亞洲人民始終不老實，甚至對犯下的大屠殺罪行也加以否認，對“侵略”二字都三緘其口。

政客在外交公開場合，重大舉動從來都不是隨意而為。特別是像勃蘭特和高市早苗這樣早已千錘百煉成政治動物的高級政客，更是如此。

勃蘭特當時選擇在華沙下跪，還有一個重要背景，西德當時處于冷戰期間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前沿，如果戰爭爆發，其本土會首當其沖。西德與波蘭簽署《華沙條約》，雙方承認奧得河—尼斯河邊界，并承諾互不使用武力。該條約是西德總理勃蘭特“新東方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與華約和解，減輕東部防守壓力。

其次，日本首相為什么早不跪晚不跪，要在這個時候去澳大利亞代表日本下這一跪呢？

理解高市早苗下跪行為背后的政治動機，就需要考慮她這次訪問澳大利亞的目的以及西太博弈變化的大背景，當然還要結合日本的民族心理。

先看高市早苗訪問澳大利的目的。

高市早苗此次訪澳簽署了《經濟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重點是推進包括稀土在內的關鍵礦產的供應鏈合作，以及日本戰后最大軍售——向澳大利亞出口11艘“最上”級護衛艦。

日本更加重視與澳大利亞合作的背后原因是日本與中國的對抗在不斷升級。日本加強與澳大利亞的關鍵供應鏈合作是為了應對中國對日本實行的關鍵礦產限制措施。而加強軍事合作，是為了應對西太安全形勢的變化，主要是在美國淡化西太安全框架的條件下，如何在軍事上對抗中國。

相比較經濟層面的合作，日本可能更看重與澳大利亞的安全防務合作。

隨著東方大國實力的提升，西太軍事力量對比發生劇變，安全格局正在質變。日本處在這一板塊中尤為敏感：美國不斷減少在西太的部署——2024年底決定從日本撤走約9000名駐軍；2025年底撤走“堤豐”中程導彈系統；2026年因介入中東沖突，又從韓國調走薩德系統，抽調駐琉球的“的黎波里”號兩棲攻擊艦隊和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4月又抽調嘉手納聯隊的核心兵力。這些精銳被轉移，給日本帶來強烈的不安全感。

日本的安全就建立在“美日軍事同盟”之上，高度依賴美國軍事力量。但現在，日本發現美國對西太的重視越來越淡化，其時間點又恰逢日本與周邊大國關系緊張加劇的時期。

由于國內極右勢力獨大，現在的日本政府既不想放棄軍事干預臺海的野心，日本人認為臺灣問題關系日本海上重要運輸線的安全，高市早苗的“臺灣有事”就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就建立在這個認知之上；日本也不想坐視中國再次對日本形成碾壓式優勢——這會壓垮日本自近代形成的心理優勢。

日本應對形勢變化的選擇就是為對華一戰而擴軍備戰，為再次豪賭國運做準備。日本在這方面是認真的。

很多國人以為日本應該從美國的軍事部署調整中看到了實現國家獨立的機會，但日本人并不這么想，他們首要考慮的是借助美國遏制中國。我們認為被美國控制是屈辱，日本人卻認為是在利用美國。所以，當美國有從西太抽身的趨勢時，日本的第一反應是不安全感加劇，生怕成為“棄婦”。為了遏制中國，日本不惜繼續委身于美國，哪怕失去部分主權和尊嚴——在“遏制中國”與“國家正常化”之間，日本更看重前者。

隨著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美國的整體戰略收縮，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守住西半球，是新戰略的中心。美國當然不想主動放棄東半球，但也不會在東半球，特別是西太介入大規模軍事沖突。在力不從心時，也不會拘泥于“西太再平衡”的要求，繼續在西太維持60%的海空力量。美國作出這種調整，也是不得已。繼續重兵部署也看不到勝算，優質資源可能變成沉沒成本。特別是美國在中東直接下場對伊朗開戰卻灰頭土臉，失去中東和石油美元基礎的風險增大，西太更成了“雞肋”。

