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利福尼亞長大的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不是個傳統的好學生，他對學校的學習不感興趣，甚至對完成學業都沒有動力。由于曾被征入伍，加入了越南的海軍醫療隊，這激發了他對科學和醫學的興趣，他很快得到高學歷，并且成為一個有天賦、直言不諱的科學家。在國家衛生研究院，他引進新式技術迅速發現基因，并于1995年在他自己的研究所，測序了歷史上第一個活物種流感嗜血桿菌的基因組。這次成功激勵了他繼續向更加宏偉的整個人類基因組的目標前進——數十億的遺傳密碼字母將測試人類自身和計算能力的極限。文特爾不僅給自己設定了這個幾乎不可想象的宏偉目標，并挑戰由六國科學家組成的“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宣稱將先于“人類基因組計劃”完成測序。《解碼生命》一書正是“科學怪人”及“科學大牛”文特爾的自傳，講述了這位桀驁不馴的“問題少年”如何成長為“科學斗士”。

《解碼生命》

[美] J. 克雷格·文特爾 著

趙海軍 周海燕 譯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原力

撰文 | 李大光（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026年4月29日，美國著名科學家克里格·文特爾（Craig Venter）在圣地亞哥去世，享年79歲，這一消息由他創立的克雷格·文特爾研究所發布。據報道，他因癌癥治療的副作用短暫住院，最終離世。

文特爾是一位具有遠見的科學領軍人物，他的工作幫助奠定了現代基因組學根基，并開辟了合成生物學全新領域。他通過組建跨學科團隊，推動大膽理念和更快的方法，堅持科研發現必須落地轉化為現實社會價值，推動了科學和技術的變革。他還是強有力的聯邦科學資金支持者，推動了政府、學術界和產業界加速進步的合作伙伴關系。

克里格.文特爾（Craig Venter，1947-2026）

一

奇特的科學家，驚人的成果

進入 21 世紀后，最著名的科學事件之一大概就是文特爾團隊所謂“人造生命”的奇跡了。他們在2010年5月的《科學》雜志上宣布將人工合成的基因組植入了細菌細胞，得到表達人工基因組的新支原體。

關于研究過程，在各個語種的網站上都有非常詳盡的介紹。大概程序是：第一步，他們首先利用化學方法制備DNA堿基原料，并合成數百萬DNA片段；第二步，將這些片段組裝成DNA鏈，并形成完整的基因組；第三步，將合成的基因組注入剔除了遺傳物質的細菌中，激活細菌，最終構建出由人工合成基因組調控的細菌生命體。

《紐約時報》評價稱，這一成果標志著合成生物學這一新興科學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一些支持者認為，這項生物技術有著巨大潛能，比如創造出具有特殊功能的新微生物，用作替代石油和煤炭的綠色燃料，或用來幫助清除危險化學物質或輻射，或合成能消除過多二氧化碳的細菌以緩解全球變暖問題等。

其中，藻類曾被文特爾形容為是“用太陽光捕捉二氧化碳并將其轉化為燃料的終極生物系統。”藻類生物燃料被環境學家稱為“燃料藻”（oilgae），對解決人類能源問題有巨大潛在價值。這類燃料從藻類中提取，可加工為與傳統液體燃料兼容的碳氫化合物，直接適配現有能源使用體系。

文特爾的發現引起了質疑和爭論，甚至懷疑。但是他自己認為，他的發現是可靠的，并樂觀地預測他的技術不久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那時，人類將用他的技術生產生物能源，所有的能源問題將徹底解決，地球的污染和環境問題將不復存在。人類將開始新的，從未有過的生活方式。目前，小規模的相關實驗已在挪威和荷蘭等國家完成驗證，但是距離大規模普及仍需時日。

相較于他的生物能源技術，文特爾的“人造生命”技術給對人類社會倫理與認知的沖擊更為震撼。在2007年5月的美國《時代周刊》上，文特爾成為封面人物，其形象儼然一個生命創造者。

他的發現不僅僅引起學術界的爭論，更大爭議來自倫理界和宗教界。他宣布“人造生命”問世沒幾天，美國國會眾議院能源和商務委員會即要求文特爾出席特別聽證會。科學家為研究成果上國會接受質詢在美國罕見。不僅如此，美國總統奧巴馬更是要求美國生物倫理委員會督察此事。奧巴馬顯得很講究“進退有據”，他的指示是：“評估此研究將給醫學、環境、安全等領域帶來的任何潛在影響、利益和風險，并向聯邦政府提出行動建議。”

二

“科學壞小子”

