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危機發生后，當事人及其家屬的利益直接相關，都渴求妥善處理刑事危機，都在尋求對當事人及其家屬利益最大化的案件處理結果。而每個案件、每個階段的利益最大化處理結果都有所不同。

因此，隨著刑事訴訟的推進、案件形勢的逐漸明朗、對裁判結果接受度的變化，當事人家屬的訴求也隨著變化。

訴求變化的兩種趨勢 趨勢一：結果不理想 → 期待越來越低

如果案件各階段的處理結果總是不理想，則當事人家屬的訴求期待則會越來越低：

階段

家屬訴求

起初

相信當事人是被冤枉的，要幫他洗脫冤屈

發現確有犯罪事實

希望能逃避法律追究

無法逃避

追求沒有犯罪記錄（不移送、不起訴、免罰）

無法實現

希望不被羈押（取保候審、緩刑）

羈押無望

追求盡可能輕判

可能判死刑

保住命即可

隨著刑事訴訟的推進，當事人家屬的訴求會發生變化，越來越理性，越來越貼近案件裁判現實。

趨勢二：結果理想 → 期待越來越高

反之，如果起初案件結果比較理想，則當事人的訴求期待會越來越高：

• 偵查階段被取保候審 → 希望撤案、不起訴、無罪

• 肯定要被起訴 → 希望不被羈押、緩刑、免罰

• 經驗判斷最糟糕也就是緩刑 → 萌發無罪辯護的想法

• 認罪認罰獲得較輕結果 → 可能反悔，認為本可以爭取更好

? “人心不足”“欲望無窮”是人的常態，我們要理解并習以為常。

我們要理解當事人在極度悲觀的情況下，只要有一點希望就能得到安慰；在預定結果很糟糕的情況下，只要稍微好一點點的結果就能達到他們的預期。當事人的訴求期待會發生變化的，可能越來越高也可能越來越低。律師要能夠妥善處理他們的訴求期待變化問題，才能保持與家屬的良好溝通，取得他們的信任，更好幫助他們處理刑事危機。

三、典型案例 案例一：黃某涉嫌強奸罪一案

黃某是家中獨子，父母都有很好的工作崗位，黃某的父親還是公職人員。黃某在讀大學期間與女同學開房發生性關系后被女同學控告強奸。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對黃某以涉嫌強奸罪刑事立案并被采取取保候審措施。

事發后，黃某的父母非常焦慮，很擔心一旦被定罪，黃某的犯罪記錄會對他未來的工作、生活產生重大影響。每當看到黃某承受刑事案件的巨大壓力變得焦躁時，黃某的父母就感到更大的壓力。為了能達到很好的案件處理結果，黃某的父母動用了所有的資源，包括向公安系統、檢察院系統、法院系統的專業人員以及眾多律師，不斷咨詢求教，尋求他們能提供的各種幫助。希望能讓公安機關不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

盡管黃某家屬通過各種方式、各個渠道，進行了多次溝通，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最終案件還是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此時，撤案已經沒有機會，黃某的父母轉而希望案件能獲得檢察院不起訴的結果。黃某的父母繼續通過各種方式，與被害人家屬溝通、通過被害人家屬的親朋好友等人與被害人家屬溝通，希望能賠償獲得他們的諒解，促成案件妥善處理。為此，黃某的父母還愿意變賣房產籌集資金賠付給被害人，只要被害人愿意接受，賠償金額都好商量。結果被害人及其家屬都不愿意與黃某父母談賠償和解的事宜。無奈，黃某只能將希望寄托在律師的身上，希望專業能力可以在本案中發揮作用。

我們作為律師參與案件，研究案卷材料后發現，本案在是否構成強奸罪的定性上，確實存在較大爭議，我們認為不宜認定為強奸罪。在研究指控邏輯后，我們向檢察院提交理據充分的辯護意見。最終，經過長達一年的耐心等待，檢察院作出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不起訴決定。在收到不起訴決定書的那一刻，黃某和他的父母終于解脫了，不僅在經濟壓力方面解脫，更在精神壓力方面解脫。在絕大多數案件中，當事人家屬都會有此類表現，愿意為了挽救當事人到處奔走，甚至砸鍋賣鐵。

案例二：Z先生涉嫌合同詐騙罪一案

Z先生家屬的訴求和心態，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案發后家屬很渴望Z先生能逢兇化吉，能有無罪裁判的結果，家屬也不認為Z先生打工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在Z先生被羈押后，家屬希望能變更強制措施為取保候審，有罪無罪都沒有取保候審重要了，結果取保候審的訴求不被支持。

在審查起訴階段，Z先生家屬已經認識到無罪不太可能，轉而渴望得到盡可能輕微的量刑建議，家屬希望能認定從犯，判處有期徒刑3年左右，但檢察院不同意，未能達成認罪認罰。檢察院提出如果認罪認罰，建議量刑有期徒刑七年，家屬認為太重了，不接受。

一審法院判決10年，家屬情緒幾近崩潰，后悔當時組織當事人認罪認罰。二審階段，家屬的訴求再次降低，只希望能輕判一點，輕判一年是一年。家屬多次表示：“我現在只想讓他能減輕點，我知道減輕的幅度不會太大，但也要爭取，能減輕一年是一年，甚至直接認罪認罰我也同意，反正10年太多了，無法接受。”二審結果不論如何，家屬的訴求和心態又會再一次發生變化。本案中，Z先生家屬的心態和訴求發生了多次變化，實屬人之常情，情有可原。

結語

司法實踐中，幾乎在每一個案子中，當事人家屬都會有這樣的訴求，都會有類似的心態和訴求波動。理解他們的訴求變化，才能有效溝通，愉快合作，共同面對刑事危機。