形勢比人強。因為實力的變化，此時此刻已不同于彼時彼刻，如果我們是特朗普，眼下也顧不上西太。但這對于日本是天大的問題。日本要考慮，美日軍事同盟被弱化，怎么辦？日本就要拉攏本地區的國家，建立一個即使沒有美國，也可以存續的軍事安全聯盟。為此，日本在近些年來做了大量工作和準備。日本和北約加強合作的同時，也與英國、德國、法國等北約重要國家簽訂防務方面的合作協議，比如與英國簽訂《互惠準入協定》，允許雙方在對方領土部署部隊，被日本國內智庫認為這是為“融入北約軍事合作框架、逐步降低對美國的單一依賴”積累條件。日本與德國準備簽訂類似協定。與法國簽署新版防務合作路線圖。與澳大利亞加強軍事防務合作也是為此——日本首相不惜用一跪來消解澳大利亞因日本二戰侵略歷史而存在的心理芥蒂。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完全取決于現實的需要，該跪的時候就跪。

再看看日本這個民族的特殊心理，這也是重點。

日本寧愿接受美國在本土駐軍，繼續做半殖民地，也不愿意接受中國的強大。日本本可以在中間保持更多的平衡，實現更獨立的主權，但這與其民族心理不符。

在西方崛起前的一兩千年里，日本大部分時間仰視中國，連國名都是中國王朝所賜——最初為“倭奴國”，東漢光武帝賜“漢委奴國王”金印，后被日本視為國寶；從7世紀起多次請求改名，到武則天時期才改為“日本”。

?日本人的慕強心理之強烈和根深蒂固，是我們這樣的大國所不能理解的。日本人對確定打不過的強者，從不認為選擇依附是多么丟人的事情。我們認為喪權辱國的事情，日本反而會甘之如飴，認為理所當然。

日本雖然與我們在地理上是鄰邦，但國民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差距之大卻像隔著整個太平洋。

日本永遠仰慕最強者。以前以學習中國禮樂制度和衣冠文物為榮，還在宋元之際形成以“中華正統”自居的魔幻心理，以“中華”或者“神州”自稱。但到了近代，發現工業革命后的西方超越了中國，便切換慕強對象，提出“脫亞入歐”，要“化我國為歐洲帝國，化我民為歐洲國民”，從而以歐洲人自居，覺得自己融入了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俯視亞洲其他國家，經濟鼎盛期還在亞洲正式推行“雁行模式”，以日本為“首雁”，繼而謀求更高的國際政治地位。

日本人極端慕強的另一面就是肆意凌弱。這種沒有道德底線的恃強凌弱才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民族心理整體特征，與西方的弱肉強食文化極為合拍。日本套用西方那套文明-野蠻敘事，將侵略亞洲美化為“解放”。

日對內既恭敬服從又搞“下克上”；對外既慕強又喜歡挑戰強者。如果被強者打服，就迅速變得恭順——對蘇聯、對美國都是如此。

因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是“島國”，夢想著走出島國控制大陸，卻又實力不足，于是在挑戰強者與服從強者之間來回跳躍。

現在，隨著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越來越接近整體的逆轉拐點，世界整體秩序東升西降的趨勢也日益明顯，中華民族的復興，必然要與美國在西太的存在發生沖突，把美國的力量擠壓出西太。日本現在又面臨著要不要再次切換慕強對象的選擇題。

但日本在心理上又不愿意接受近現代史上不如自己的中國再次成為壓制自己的存在，日本前駐澳大利亞大使山上信吾在接受澳媒采訪時的話很有代表性：“中國不配當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在戰場上取得重大成功”。日本前駐澳大利亞大使山上信吾在接受澳媒采訪時的話很有代表性：“中國不配當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在戰場上取得重大成功”。意思是：要讓日本接受中國成為新超級大國，就必須用一場軍事勝利來證明。

只要這場戰爭還沒有發生，日本人就會在心理上進行自我催眠，認為自己還有機會遏制中國，甚至還要創造機會打斷中國的再次崛起進程。只要不是戰敗的事實擺在面前，日本人在心理上就不愿意接受中國再次真正崛起的事實。

日本人就會自我催眠，認為自己還有機會遏制甚至打斷中國的崛起。只要不是戰敗的事實擺在面前，他們就不愿接受中國真正崛起。二戰末期，日本“大本營戰報”就靠情報自我催眠：中途島戰役謊稱擊沉美軍兩艘航母而自己只損失一艘；美日臺灣空戰后，日軍實際損失慘重，卻宣稱擊沉美軍航母11艘、擊落飛機112架，己方僅損失312架飛機。這種為達目的漠視現實的心態，助長了其一次又一次對更強對手的賭徒行為。