文特爾被稱為“科學壞小子”（Badboy of Science），不僅僅是因為他膽子大，不拘傳統學術規矩。他的越戰服役經歷、社區大學出身的學歷背景，以及公然挑戰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舉動，早已引發全球關注。更關鍵的是，1998 年他引入風險投資，募資超 3 億美元創辦塞萊拉基因公司，高調宣布塞萊拉將用三年時間完成人類全基因組測序工作。

他采用的測序技術是把一個細胞的所有基因粉碎成無數DNA小片段，供測序機“破譯”。計算機處理由此生產的瑣碎數據，并把密碼拼接成基因組序列。這種名為“全基因組散彈槍測序法（Whole-Genome Shotgun Sequencing）”的技術，把巨量工作交給計算機完成，更高效、廉價、快速，但最初曾遭到學界主流批評質疑。

文特爾毫不避諱自身商業訴求，搶在公共科研項目之前完成人類基因組測序，搶占技術先機并申請基因圖譜專利。他押注全新測序技術可大幅提速基因解碼進程，以民營商業機構身份，正面抗衡多國政府聯合主導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并最終實現同臺領跑。文特爾身上桀驁不馴的性格、自幼養成的開拓闖蕩精神，在科學界大放異彩，也為全球科研模式發展留下了深刻思考。

文特爾的科研生涯始于學術和政府部門的實驗室，在那里他研發出了一種能夠發現功能基因的方法，這是自動化 DNA 測序技術的首批應用之一。1992 年，他與微生物基因組學家克萊爾·弗雷澤共同在馬里蘭州蓋瑟斯堡創立了基因組研究所（TIGR），二人結為伴侶并相伴 23 年。

1995 年，他們的團隊首次完成了自由生活生物體的基因組序列測定，即細菌嗜血流感桿菌的基因組序列，其包含 180 萬個堿基對的完整基因序列。1998 年，賽萊拉公司將新開發的全基因組散彈槍測序法用于人類基因組。而公共研究項目人類基因組計劃是按固定分段進行有序測序，文特爾強烈批評其進展緩慢、浪費資源且成本高昂。

2000 年，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出面斡旋，促成了這兩個項目之間的和解協議。隨后，6月26日在白宮宣布達成一致，并于次年分別于《自然》（Nature）和《科學》（Science）雜志公布了覆蓋大部分人類基因組的初步草圖序列。

縱觀文特爾在生物技術領域的一系列超前布局，核心驅動力離不開商業價值與產業收益。他曾樂觀直言，他的技術具備價值萬億美元市場的潛力，一旦全面產業化，他就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學帝國。

三

科學商人

據《紐約時報》報道，文特爾稱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獲取科研經費的獨特路徑”。他獲得經費的嘗試是成立“合成基因組”（Synthetic Genomics）公司，以商業化實體承載合成生物學研究，依托產業資本支撐基礎科研。

文特爾的研究方向吸引了大量投資。投資公司包括微軟、埃克森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BP）、馬來西亞一家從事礫巖開發的公司以及墨西哥幾家工業公司。在蓋茨投資之前，“拱創業伙伴”（Arch Venture Partners）、維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以及溫洛克公司（Venrock companies）也投入了大筆資金。

藻類能源可以通過太陽光轉化為無碳能源平臺，具備無可估量的經濟與生態價值。從產能效率來看，每英畝藻每年可以轉化2000加侖燃料，而棕櫚樹僅能產生650加侖，甘蔗僅能產生450加侖燃料，而玉米僅能產出250加侖燃料。藻類能源對任何能源企業都是巨大的商機。就是這種技術未來的感召力吸引了大量的工業界人士。與此同時，盡管這項技術前景十分廣闊，但以研發該技術為名義注冊成立、并承諾三年內即可實現商業化落地的公司卻寥寥無幾。

為吸引投資創建他的基因組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Genomic Research），他成立了三個基金會：基因組促進基金會（The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Genomics，即TCAG）、生物替代能源基金會（the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Energy Alternatives，即IBEA）以及克里格文特爾基金會（the J. Craig Venter Science Foundation）。全球權威媒體《時代周刊》曾這樣評價文特爾：他始終被科研突破、成果發表、學術榮譽乃至諾貝爾獎的榮譽期許所驅動，商業運作只是推進科學研究、取得科研成果的重要手段。

1992年，他創立了自己的非營利研究機構，采用結合私人資金與共享科學數據訪問的模式。后來成立的塞萊拉公司還成功測序了果蠅和小鼠的基因組，這兩類生物是科學研究中的關鍵模式動物。在2000年代初的技術危機之前，其公司在市場上的估值已處于高位。2002年，文特爾繼續布局前沿科學項目開發，重點推動合成生物的創造，并推動合成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他創辦了多家公司和研究中心，打造出了科學、技術和商業活動相結合的職業生涯。

