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下放到軍區擔任副司令期間，他受到嚴密監控，生活中處處謹慎小心，害怕有人對他不懷好意

1968年4月的一個夜晚，沈陽軍區招待所小樓外驟然響起“打倒楊余傅”的口號。傅崇碧隔著窗簾聽了半天，愣是沒弄明白自己怎么就變成了這串名字里的第三個人。

他回到書桌前，腦海里仍回蕩著那一句句整齊的吼聲。幾小時前，他才從警衛員的只言片語里得知，“楊”是楊成武，“余”是空軍的余立金，可他與兩人并無私交。半個月來被軟禁在樓上，不見文件、不準會客，他只知道自己忽然從北京調來沈陽，卻沒準開什么會，也沒給什么任務。

記憶再往前推到3月22日中午。那天北京市區春寒料峭，傅崇碧在衛戍區機關剛開完會，電話驟響，要他立刻去總參。文件寫著：調任沈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即日動身。傅崇碧抬頭看著送信的參謀，脫口而出：“何必這么急，又不是打仗。”話音剛落，陳錫聯已拉他上車。傍晚，軍機騰空，機艙里氣氛僵硬，除了發動機的轟鳴，再無只言片語。

抵沈后，待遇似乎不錯——單獨院落、伙食標準不低，可大門口兩名持槍戰士晝夜值勤，電話被拔，報紙只給對折后的“國內外要聞”。表面上，他是軍區領導；實際上，除卻每日按時匯報“思想情況”，別無事可做。

衛戍區司令在平時就像京畿門戶的守門人。突然抽走這樣一員主將，本已說明情況反常。那年春天，中央對軍隊高層的調整頻繁而迅疾。有人說是為了“防修反修”，有人議論是內部斗爭的需要。種種風聲傳來傳去，卻沒有官方解釋。

1969年初，邊境局勢緊張，軍區通知他隨機關搬到遼源“備戰”。一列綠皮車夜里悄悄開動，車窗被報紙糊得嚴嚴實實。到礦區后，樓上依舊看守森嚴。醫生給他十片安眠藥，說是調劑睡眠，轉身卻被警衛調包，藥片上換成了維生素。傅崇碧心里一沉，此后陌生人遞過的水他一次也不敢喝。

有意思的是，任何微末的自由都要“試探”才能換來。院墻外有塊荒地，他提出想種蔬菜。起初被拒，后來批準。他松土、翻地、澆水，曬到第一縷正午陽光時，眼前發黑，扶樹站了好一會兒才緩過來。長時間封閉，身體竟先對陽光過敏。

1971年，林彪事件使氣氛出現松動。傅崇碧被允許到郊外水庫散步，身邊仍跟著保衛處長。走在堤上，風很大，他始終把雙手插進大衣口袋，沒有多說一句話。正當別人以為他在欣賞初冬水面，他卻在心里盤算：如果有人突然推我下去，是否留得住證據。

1973年春，軍區兩名干部攜帶厚厚一沓文件來訪，稱中央準備聽他談談這幾年“情況”。文件沒給他帶來答案，卻隱約透露出一種態度——風向正在改變。談話結束時，干部說：“組織上叫您安心。”他點頭，卻不敢追問。

1974年8月，他接到進京通知。進城那天，下車第一眼見到中南海懷仁堂，心跳幾乎要沖破軍服紐扣。周總理握住他的手，用略帶沙啞的聲音說：“這些年辛苦了。”兩人對視數秒，無須再多話。當天，他暫住西山招待所，屋外蟲鳴不斷，他卻整夜未眠。

1975年初春，他的任職令公開：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八年之前的職務，像被蒙塵的軍刀，被重新掛回原位。戰友前來寒暄，他只是請大家坐下，淡淡一句：“崗位還在，隊伍還在，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