日本這種賭博心態現在又在心里瘋狂生長。日本的實力派政客麻生太郎就叫囂，“美國靠不住了，日本必須自己武裝自己，準備與中國一戰”。他的這番話在日本極右翼政客中非常有代表性。這番話在日本極右翼中很有代表性。當然也有清醒者，如石破茂提醒：“如果日本敢襲擊中國，將會遭遇滅頂之災。”但這樣的理性聲音不占主導，像鳩山由紀夫那樣主張中日友好的政客更是鳳毛麟角。

日本的慕強加賭徒心理不是現在才有。在蘇聯和美國成為超級大國之前，日本不也先后挑戰并襲擊過它們嗎？這種在我們看來不理智的行為，對日本人卻有某種“合理性”。

我們在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日本的民族心理特別是極右翼勢力的思維方式，是因為他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在日本的重大決策中往往發揮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對華政策還能回頭嗎？很難。需要打一頓。只要打服了，日本就會像對待美國那樣對待中國，到時候日本首相跪著懺悔道歉，就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了。

現在，隨著奧巴馬時代美國開始實施的“西太再平衡”正在被逆平衡。從美國政府發布對“印太同盟”也很少提了，印太安全框架的“四方機制”現在也基本停擺了。因為美國被伊朗牽制住了，現在顧不了那么多。日本現在的決策不是接受中國再次崛起的現實，而是要去做美國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加速，不斷采取敵視和挑釁中國的政策與行動，在臺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最核心利益，與中國的關系越來越緊張。

日本從官方到民間，對中國敵意的塑造都在加速。

2022年，自民黨的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并使用“敵國”一詞。

2023年《防衛白皮書》首次在官方層面稱中國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

2025年《防衛白皮書》計劃部署射程覆蓋中國東部沿海核心區域的武器。

2025年高市早苗上臺后，大幅增加軍費，超30%用于進攻性武器，放棄“專守防衛”，修改武器出口限制。

2026年4月正式啟動安保三文件再修訂，公然宣稱“為長期戰爭做準備”，高市稱其為“決定日本國運的關鍵大事”。

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在改變：高市早苗上任后多次越過臺灣問題紅線；2026年4月《外交藍皮書》通篇渲染“中國威脅”，把中國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降格為“重要鄰國”，刪掉“戰略互惠”表述。

??日本的民調顯示：2026年2月后，76%的日本人認為沒必要改善對華關系；對中國有親近感的僅7.3%，反感的達73.1%，三年翻倍。高市領導的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憑借對華強硬立場贏得幾十年一遇的勝利，就是因為其對華強硬態度與主流民意同頻。

雖然中日實力已與八十多年前迥然不同，但日本現在的意識形態和輿論氛圍，很像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對中國的敵視不僅停留在口頭，還在積極為軍事決戰而進行擴軍備戰。

?日本為何要如此敵視從未占領過日本本土的中國呢？一是源于對歷史罪惡遭清算的恐懼；二是出于對經濟疲軟的無奈——日本經濟已失去二十年、三十年，優勢產業凋零，汽車產業也面臨中國競爭；三是因為對未來前景黯淡的焦慮——錯過了互聯網，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也失去追趕能力，人均GDP從1995年的4.4萬美元，比美國高50%，跌至2025年的3.4萬美元，不到美國一半。未來的日本甚至可能被系統去工業化。

正是這些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恐懼、無奈和焦慮，與日本的民族心理特點結合，導致日本再次發動軍事突襲豪賭國運的概率很高，讓日本為了聯合澳大利亞對付我們而不惜一跪。我們未來最主要的軍事威脅，已經不是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日本，一定要警惕日本。如果日本繼續在軍國主義道路上飛奔，也最適合作為我們民族復興進程中的祭旗對象，一定要讓日本去軍事化和去工業化，從而一勞永逸解除日本對我們后代的威脅。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最主要提防的是不允許日本擁核。這樣的國家擁有核武是對周邊國家和整個世界的嚴重威脅。一旦日本暴露出這種企圖和行動，就應毫不猶豫地愿意聯合國憲章中地“敵國條款”，提前解除風險，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