盡管學界不少人對他以商業資本運作支撐公立科研、創辦私人研究機構的模式存有爭議，但也有大量業內人士認可這種新型科研路徑。多數人習慣將慈善捐贈與商業投資嚴格割裂，但任何資金投入，都存在助力人類文明發展或造成負面風險的雙向可能。有人認為，很少有人像文特爾一樣，對未來的技術具有遠見卓識的洞察力和預見，他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能夠通過自己的激情感動企業與他分享未來前景。

2005年到2010年，由于奧巴馬政府對合成生物技術感興趣，美國政府在這項技術上的投資達到4.3億美元，遠遠超過歐洲各國政府同期1.6億美元投資總和。文特爾的成功不僅僅在于他出色的商業運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科研政策轉變也給他的研究帶來了重要機會。

2010年我邀請康奈爾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傳播教授布魯斯·萊溫斯坦（Bruce Lewenstein）到中科院研究生院（現“中國科學院大學”）講課的時候，正是文特爾的“人造生命”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席間，我與萊溫斯坦談起此事，他說文特爾是一個“好科學家，但不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He is a good scientist，but not a great scientist. ”）。意思大概是說，“人造生命”核心成果并非文特爾親自實驗完成，而是他憑借出色的統籌能力與商業運作能力，從僅有科研構想起步，通過資源整合、資本對接，一步步落地研究、創辦機構；既獲得商界資本鼎力支持，又推動美國政府調整科研政策、投入財政資助，最終建成擁有 400 余名科研人員的大型研究所。文特爾堪稱新時代科研組織與發展模式的開拓者。

在文特爾等人推動個人基因組測序商業化之后，2007年，DNA雙螺旋結構共同發現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公布了自己的個人基因組序列。當時一次完整個人基因組測序成本仍高達約100萬美元。2009年，這一領域迎來了重大突破。斯坦福大學生物工程師斯蒂文·奎克（Stephen Quake）利用其創辦公司研發的單分子測序儀，僅耗時四周、花費約4.8萬美元便完成了對自己全基因組的測序。值得一提的是，奎克是自掏腰包支付了這筆測序費用。這臺體積如同大冰箱般的儀器，證明了個人基因組測序的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為了普及個人基因圖譜解讀，美國X Prize基金會宣布拿出1000萬美元尋求技術突破，在2019年前將個人基因圖譜解讀成本下降到1000美金。雖然這一計劃后來沒有完全按照最初設想推進，但它反映了當時科學界和民眾對于“千美元基因組時代”即將到來的強烈期待，比如普通家庭可通過完成家族基因測序，提前篩查遺傳病史與基因缺陷。隨著測序成本持續下降，個人基因組研究也開始逐漸進入醫學和公眾視野。

那么，X Prize Foundation是個什么組織呢？它既不是政府組織也不是研究所，而是純粹的NGO（非政府組織）。這個基金會成立于1995年，主要目的是鼓勵為了人類的福祉而進行基礎創新研究工作。這個基金會是非營利組織，主要工作是發起世界范圍內的大型國際獎勵競賽，以促進對研究和發展領域的投資。激勵投資的主要領域有：教育和全球發展；能源與環境；生命科學以及太空和海洋探索。

如今各國政府都非常重視科學和技術的重大影響，因此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主要投資方。但是在發達國家，科研投資已形成多元的投資模式。除政府投資以外，私人、慈善機構、企業等投資已占有巨大的比例。這些投資渠道彌補了政府投資必然會帶來的忽略多元需要的傾向，在彌補科研缺口和在激勵最初不受重視、沒有預見前景的領域，以及在遭遇倫理、政治或者某個領導人的偏見的時候，都會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A Life Decoded: My Genome: My Life”, Craig Venter,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September 30, 2008

[2] “The Genome War: How Craig Venter Tried to Capture the Code of Life and Save the World”, by James Shreeve, Ballantine Books, December 18, 2007

[3] “Genome pioneer Craig Venter dies: here’s how he transformed science”, by Ewen Callaway, Nature, 30 April 2026

[4] “The rich but complicated legacy of genome pioneer Craig Venter”，New Scientist, by Michael Marshall, 30 April 2026

[5] “克里格.文特爾的科研經費”, 李大光，《科學時報》，2011-06-23

[6]《解碼生命》作者: [美] 克雷格·文特爾，譯者: 趙海軍 / 周海燕，出版社: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2009-4

[7]《生命的未來：從雙螺旋到合成生命》，作者: [美] J.Craig Venter，譯者: 賈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年: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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